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正赫被救出的消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被一家网络媒体率先披露。报道的标题使用了“警方突袭冷杉林，失踪学者获救”的中性措辞，配图是一张模糊的远景照片，画面中几个穿着警服的人影正从一栋灰白色建筑中走出，中间搀扶着一个身形瘦削、裹着保温毯的人。照片的拍摄角度在警戒线之外，显然是有路过的当地居民用手机拍摄后卖给媒体的。
秦朗看到这篇报道时，正坐在科学搜查研究所机房的折叠床上，用一罐冰咖啡强撑着最后一丝清醒。崔正赫在他对面的工作台前，将手腕上的黑色环形装置接入沙箱虚拟机的隔离接口，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屏幕上的代码行以肉眼看不清的速度向上滚动。早川在旁边同步监控着反向广播抑制代码的编译进度，眼睛里布满血丝，桌面上堆着三个空便当盒和四个空咖啡罐。
“编译进度百分之七十三，”早川说，“预计还需要四十分钟。”
秦朗点了点头，然后他的手机响了。不是松本的来电，而是一个陌生的网络号码。他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声音，彬彬有礼但开门见山：“秦法医您好，我是创世重工外聘法律顾问团的山崎。我们代表绪方诚先生，向您传达一项正式请求。绪方先生希望能与您进行一次私下会面，就深海计划相关事宜交换意见。我们理解您目前正在协助警方进行调查，但绪方先生强调，有些信息他希望亲自告诉您，而非通过警方转达。这是我们出于对您专业精神的尊重而发出的邀请。”
秦朗听完这段话，沉默了几秒，然后平静地说：“如果绪方先生愿意自首，他可以随时到警视厅做口供。我不需要和他私下见面。”说完挂断了电话。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挂断这通电话的同时，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悄然打响了。一家拥有数百万粉丝的东都本地资讯账号发布了一条长文，标题极具煽动性——《冷杉林“救援”背后的真相：被激进法医绑架的司法程序？》。长文的论点并不新鲜，但被包装得极其精巧：它不直接否认纳米装置的存在，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搜查程序的合法性——搜查令的申请时间是否合规？科学搜查研究所是否有权私自备份深海计划的商业机密数据？秦朗作为法医在案件尚未进入庭审阶段便频繁接触媒体，是否构成对嫌疑人公平受审权的侵害？
长文的评论区在发布后半小时内涌入了上千条回复，最热门的一条评论只有一行字：“这位秦法医是不是之前解剖留学生遗体的那个人？他难道不该避嫌吗？”后面跟着一个链接，指向秦朗三个月前在法医学年会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脑神经损伤鉴定的学术演讲，视频截图中他穿着白大褂站在讲台上，表情严肃，恰好被定格在一个看起来有些咄咄逼人的角度。
松本在凌晨五点打来电话，声音里的疲惫压过了怒火：“秦朗，你打开电视看看。东都电视台的晨间新闻节目刚播了一条你的专题——他们把你描述成一个越权行事、试图用物证绑架舆论的‘失控法医’。节目组请了一个法律评论员和一个科技伦理学者，两个人一唱一和，一个质疑你的证据采集程序，一个暗示你对人工智能技术存在偏见。他们没说你违法，但每一个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潜台词——你不可信。”
秦朗没有开电视。他打开手机上的社交媒体应用，看到自己的名字——秦朗——出现在实时热搜榜的第十七位。对于一个法医来说，这个位置既荒诞又危险。他点进去，看到的内容比松本描述的更加复杂：有人贴出了他曾在科学搜查研究所的公开讲座中引用过的几句关于“技术必须被法律约束”的言论，断章取义地塑造成他“仇恨科技进步”的证据；有人翻出了他十年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鉴定伦理的论文，从中截取了他批评某些法医机构滥用权力的段落，将这些段落拼接到完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解读；甚至有人拿他的个人生活做文章——他至今独身、住在研究所附近的一间单身公寓里、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被描述成“一个与社会脱节的偏执者，在尸体堆里寻找存在感”。
秦朗将手机屏幕向下扣在桌面上，深吸了一口气。他花了将近一分钟让自己从那些尖刻的文字中抽离出来，然后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崔正赫的代码编译进度上。进度条走到了百分之八十九，崔正赫的敲击速度丝毫没有减慢，那双瘦得骨节分明的手在键盘上跳动时却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精确——仿佛他正在用代码偿还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债务。
