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警组织里昂分部在收到卢瓦索的协查请求后，于法国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对莫罗庄园进行了突击搜查。搜查结果通过加密视频会议传回专案组办公室时，艾拉正在翻阅阿吉拉尔硬盘中最后一部分未破译的加密文件。屏幕上的法国探员戴着黑色战术头盔，手电光束在庄园主楼的石头走廊中扫过，照亮了墙上挂着的鹿头标本和一幅褪色的挂毯。
“庄园主楼已经清空。”法国探员的声音通过翻译器传来，带着电子合成的生硬感。“没有人在里面。但地下室有发现——一个大型的档案室，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地图上标注了六个红点。其中一个红点标注的就是卡森国家森林，已经被划掉了。另外五个分别在加拿大育空地区、墨西哥奇瓦瓦州、法国里昂、德国巴伐利亚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
“六个猎场。”艾拉说。她想起哈罗在录音中说过的一句话——“传统是可以移植的。”他不是在说抽象的可能性。他是在说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布局。六个猎场分布在四大洲，卡森国家森林只是其中之一。
法国探员将摄像头对准地图下方的文件柜。文件柜被撬开后，里面整齐排列着与阿卡迪亚围场密室中完全相同的烫金封面狩猎日志——六本，每个猎场一本。最早的一本标注为“里昂”，起始日期是1991年10月——埃蒂安·莫罗死后一年。日志中的猎手签名栏里，第一个名字是“C.莫罗”。
“C.莫罗从1991年开始就是里昂猎场的负责人。”科瓦尔斯基在屏幕前说。“那时哈罗已经移居美国，正在筹备新阿卡迪亚集团。他将旧世界的猎场交给了C.莫罗，自己在新世界扩展同样的模式。”
“C.莫罗今年多大？”艾拉问。
法国探员在庄园办公室中找到了一份人事档案，翻开后展示在摄像头前。档案照片上是一个约四十岁的男人，深色头发，五官与菲利帕·莫罗有四五分相似——同样的颧骨线条，同样的嘴唇弧度。但眼晴不同。菲利帕的眼睛是淡琥珀色，而这个男人的眼睛极深，几乎是纯黑色。
“克里斯托夫·莫罗。生于1985年。父亲：埃蒂安·莫罗。母亲：不详。出生地点：法国里昂。现任职务：凤凰保护服务公司执行董事，莫罗庄园所有者。在法国执法系统中无犯罪记录。但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数据库中，有一个与他关联的案号——1991年里昂索恩河畔森林谋杀案，嫌疑人编号2。”
“嫌疑人编号2。”卢瓦索重复道。“也就是说，1991年的第一场里昂围猎，C.莫罗是猎手。那时他几岁？”
“六岁。”艾拉说。她的声音在办公室中显得格外清晰。
屏幕上的法国探员沉默了一瞬，然后翻到了档案的下一页。下一页是一张彩色照片，拍摄于莫罗庄园的地下室——与阿卡迪亚围场地下室完全相同的金属笼，但更小，尺寸适合儿童。笼门上的黑板用粉笔写着一行法文：“克里斯托夫，第一次训练，1991年10月。”
“他不是猎手。”艾拉缓缓说。“他是猎物。哈罗在莫罗死后接管了他的遗产——包括他的女儿菲利帕，以及他的另一个孩子克里斯托夫。但他把男孩当成了猎手来训练。从六岁开始。在里昂的地下室里。”
卢瓦索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比平时更缓慢。“哈罗在里昂杀死了埃蒂安·莫罗。他留下了莫罗的两个孩子。一个被他培养成猎场的运营总监。另一个被他从六岁开始训练成猎手——可能从被迫参与围猎开始，一直到自愿为止。”
“就像他试图对乔做的那样。”艾拉说。“他给了乔一把猎刀，让他选择成为猎手。乔拒绝了。但如果乔当时没有拒绝——如果他在威胁和恐惧中拿起了那把刀——他就会变成另一个克里斯托夫。”
法国探员继续在地下室搜查。在档案室深处，他们发现了一个锁着的壁橱。壁橱被撬开后，里面放着一台老式磁带录音机和几十盘标注日期的磁带。法国探员播放了其中一盘——标注为“1995年3月，C.莫罗，第十次训练”。
