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在第二天上午十点打来电话。艾琳正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从冷溪镇带回来的那张照片——桥上微笑的年轻女人——和一份刚从档案柜深处翻出的北州第五寄养中心资金流向表。电话铃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响了不到一声就被接起来。
“费尔温基金会还在运作。”马库斯开门见山，声音里带着熬夜之后的沙哑，“总部搬到了东州首府普利茅斯，名字改成了‘费尔温社会政策研究所’。表面上做的是公共政策研究和慈善捐赠，实际上——你猜怎么着——过去二十年他们资助了至少六个州级司法改革项目，全都是推动加重刑罚和限制人身保护令的。”
艾琳把照片扣在桌面上。“资金来源呢？”
“复杂得很。有私人信托，有匿名捐赠，还有几笔来自海外空壳公司的汇款。但最核心的那笔钱，从七十年代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马库斯停顿了一下，键盘声噼里啪啦响了一阵，“来自一个叫‘艾略特家族信托’的机构。信托的设立人叫查尔斯·艾略特，一九五八年去世。他儿子叫阿瑟·艾略特，是北州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授。”
“阿瑟·艾略特。”艾琳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没听过？你不看法律评论的吧。这个人是联邦刑罚改革运动的核心理论家，三十年前写的那本《刑罚的边界》至今还是法学院的必读书。他的核心观点是——刑罚的根本目的不是改造，而是隔离。他把罪犯称为‘社会结构的自然排泄物’，主张用更有效率的方法识别和隔离潜在犯罪人群。”
艾琳沉默了两秒。她确实没读过这本书，但她在法学院听过这个论点——教授们在讨论联邦量刑指南改革时引用过，通常把它放在“极端司法保守主义”的栏目下面。她从来没想过这个理论会和维克多·凯恩之间隔着任何联系。
“阿瑟·艾略特还活着？”
“活着。七十八岁，退休了，住在东州普利茅斯市郊的一个庄园里。费尔温研究所的董事会名单上有他的名字，职位是‘荣誉主席’。顺便告诉你，劳伦斯·哈洛在成为联邦检察官之前，是艾略特在北州大学带的第一批博士生。”
艾琳从椅子上站起来。办公室窗外的北州城正在下雨，灰色的雨幕把州法院大楼的穹顶冲刷得模糊不清，像一幅正在融化的铅笔画。
“给我一个小时。我打给你。”
她挂断电话，拿起外套往外走。途经走廊尽头那台老旧的复印机时，她的脚步忽然停住了。
复印机旁边的公告板上贴着一张过期的法院公告，上面印着北州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官方照片。艾琳的目光落在中间那张脸上——灰白头发，银边眼镜，深蓝色法袍，嘴角挂着一丝克制的微笑。大法官马尔科姆·布罗德里克，七十岁，联邦司法系统里最保守的声音之一，过去十年间撰写了超过四十份限制人身保护令的多数意见。他的名字下面标注着他的母校——北州大学法学院，一九七八届。他的导师栏里写着一个名字：阿瑟·艾略特。
艾琳盯着那行字，觉得整个办公室的温度下降了几度。她忽然想起了第七巡回上诉法院在威尔逊诉科科伦案里的判决——联邦法院不能仅仅因为州法院的分析有问题就推翻判决。这个判决的逻辑基石正是布罗德里克大法官在五年前某份判决中首先提出的“司法遵从原则”。而现在，维克多·凯恩的案子正在沿着这条原则铺好的铁轨，全速驶向注射台。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公告板上的那张法院公告取下来，折好放进公文包里。然后她推开门，走进了雨里。
亨茨维尔惩戒中心的停车场在雨中显得格外空旷。莫罗还是坐在那扇防弹玻璃后面，看到艾琳时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一个在死囚监狱工作了二十年的人，早已不再对任何人产生好奇心。
“又是你啊。今天不是探视日。”
“我是他的律师。”艾琳把证件贴上去，“法律规定我随时可以见。”
莫罗慢慢吞吞地核对了信息，按下了电动门的开关。铁门吱呀一声打开，露出那条刷着惨白油漆的走廊。三号会见室和上一次一模一样：不锈钢桌子，塑料椅子，铁丝网隔断，监控摄像头在天花板角落里闪着不变的红色光点。
维克多·凯恩被带进来的时候，艾琳注意到他手腕上的镣铐比上次更紧了些，铁环在皮肤上勒出了青紫色的痕迹。他的动作更慢了，像是在水下行走，每一步都拖着一道看不见的重量。
“你的手腕怎么了？”
“他们换了副新的。”凯恩坐下来，语气像在描述天气，“旧的生锈了，卡不紧。”
艾琳从公文包里拿出那张桥上女人的照片，贴在铁丝网上。
凯恩的身体僵住了。
那个反应不是恐惧，也不是愤怒。他的眼睛睁大了，嘴唇微微张开，像一个刚认出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又立刻意识到这个人已经死了的人。他的镣铐撞在不锈钢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你在哪里找到的？”他的声音变了。
“冷溪镇。一个叫多琳·克劳斯的前生活管理员保存了它。”艾琳盯着他的表情，“她说这张照片是你十一岁那年从劳伦斯·哈洛——那个来寄养中心探望你的‘赞助人’——手里拿到的。你对她说，这是你的妈妈。”
凯恩没有回答。他的目光锁在照片上，像是被钉住了。
