3. 三十年前

高伯言走出驿馆的时候，天又开始飘雪了。

他没有回家，而是沿着镇子外围的土墙绕了一大圈，最后停在了镇北那座废弃的城隍庙前。这座庙荒了少说二十年，门楣上的匾额早不知去向，只剩两扇朽烂的木门在风里吱呀作响。院子里枯草丛生，积雪压断了香炉前的石灯柱，一派破败景象。

高伯言推开木门，走了进去。

正殿里空空荡荡，城隍爷的泥塑像倒在供台上，断成了三截。供台下的蒲团却还在，虽已发霉变色，但还看得出是当年善男信女跪拜祈福的旧物。高伯言站在蒲团前面，沉默了很久。

三十年前，他第一次跪在这里时，还不叫高伯言。

那时候他叫高真行，官拜左卫将军，是当朝数得着的实权人物之一。兄长高审行任户部侍郎，弟兄俩一个掌禁军一个管钱粮，在长安城里也算得上是门庭煊赫。

一切都终结在永隆元年。

那一年，章怀太子李贤被控谋反，牵连数百人，高家也在其中。高真行的三子高岐，在太子府任典膳丞，不过是个管膳食的微末小官，却因为一句“曾与太子共食”的供词，被下入大理寺狱。

案子审了不到半月，一道圣旨下来：将高岐交付其父高真行自管。

这在大唐律例中不算稀奇。按当时的株连规矩，将犯官家属交付族长管束，是一种恩典，意思是皇上不想赶尽杀绝，让你们自己清理门户。

可这恰恰是最残忍的恩典。

高真行跪在大理寺的台阶上，捧着那道圣旨，跪了整整一夜。兄长高审行跪在他旁边，弟兄俩谁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天亮的时候，高真行站起来，膝盖已经跪出了血。他看了一眼大理寺狱门的方向，转身对高审行说了一句话。

“带岐儿回家。”

押解高岐回家的那天，长安下着雨。高岐戴着手铐脚镣，从囚车上走下来，看见了站在门口的父母。这孩子十八岁，生得斯文俊秀，在狱中关了大半个月，人瘦了一圈，眼眶凹陷，嘴唇干裂，但见到父亲的那一刻，眼睛忽然亮了。

他以为父亲是来接他回家的。

高真行也确实是接他回家的。

只不过，不是活着回去。

那天夜里，高家的内院里传出三声惨叫。

第一声是高岐的——他进门的时候，高真行一刀刺入他的胸口。第二声也是高岐的——高审行补了一刀，割开了他的咽喉。第三声是母亲的——她扑在儿子尸体上，哭声撕心裂肺，像一头受伤的母兽。

高真行浑身是血地跪在院子里，对着苍天喊了一句：“臣高真行，已亲手除逆，以谢天恩！”

这件事传到高宗李治耳朵里时，据说皇帝沉默了整整一炷香的时间。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自陷无道，深亏名教。”

随即下诏，将高真行贬往睦州，高审行贬往渝州，永不叙用。

高真行没有去睦州。

他出了长安城便改名换姓，一路辗转来到寒鸦镇。这里地处偏僻，消息闭塞，镇上的人只知道他是个丧妻丧子、无家可归的退伍老兵，没有人会把他跟当年那个杀子邀功的酷吏联系在一起。

他在这里住了三十年。

三十年里，他做了两件事：收养高朗，和遗忘过去。

那个死在血泊中的少年，那个在他刀下睁大双眼的孩子，那双不可置信的、恐惧的、最终暗淡下去的眼睛——他用三十年的时间试图将它们从记忆中抹去。

但记忆是抹不掉的。

它只是沉到了意识的最底层，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胸口，让他每喘一口气都感到钝痛。

此刻，高伯言跪在城隍庙的蒲团上，双手撑地，额头抵着冰冷的青砖，呼吸粗重得像一头垂死的老牛。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这里了，上一次来还是高朗七岁那年，他大病了一场，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来给城隍爷磕了三个头，求神祇保佑这个孩子平安长大。