磁带中传出的是一个男孩的声音，尖细而颤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念着一句话。哈罗的声音——年轻时的哈罗，仍然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温和地纠正他的发音：“不是‘我不能’。是‘我愿意’。再说一遍。”
男孩重复了一遍，声音中带着明显的压抑的哭泣：“我愿意。我为阿卡迪亚的传统服务。我是信使。”
“很好。你不再是11号了。从今天起，你是信使。这是你的新名字。”
艾拉示意科瓦尔斯基暂停播放。办公室内安静了几秒，只有暖气管道中水流的低响。
“11号。”她说。“菲利帕在法庭上提到，哈罗在里昂猎杀了她的父亲——数字8。但哈罗的录音中说数字8是莫罗，是他在里昂猎杀的唯一一个。他没有提过1到7。那些数字在哪里？”
“在克里斯托夫身上。”卢瓦索说。“他训练男孩，让男孩参与围猎，从六岁开始。1到7可能都是男孩自己被迫完成的猎杀——或者更糟。如果哈罗用围猎训练他，那么最初的猎物可能是男孩认识的某个人。母亲、保姆、庄园工人——任何在莫罗死后仍然留在庄园里的人。”
法国探员在壁橱深处找到了一个上锁的铁盒。铁盒被撬开后，里面整齐叠放着一套儿童尺寸的猎装，猎装胸口别着一枚银色的数字铭牌——“11”。猎装下面压着一本日记，日记本封面用儿童歪斜的笔迹写着“克里斯托夫·莫罗，1985年1月出生”。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2003年——克里斯托夫十八岁那年，也是菲利帕将庄园出售给阿卡迪亚基金会的那一年。
日记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菲利帕不知道我还活着。她说她要去美国。她说那里有一个叫阿卡迪亚的公司。我差一点就告诉她了。但信使不能告诉任何人。信使是沉默的。—C.M.”
法国探员将日记本翻到了中间某一页，投影在视频屏幕上。那一页的字迹比最后一页更稚嫩——可能写于男孩十岁或十一岁时。纸页上有明显的水渍，字迹被泪水模糊过。
“今天哈罗先生对我说——‘你父亲是我的导师。我杀了他是因为他太软弱。你不会软弱的，对吗？’我说——‘我不会软弱的。’但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是不想回到笼子里。—C.M.”
艾拉从屏幕前退后一步，靠在了办公桌边沿。
克里斯托夫·莫罗。生于1985年。埃蒂安·莫罗的幼子，菲利帕同父异母的弟弟——或者同父同母，档案中母亲一栏为“不详”。在父亲被杀后，他从六岁起被哈罗关进里昂庄园地下室的儿童尺寸的笼子中，被迫参与围猎，被迫念出“我是信使”的宣誓，被迫将编号从11改成了信使。他在笼子和猎装之间长大了，在日记中写下“信使是沉默的”，在父亲的庄园中独自活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姐姐菲利帕被哈罗带到美国，培养成运营总监，以为自己是莫罗家族唯一的幸存者。
而克里斯托夫留在了里昂，变成了信使。
“他在哈罗被捕后接管了阿卡迪亚网络在欧洲的运营。”科瓦尔斯基说。“他现在手上有阿吉拉尔。他提出了交换——用你交换阿吉拉尔。三天期限。他要你做什么？”
艾拉重新走到屏幕前，看着那张庄园地下室中儿童尺寸的铁笼照片。笼门上的粉笔字仍然清晰可见——“克里斯托夫，第一次训练，1991年10月”。那时他六岁。现在他四十一岁。三十五年的训练，三十五年的沉默。
“他不是要杀我。”艾拉说。“如果要杀我，他不会提出交换——他会直接派人来。他在信中说‘用15号交换’。他用的是哈罗给我编的编号。在阿卡迪亚的体系中，编号意味着身份。猎手有编号，猎物有编号。他想确认我的身份——不是作为警探，而是作为哈罗最后一个编号。也许他想知道哈罗在被捕前的最后一个猎物是什么样的。也许他想完成哈罗没有完成的那场年度围猎。”