“维克多，你真正的母亲在你出生后三天就走了。没有照片，没有信件，没有任何东西。这张照片上的女人不可能是你的母亲。但哈洛把照片给你的时候告诉你——这是你的母亲，她很爱你，她被一个背叛她的人害死了。”艾琳一字一顿地说，“他在你十一岁的时候就把‘背叛’这个词焊进了你的脑子里。和母亲的脸一起。和爱一起。你分不开它们，因为你从最开始就被训练成——把爱和背叛当成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字。”
铁丝网那边传来铁链抖动的声音。凯恩的双手在发抖，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个破裂的杯子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裂了。
“莉迪亚。”他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莉迪亚是——”
“她是被安排进你生活里的。”艾琳说，“多琳告诉我，自从哈洛把照片给你之后，你就开始做关于一个女人的梦。你在梦里听见她的声音，你知道她的名字——莉迪亚。你在还没见到她之前就知道她的名字。那不是梦，维克多。那是催眠暗示。有人在你十一岁的时候就在你脑子里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等了六年，等你十六岁被转到格拉斯顿制鞋厂——那家专门接收寄养中心出来的孩子的工厂——等着那颗种子在现实里找到对应的脸。”
凯恩闭上眼睛。他胸口起伏了几下，像是在克制某种即将溢出胸腔的东西。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那双眼睛里不再是死水，而是一种艾琳从未见过的情绪——恐惧。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更深层的、对真相的恐惧。
“加文·贝克。”艾琳继续说，“制鞋厂工会干事。他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死在制鞋厂后巷的。死因是颅骨骨折和失血过多。警方结论是抢劫杀人，但他的钱包在现场被发现，现金和信用卡都在。而且在案卷里，所有亲属栏都是空白。没有配偶，没有子女。”
“他有女儿。”凯恩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而急促，“莉迪亚是他的女儿。她告诉我她继父打她，每天晚上都在打。她说只有我才能帮她。她说——”
他停住了。
“那把匕首。”艾琳说。
凯恩的呼吸一下子变得粗重，像是在缺氧状态下跑了很长的路。
“她说她买了一把匕首。她说只有她继父死了她才能活下去。她把匕首递给我的时候手在发抖。她说——用这把刀，做你注定要做的事。”
会见室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电流声，整个空间被那种嗡嗡声填满，像一只巨大的耳朵贴在墙上听。
“你替她杀了加文·贝克。”艾琳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落地有声，“然后你发现莉迪亚根本不是什么受虐的女儿。她利用了你。她在那天晚上之后就消失了。你在制鞋厂的宿舍里等了她三天三夜，她没有回来。然后你明白了——你不是救她的人，你是她手里的一把刀。用完了就被丢掉。”
“不要说了。”凯恩的声音在颤抖。
“然后你开始杀那些背叛爱情的人。”艾琳没有停，“因为你必须为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找到一个出口。哈洛在你十一岁的时候告诉你——背叛必须用血来偿还。莉迪亚在你二十岁的时候证明了他说的没错。你被教成了一个方程，维克多。你按下了第一个变量——信任她，然后是第二个变量——为她杀人，然后是第三个变量——被她背叛。方程算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
她从公文包里抽出第一封情书的复印件，举到铁丝网前面。
“致我的爱人。我替你做了你要我做的事。但你走了。你没有告诉过我，做完之后你会走。”艾琳念着上面的字，“这不是写给受害者的。这是写给莉迪亚的。”
凯恩把脸埋进了带着镣铐的双手中。铁链垂在他膝盖上，像两截被折断的脊椎。
会见室安静了很久。监控摄像头的红色光点在他低垂的头上无声闪烁。
“你是怎么找到她的？”他终于开口，声音闷在掌心里。
“我还没有找到她。”艾琳说，“但我找到那个制造她的人。劳伦斯·哈洛。联邦检察官，费尔温基金会的赞助人，阿瑟·艾略特的第一个博士生。他一九九六年死了，死在北州最高法院门口，被一辆没有牌照的货车撞飞。他的死亡至今没有破。”
凯恩抬起头。他的眼眶是干的，但眼白上的血丝像红色的闪电一样绽开。
“他死了？”
“死了二十多年了。”艾琳说，“但他种在你脑子的东西没有死。那个东西在制鞋厂里等着，等了六年，等到你遇见一个叫莉迪亚的姑娘。而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在那六年里，维克多，有没有其他人接触过你？寄养中心出来之后，有没有人继续给你写信、打电话、或者用任何方式跟你保持联系？”
凯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戴镣铐的手做了一个动作——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三下。