那时候他不怕死。

但现在他怕了。

他怕的不是死，而是死之前，高朗会知道真相。

知道那个把他从三岁养到十九岁的父亲，曾经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知道他从小仰望的这个沉默寡言、勤勤恳恳的老人，是个杀子的凶手。知道他自己——一个被收养的孤儿——或许只是某种赎罪的工具。

高伯言的手攥成了拳头，指节在青砖上磕出了血。三十年前的血，他以为早就干涸了，此刻却像是从某个看不见的伤口里重新涌了出来，温热的、黏稠的，流满了整个手掌。

这时候，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高伯言没有回头。

来人走进正殿，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空气里飘来一股淡淡的药草味，夹杂着皂角的气息。这个味道高伯言认得——是沈七郎。

“高老爷好兴致，”沈七郎的声音不紧不慢，“大老远的跑到这破庙里来，莫非是来给城隍爷上香？”

高伯言缓缓站起来，转过身，脸上已经恢复了一贯的平静。他看着沈七郎，没有说话。

沈七郎也不着急，双手抄在袖子里，靠在门框上，目光在破败的正殿里转了一圈，最后落在高伯言身上。

“我查了一晚上，总算查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张泛黄的纸片，展开来，借着门口漏进来的雪光念道，“永隆元年秋，左卫将军高真行、户部侍郎高审行，以刀杀子，诏令贬官。”

他收起纸片，看着高伯言，目光平静得像一口古井。

“高老爷，你说巧不巧？你姓高。这把遗留在现场的刀，也刻着高字。更巧的是，三十年前，刚好有一位姓高的将军，因为杀子被贬——”

“你到底想说什么？”高伯言的声音没有起伏。

“我想说的话，高老爷恐怕不愿意听。”沈七郎走近一步，“那个逃走的囚犯，我去查了押解文书的副本。他叫周良才，原是大理寺的狱卒，因为贪赃枉法被判流放岭南。你知道他在大理寺当差的时候，负责过哪桩案子吗？”

高伯言的瞳孔骤然收缩了一下。

“永隆元年的章怀太子案。”沈七郎一字一顿地说，“他见过高岐。也见过高真行。”

风从破门灌进来，吹动了地上的灰尘。两个人在城隍爷碎裂的泥塑前对峙着，隔着三步的距离，却像是隔了三十年的人间。

“周良才没有逃。”沈七郎忽然说。

高伯言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

“那个死在门槛上的官差，叫刘广，”沈七郎缓缓说，“我重新验了那道割喉的伤。刀口是从右往左划的，凶手用的是右手，这没错。但问题在于，刀口的走向是由下往上。这意味着什么？”

他没有等高伯言回答，自己接了下去：“意味着凶手比死者矮得多。一个孔武有力的成年男性流犯，他需要从下往上割一个差人的喉吗？”

高伯言的呼吸滞住了。

“周良才身高不过五尺，所以他才需要从下往上动手。”沈七郎的声音低了下去，“可那个失踪的囚犯，按押解文书上的描述，身高是五尺七寸。”

他顿了顿，像是在品味一个极其苦涩的秘密。

“高老爷，你说，一个身高五尺七寸的囚犯，杀了一个差人，然后消失了。而一个身高五尺的囚犯，反倒是留在了驿馆里，化名周良才，等着大雪封山，等着赵守业被杀，等着这把刻了高字的短刀从二十年后的某个角落里重新出现——”

“你等的，到底是什么？”

这句话不是对高伯言说的。

沈七郎话音刚落，破败的城隍庙侧殿里，忽然传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一个人影从阴影里走了出来。他身材矮小，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囚服，头上戴着破毡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他缓缓抬起头，露出一张苍老而扭曲的面孔。

然后他笑了，笑得极轻，极淡，像是三十年的恨意凝结成的一缕寒霜。

“高将军，别来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