“或者也许——”卢瓦索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带着某种更深的推测，“也许他想找一个能理解他在笼子里度过三十五年是什么感觉的人。他要求交换的人不是科瓦尔斯基，不是我，不是联邦检察官。是你。因为你是15号。他是11号。你们都是被哈罗编了号的人。”
办公室内的沉默被传真机突然启动的声音打断。一份来自法国里昂的传真缓缓吐出，是国际刑警组织里昂分部的紧急协查更新。传真上只有一行字：
“法国警方在莫罗庄园以北两公里处发现一辆被遗弃的厢型车。车内发现一名女性，身份正在确认。年龄约四十岁，中美洲裔，体征与阿吉拉尔医生吻合。生命体征稳定，但有明显营养不良和被拘禁的痕迹。手腕有被束缚的伤疤，背部发现新鲜刻痕——数字‘16’。女子被送往里昂圣心医院急救。意识恢复后反复念出一个词组：‘信使说——他不是11号了。他说他是凤凰。’”
艾拉将传真递给科瓦尔斯基。她的手指按在“背部发现新鲜刻痕——数字‘16’”这一行字上。
阿吉拉尔还活着。她被刻上了16号——哈罗被逮捕前最后的编号是15号艾拉本人，而16号是在哈罗被捕后新刻的。这意味着传统在哈罗被捕后仍然在延续——是信使，是克里斯托夫·莫罗，在哈罗被捕后继续执行了编号仪式。他给阿吉拉尔刻了16号。按照围猎的规则，刻号是围猎的第一步——麻醉、标记、释放、追逐、猎杀。但阿吉拉尔没有被猎杀。她被刻了号，然后被遗弃在一辆厢型车中，被留在距离庄园两公里处等待被人发现。
“他没有杀她。”艾拉说。“他放了她。”
“他刻了她，但没有按照规则完成围猎。”科瓦尔斯基翻阅着哈罗的规则书——那是联邦探员在围场密室中找到的烫金规则手册。“围猎规则第七条：猎物被编号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围猎。如果未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编号作废，猎物必须被释放且永远不得重新猎杀。这是埃蒂安·莫罗在1989年制定的原始规则中唯一一条对猎物的保护条款——哈罗把它保留了下来。”
“克里斯托夫知道这条规则。他故意违反了围猎——他刻了号，但没有猎杀。他把阿吉拉尔放了。”艾拉看着传真上阿吉拉尔反复念出的那句话。“信使说——他不是11号了。他说他是凤凰。”
凤凰。不是11号，不是信使，不是哈罗给他的任何编号。他自己选择了凤凰——从灰烬中重生的东西。哈罗的外接硬盘密码“PHOENIX1990”——1990年是莫罗死后那一年，也就是克里斯托夫被关进笼子的前一年。那个密码不是哈罗设置的。是克里斯托夫设置的。他用了一个哈罗不知道的密码，将哈罗三十五年来的所有罪证都存在那块硬盘里——不是替哈罗保存，而是替他收集。每一份录音，每一次围猎，每一个猎手的名字。然后他等着有人找到那块硬盘。
他等了十年。或者二十年。或者更久。然后联邦探员在哈罗办公桌的暗格中找到了它。
“他在帮我们。”科瓦尔斯基说，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他从一开始就在帮我们。那些音频文件——哈罗以为他在用它们来控制猎手，但实际上是克里斯托夫在帮执法部门建立证据档案。他用了三十五年等待一个机会，等到有人能走进围场，走到那块花岗岩密室，拿着哈罗的猎刀走出来。”
艾拉拨通了卢瓦索的电话。
“我需要你帮我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中查一件事。克里斯托夫·莫罗的出生记录——他的母亲是谁。”
卢瓦索的回答在十五分钟后到来。他的声音在电话中带着一种罕见的沉重。
“克里斯托夫·莫罗的母亲在法国民政登记系统中没有记录。但在埃蒂安·莫罗的私人日记中——这份日记被法国警方在2003年的档案中扫描存档——莫罗在1984年10月的一页中写道：‘她今天产下一名男婴。健康，哭声很响。我将他命名为克里斯托夫。我不能公开承认这个孩子。他的母亲是北非裔，在里昂社会中没有合法身份。如果这个孩子被登记为非婚生子，她会被驱逐出境。我决定将孩子登记为我的独生子，母亲不详。只有我知道她是谁。而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