“有信。”他说，“我在制鞋厂的工装柜里收到过信。没有署名，没有寄件地址。信上只有一句话。”
“什么话？”
“‘你准备好爱一个人了吗？’”
艾琳盯着他。日光灯的嗡鸣声忽然被放大了无数倍，她觉得那声音在震她的耳膜，在震她的胸腔。
“你回信了吗？”
“没有。”凯恩说，“但每次收到信之后，我都会做关于莉迪亚的梦。梦越来越清楚，她的脸、她的声音、她笑起来的时候左边嘴角先扬起来——我在遇见她之前就见过她所有的表情。”他的声音碎成了一片一片的，“我以为那是命运。我以为她是命中注定要来爱我然后背叛我的人。”
“那不是命运。”艾琳站起身，把照片和文件收回公文包，“那是一个实验。一个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实验。你从来就不是杀手，维克多。你是他们的实验结果。”
她转身朝铁门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凯恩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低得像是从铁丝网的缝隙里漏出来的。
“哈珀律师。”
她停下来，没有回头。
“我杀了七个人。也许不是我自己决定的——但那七个人还是我杀的。”凯恩的声音平稳得可怕，“你不用替我开脱。我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件事。”
“什么？”
“不是我想杀他们。是谁想杀他们。”
铁门在艾琳身后关上的声音比进来时沉重得多。走廊里的灯光依旧惨白，她的脚步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回音。经过前厅的时候，莫罗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嚼口香糖的嘴停下来半秒。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艾琳没有停。
“他的案子。有人跟我说你在帮他找什么违宪的漏洞。”莫罗拿起一个纸杯喝了口水，“你做这个干嘛？他是死定了。早晚的事。”
艾琳终于在玻璃窗前停下脚步。她看着莫罗那张毫无好奇心的脸，忽然觉得很累。
“因为他不是天生的怪物。”她说完这句话，自己都觉得这句话太轻了，像是用小刀对着钢铁墙壁在挖洞。
莫罗没有回答。他耸了耸肩，重新开始嚼口香糖。玻璃窗后面的收音机里放着某首老掉牙的乡村歌曲，歌词在唱什么破碎的心和回不了头的路。
雨比来时更大了。艾琳在停车场里走到一半就浑身湿透，但她没有跑。冰凉的雨水打在脸上有一种奇怪的清醒感，像是从一场昏沉的梦里被泼醒。
她拉开车门，坐进去，没有发动引擎。雨滴在挡风玻璃上汇聚成细小的河流，把窗外的惩戒中心切割成扭曲的碎块。北州最高法院那座穹顶大楼在雨幕后面隐约可见，像一个灰色的巨人蹲伏在城市的天际线上。
阿瑟·艾略特。劳伦斯·哈洛。加文·贝克。莉迪亚——那个在所有记录里都不存在的女人。费尔温基金会。北州第五寄养中心。四百多个孩子被从寄养中心输送到格拉斯顿制鞋厂。一个理论被写进法学院的教材，被装订成法律评论，被盖在联邦法院的钢印下面，然后流淌进真实的血肉之躯。
她掏出手机，拨通了马库斯的号码。
“帮我查一件事。”雨水从她头发上滴下来，落在座椅上洇开一片暗色，“寄养中心到制鞋厂这条线，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四年，到底有多少个维克多·凯恩？”
“你什么意思？”
“多琳说寄养中心在那三十年里转出了四百多个孩子到格拉斯顿。如果维克多只是一个实验样本——那其他的样本去哪里了？”
电话那头传来长久的沉默。艾琳听到马库斯又点了一支烟，这一次打火机响了两次才点燃。
“你是在告诉我——”马库斯的声音里带着某种艾琳从未听到过的迟疑，“除了凯恩以外，可能还有别人？”
“我不知道。”艾琳把额头抵在冰凉的方向盘上，“但哈洛死了，艾略特还活着。费尔温研究所还在运作。那个实验如果只产出了一个维克多·凯恩，他们不会把它当回事的。四百个孩子——四百个被种下种子的大脑——如果其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发了芽——”
她没有说完。
马库斯替她说完了。“那就是不止一个连环杀手。”
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发出沉闷的橡胶摩擦声。艾琳透过被雨水模糊的车窗，看到惩戒中心的探照灯在灰蒙蒙的天空里扫出一个又一个不紧不慢的圆圈，像是某种古老的计算器正在一分一秒地记录着什么。
“艾琳，”马库斯的声音变得非常轻，“如果他真的不止一个——那剩下的在哪里？”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深水里。
艾琳发动了车。引擎在雨中轰鸣了一声，灰色的轿车倒出停车位，驶向惩戒中心的大门口。守卫室的警卫挥了挥手放行，铁丝网大门在雨中缓缓拉开。
后视镜里，亨茨维尔惩戒中心灰色的混凝土大楼立在暴雨中，如同一块沉默的墓碑。但艾琳知道，那座楼里关着的不只是维克多·凯恩。那里面关着的是一段跨越三四十年的黑暗运算，是一个把人的情感当成代码来编写的社会工程，是一群穿着大衣别着钢笔的人在一个又一个孤单的孩子身上种下的种子。
而那些种子，也许已经开始在别处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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