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的电话在凌晨两点二十三分打进来。
艾琳正站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那台老旧的咖啡机前，看着黑色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进玻璃壶里，像是在数着她所剩无几的时间。她接起电话，按下免提，把手机放在堆满文件的桌面上。
“加文·贝克。”马库斯的声音比刚才清醒了很多，键盘敲击声密集如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四年在北州格拉斯顿镇的联合制鞋厂工作，工会干事，负责劳资谈判。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二日被发现死在制鞋厂三号仓库后面的巷子里。死因：颅骨骨折，合并失血过多。警方结论是抢劫杀人，但案卷里的现场照片和勘查记录有三处明显矛盾。”
“什么矛盾？”
“第一，他的钱包在现场被发现，现金和信用卡都在。第二，颅骨骨折的位置在后脑勺偏上，高度大约一米七——加文·贝克身高一米八三。第三，尸体被发现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这不像是挣扎之后会出现的姿势，更像是被人摆放过。”
艾琳端着咖啡杯的手指微微收紧。“案子是谁办的？”
“格拉斯顿镇警局，当年的警长叫克利福德·德雷克。报告是他亲自签的字。这个德雷克在二〇〇二年退休，现在住在佛罗里达——不在我们的辖区，不过我可以联系那边的熟人帮忙。”马库斯顿了顿，“但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
“说。”
“加文·贝克的社会关系记录里，所有亲属栏都是空白。没有配偶，没有子女，连远房表亲都没有。他的同事在证人笔录里提到过一句——贝克是个老光棍，一个人在格拉斯顿住了二十多年。”马库斯的声音沉了下去，“艾琳，如果莉迪亚·贝克是加文·贝克的女儿，那为什么在所有官方记录里，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办公室里只有咖啡机保温盘发出的细微呲呲声。艾琳盯着桌上摊开的案卷，目光落在“证人编号N-014”那几个字上。如果莉迪亚·贝克根本不存在，那这份证人记录是谁做的？那个住在制鞋厂女工宿舍的姑娘是谁？或者说——是什么？
“户籍数据库呢？”艾琳问。
“查了。北州户籍系统里，名叫莉迪亚·贝克且年龄在四十五到五十五岁之间的女性——零结果。扩大到全国范围，有三个同名同姓的，但一个在加州，两个在中西部，出生日期和格拉斯顿的那个都对不上。”键盘声停了，“我甚至回溯了格拉斯顿镇的出生登记。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〇年，没有叫莉迪亚·贝克的女婴在该镇出生。”
“但凯恩说她在那儿。”
“凯恩还说他不认识这个人。”马库斯的声音里带上了某种微妙的不安，“艾琳，让我理一下：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连环杀手告诉他的律师，他的初恋女友其实是他不认识的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被写进了他的案卷里，有名字有地址有证人编号，但在官方记录里查无此人。”
“没错。”
“你觉得是有人伪造了这个人。”
“不是觉得。”艾琳端起咖啡杯，发现自己的手还在抖，“凯恩童年被辗转寄养，有记录的情感障碍和记忆混乱。他告诉过我，在他的梦里，莉迪亚的脸比亲妈还清楚——但他同样说过，他从来就不认识一个叫莉迪亚·贝克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拥有严重创伤记忆的孩子，有人在你最脆弱的年纪给你植入一段记忆，你会分辨得出真假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艾琳听到马库斯点了根烟，打火机的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艾琳？”他吐出一口烟，“你在说有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普通人做成了杀人工具。这不是犯罪，这是——社会工程。实验级别的社会工程。”
“我知道。”艾琳放下咖啡杯，手指按在一份文件上——那是她从凯恩的监狱物品清单里翻出来的附件，列着他在死囚牢房里被允许保留的全部物品。“凯恩说他做梦梦见了那把匕首。刻着‘用这把刀，做你注定要做的事’。如果这把匕首真的存在过，那它一定在某个地方被登记过，或者被拍过照片。”
“警察的物证照片？”
“或者制鞋厂的工会档案。加文·贝克是工会干事，如果莉迪亚曾经住在制鞋厂的宿舍，那她应该在那里做过工。工厂会有雇佣记录，工资单，考勤表——总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