“北非裔。”艾拉重复道。“1984年10月生产。1989年10月——五年后，哈罗猎杀了一个北非裔的男性，在他的背上刻了数字8。卢瓦索医生——那个数字8的无名死者。他是克里斯托夫的母亲。或者她的兄弟。或者她的父亲。他是莫罗庄园中除了埃蒂安·莫罗之外唯一一个知道克里斯托夫身份秘密的人。”
“而哈罗杀了他。”卢瓦索接过了话。“当着五岁的克里斯托夫的面，或者让他知道了。然后他用这场猎杀训练克里斯托夫——让他看着自己唯一剩下的亲人被刻上数字，扔进森林。”
艾拉将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她的另一只手握住了腰间乔的猎刀刀柄。
“所以他留下的不是复仇。”她说。“他留下了证据，等了三十五年。他救了阿吉拉尔，给她刻了号但放了她——不是为了遵守围猎规则，而是为了让她活下来作证。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从来不是。”
传真机再次启动。这次发来的是一封直接发送到专案组加密邮箱的电子邮件。邮件发件人地址是一个临时加密邮箱，正文只有一段话：
“克劳斯警探。我是克里斯托夫·莫罗。你看到这段文字时，阿吉拉尔医生已经安全。我在她背上刻的数字将在她皮肤愈合后消失——我用的是无菌手术刀，切口极浅，没有骨痂。围猎规则要求刻痕必须触及骨头。我没有触及骨头。我没有编号她。我只是留下了一个伤疤，让她在法庭上展示给陪审团看。她在后备箱里找到的矿泉水瓶下有我的指纹和DNA样本——现在法国警方有了完整的证据。明天我会自首。但在自首之前，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哈罗的六个猎场中，有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档案中。它不在里昂，不在巴伐利亚，不在育空，不在奇瓦瓦，不在塔斯马尼亚。它在华盛顿特区，代号‘法官’。‘法官’不是一个猎手。‘法官’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机构的代号。三十年来，围场中猎杀的每一个猎物的档案都经过‘法官’的审批。当你在法庭上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会认出来的。因为他的法袍下穿着猎装。—凤凰。”
艾拉读完邮件时，窗外的天色已经开始由黑转灰。她将邮件转发给科瓦尔斯基和米里亚姆·索托检察官，然后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
远处，联邦法院的穹顶在黎明的光中呈现出淡金色的轮廓。穹顶上的正义女神仍然蒙着眼，持剑的手在晨光中泛着石质的冷光。
而克里斯托夫·莫罗——凤凰——正在里昂等待着自首。他等了三十五年才走出笼子。他走出笼子的方式不是逃跑，不是复仇，而是将笼子的钥匙递给了执法部门。
艾拉将乔的猎刀从腰间解下来，握在手中。刀柄上的数字“3”在黎明的光线中反射出微弱的光。乔在三年前走进围场时，可能已经知道了克里斯托夫的存在。阿吉拉尔给了他名单，名单上有信使的名字。他可能试图联系过信使。他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但他留下的字条——“信使还在。她不是唯一一个后悔的”——现在读起来不像是一份情报，更像是一份遗嘱。
他用了“她”字。他指的不是克里斯托夫。他指的是阿吉拉尔。
而克里斯托夫是他自己的见证。
上午八点，庭审第六天将在三号法庭继续。今天哈罗将首次亲自出庭作证——他的辩护团队宣布他将行使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的自我辩护权，在自己的案件中作证。届时他将面对米里亚姆·索托的交叉询问。
而艾拉知道，当她今天走进法庭时，她会用克里斯托夫给她的线索，重新审视法庭中每一个穿着法袍的人。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