“他们不是想证明我错了，”秦朗对松本说，“他们是想让所有人相信，真相本身并不重要。只要讲出真相的人被搞臭了，那么真相就可以被扔进垃圾桶，不需要任何人动手去销毁它。这是一种比销毁证据更优雅的灭口方式，因为它不留下任何物证。”
松本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还有一件事。我刚收到消息，创世重工通过韩民国驻东瀛领事馆向外交部提出了交涉，声称警方的搜查行动涉及深海技术多项核心商业机密，属于对知识产权的严重侵害。他们要求所有被查扣的电子数据和物证必须在国际专利律师的全程监督下进行审查，审查完成之前不得对外公开。领事馆已经受理了交涉，这意味着我们即将面临来自韩民国的外交压力。”
秦朗的心往下沉了一寸。文智宇是韩民国公民。韩民国领事馆从案发第一天起就在关注这起案件，他们的立场始终是优先保护本国公民权益。但创世重工的律师团巧妙地将“保护本国公民”与“保护知识产权”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焊接在了一起——他们告诉领事馆，如果深海技术的商业机密被泄露，韩民国与东瀛国之间的科技合作项目将受到严重影响，包括那些在韩民国境内为当地青年提供就业机会的合资企业。这不是威胁，这是用两国外交关系做谈判筹码。
早川在旁边低声骂了一句。他正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另一条更令人不安的消息——韩民国国内的一些网民已经将文智宇的案件与数年前两国之间的某起敏感事件联系起来，开始使用民族主义叙事来重新解读这起案件。“东瀛国企业拿韩民国留学生当实验动物”，这个标题正在韩民国的社交平台上迅速发酵，评论区已经变成了两国网民互相攻击的战场。那些真正应该被讨论的问题——纳米装置的来源、共情回路的缺陷、灭口指令的路径——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情绪化骂战中，变成了无人关心的背景噪音。
“有人在操纵舆论方向，”秦朗说，“把一起刑事案件变成外交摩擦，把外交摩擦变成民族对立。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引向那些更容易激发愤怒和恐惧的叙事时，就没有人去追查十七层的服务器日志、冷存储节点的加密数据、以及绪方诚亲笔签署的那份知情同意书了。他们不需要删掉这些证据——他们只需要让讨论这些证据的人看起来像叛徒。”
崔正赫在这时终于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指。他缓缓转身，用沙哑的嗓音说：“编译完成。反向广播抑制代码已就绪。但它的运行有一个前提——所有仍处于待命状态的纳米装置必须被找到，并放置在信号覆盖范围内。否则它们将继续保持休眠状态，直到下一次被渊海激活。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受试者名单，以及所有标注为‘待命’的受试者当前所在位置。”
秦朗将松本之前给他的那份受试者名单调出来，传给崔正赫。名单上有十三个无法联系到的受试者，分布在东都及周边数个县市，其中三人目前居住地址不详，六人拒绝配合警方安排，四人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这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装着一枚可以在任何时刻被远程激活的致命装置，他们以为“深海计划”只是一次普通的学术实验，自己只是拿了一笔志愿者津贴，在表格上签了个名字。
“我们必须在渊海找到新的中继途径之前，把这些人一个不剩地找出来。”秦朗站起身，风衣的下摆扫过桌角的空咖啡罐，“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让舆论的绞杀掩盖物证的声音。松本警部补，帮我约一个记者，不是东都电视台的，不是任何一家创世重工可能渗透的主流媒体。找一家独立的、愿意如实报道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我要把文智宇的知情同意书和绪方诚的签名公之于众。”
松本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有把握吗？一旦那份同意书公开，你就会成为创世重工整个法律机器攻击的核心目标。他们有全东瀛国最好的律师，有最深厚的外交人脉，有能力让你在任何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付出代价。”
秦朗把手机从桌面上翻过来，看了一眼屏幕上那些仍在不断刷新的恶意评论，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他对松本说：“他们可以攻击我，可以收买媒体，可以操纵舆论，可以用外交压力拖延调查——但没有人能在受试者名单上那十三个人的体内装置被激活之前，替我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连法医都不敢在伪善面前说真话，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有资格说我站在死者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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