“格拉斯顿那个制鞋厂九十年代末就倒闭了。”马库斯说，“但我认识一个人，以前在北州劳工档案馆做档案管理员。她可能会知道那些旧档案的下落。”
“那去找她。”艾琳站起身，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步，“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你帮我查北州第五寄养中心的所有旧记录。”
“那个已经被封存了——”
“我知道被封存了。但封存不代表销毁。那些记录里一定有凯恩的档案。我想知道他在寄养中心的那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艾琳停在窗边。窗外的北州城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州法院大楼的穹顶亮着几盏孤零零的灯，像是某个巨大躯体的眼睛，正无声地注视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个未眠的人。
“艾琳。”马库斯的声音忽然变得严肃，“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维克多·凯恩真的是被制造出来的，那么制造他的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造一个连环杀手出来，对他有什么好处？”
艾琳没有回答。但她想起凯恩在第一封情书里写的那句话——“他们说爱是自由的，但自由的意思是你可以背叛它。背叛的代价是血，而血的温度比吻更真实。”
一个被设计出来的初恋。一场被预先写好的背叛。以及随后而来的七条人命。
“不是为了好处。”艾琳终于说，“是为了证明一件事：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挂断电话之后，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艾琳翻开了凯恩的审讯记录——那份标注着“机密”的复印件她费了很大力气才从北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档案部搞到手。审讯一共进行了四次，每次持续数小时。凯恩的回答始终一致：他杀了那些人，因为他们背叛了爱情。而当审讯员问他是如何知道那些人是“背叛者”的时候，他的回答是——
“有人告诉我的。”
审讯员追问：“谁告诉你的？”
凯恩的回答是沉默。
四次审讯，四次相同的沉默。审讯员换了三个，从地方警局的探员到州调查局的专家，没有人能让凯恩说出那个名字。他似乎宁愿承认自己是个冷血的连环杀手，也不愿意说出他背后的那个人。
或者说，他说不出来。
艾琳翻到审讯录像的文字说明页，发现第三次审讯发生在一个异常的时间点——凌晨三点十五分。通常的审讯不会选在这个时间进行，除非调查人员认为夜间的疲劳会削弱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但这个策略没有奏效，凯恩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表现得出奇平静。审讯员的笔记里写着：“嫌疑人呈现出的情感反应与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严重不匹配。他在描述杀人细节时语气平淡，如同在复述一份购物清单。”
但在第四次审讯的最后十分钟，审讯员问了一个不同的问题。
“维克多，你有没有爱过任何人？”
根据笔录记载，凯恩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沉默了将近两分钟。两分钟在审讯室里是一段漫长得足以让人发疯的时间。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波动。
“我爱过。但后来我发现那不是爱。那是一个任务。”
审讯员显然被这个回答击中了某个兴奋点，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在笔录里出现了大量下划线：“什么任务？”
凯恩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这是整份审讯记录里，唯一一次出现“如果”这个词。
艾琳把记录放下，揉了揉酸胀的眼睛。窗外的天色开始由黑转灰，黎明将至未至，北州城的轮廓从黑暗中一点点浮现出来，像一幅正在显影的相片。她忽然想到一件事。
加文·贝克死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尸检报告会记录每一个伤口的性质、深度、致伤工具的类型。如果他的死和凯恩有关，如果凯恩的“初恋”和加文·贝克的死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他们需要找到那把匕首。或者至少，找到匕首的照片。
她翻开加文·贝克死亡案的原始勘查记录复印件——马库斯在挂电话之前传给她一部分。现场勘查图标注了尸体的位置、朝向、周围物品分布。在三号仓库的巷子里，距离尸体不到三米的地方，勘查员记录了一个奇怪的细节：“地面发现一处不规则磨损痕迹，长约十二厘米，呈弧线形，疑似金属制品拖拽所致。”
艾琳的目光停在这一行字上。
金属制品。拖拽痕迹。十二厘米。
一把匕首。
她正要打电话给马库斯，手机先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区号来自北州北部的一个小城镇，前缀她不认识。
“哈珀律师。”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而急促，像是跑了很长的路，“你是维克多·凯恩的律师？”
“我是。您是哪位？”
“我叫多琳·克劳斯。我在北州第五寄养中心做过生活管理员，从一九六八年干到一九八五年。”
艾琳的呼吸顿住了。她下意识地捏紧了手机，指节抵在桌面上，感到一阵冰凉。
“克劳斯女士，您怎么知道我的号码？”
“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凯恩的处决日期。然后找了三天，才找到代理律师的名字。”那个女人的声音忽然颤抖起来，“他不能死。他不能就这么死了——不是因为他不该死，而是因为那些让他变成这样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他们应该站在审判席上，不是他。”
“您说‘那些人’——”
“我见过他们。”多琳·克劳斯说，“我见过那个男人。七十年代末，有一段时间每隔几个月就会来寄养中心，每次都点名要见维克多。他会把他带到院子里单独谈话。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奇怪，因为那个男人的穿着打扮不像社会工作者，也不像政府的人。他穿得太好了，说话的腔调也不一样。”
“那个人叫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院方从来不让我们问。但有一次——只有一次——院长在走廊里和他说话，我听见了一句。”
“什么？”
“院长叫他‘赞助人先生’。”
艾琳站在窗前。黎明正在窗外破土而出，第一缕阳光割开了北州的灰色地平线。她盯着那道光，手指冰凉，心脏在胸腔里撞得又快又沉。
“克劳斯女士，”她稳住声音，“您现在在哪儿？我需要见您一面。”
“不行。”多琳迅速打断她，“我不会去城里。他们还在找我。那家寄养中心解散之后，有三个前同事相继去世——一个是车祸，一个是服药过量，一个是家里的煤气泄漏。我把这些事告诉过警察，没人信我。”
“那我去找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多琳报了一个地址。那是北州北部一个连地图上都几乎找不到的小镇，离格拉斯顿不到四十英里。
“你一个人来。”她最后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不然我就走——这一次我不会再回来了。”
电话挂断了。
艾琳站在办公室中央，手里攥着手机，听到走廊里有清洁工推着拖把车经过的声音。那声音缓慢而有规律，轮子咯吱咯吱地响，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正在倒数着她不知道的某件事。
她把加文·贝克案的勘查图折起来，放进公文包。把咖啡倒进水槽。关掉办公室的灯。
在门关上的最后一刻，她的目光落在桌上那份审讯记录的最后几页——第四次审讯，时间是凌晨三点十五分结束。审讯员在笔记末尾写了一行红色墨水的小字，显然是在事后补充的。
她之前翻太快，漏了这一行。
艾琳走回桌前，拿起那份记录，凑到晨光下仔细辨认。
“审讯结束后，嫌疑人凯恩在押送回囚室途中忽然开口，对押送人员说：‘她告诉他我所有的弱点。我的害怕。我的习惯。我每次哭的时候会先眨几下眼睛。她全都知道——但她从来没有见过我。’押送人员询问嫌疑人说的是谁。嫌疑人没有回答。”
艾琳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停了一瞬间。
这句话写在审讯记录的最后一页，被归类为“无关陈述”，没有在法庭上被引述过，没有任何一位法官或陪审员注意到它的存在。但艾琳读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在敲击一根细细的琴弦，引发一阵低沉而持续的共振。
她告诉他我所有的弱点。
她从来没有见过我。
艾琳把这份记录装进公文包的最里层，拉上拉链。然后她推开门，走进走廊，朝电梯走去。她的脚步比来时快得多，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的声音急促而清脆。
清洁工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拖地。走廊重新安静下来，只有拖把的咯吱声和远处电梯到站的提示音。
还有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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