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一日，新京地方裁判所对令和6特(わ)第3846号金融商品取引法违反案的公开审理进入第三天。
安藤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他穿着深灰色西装，公文包放在膝盖上，里面装着藤堂雅美给他的那张时间表和铃木奏交给他的全部文件。旁听席大约坐了四十多人，大部分是媒体记者和案件相关人员的家属。田所浩一郎坐在被告席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深蓝色西装的领口别着一枚银色的领带夹，表情平静得像在参加一场例行的董事会。
检察官若林麻衣站在法庭中央，正在进行对被告的交叉询问。她的声音清晰而冷静，每一个问题都精准地切向田所浩一郎供述中的薄弱环节。
“被告，你主张去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期间，你通过亲属账户买入崇光精密工业股票的行为，是独立于业绩修正信息的投资判断。那么请你解释，为什么你的堂妹田所美咲在十月十三日深夜登录公司内部数据库查阅了包含业绩上修核心数据的文件，而你恰好在她查阅后的第二天开始大规模买入？”
田所浩一郎的律师站了起来。“异议。田所美咲女士查阅文件的行为与我当事人的投资决策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检方在试图建立——”
“异议驳回。”裁判长敲了一下法槌，“被告请回答检方的提问。”
田所浩一郎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用右手食指推了推眼镜。安藤注意到这个动作——他在金融厅的审讯室里见过无数次这种微小的肢体语言，它通常意味着嫌疑人正在切换自己的叙述模式，从“自然反应”切换到“构建回答”。
“我堂妹在总务部工作，她查阅内部文件是她的职责范围。我对她的具体工作内容并不了解，更不可能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将她的工作成果转化为我的投资决策。我的买入决定是基于对半导体市场供需关系的长期判断。”
若林没有继续追问。她转身走向检方席，拿起了一份文件。那是一份银行转账记录的打印件，安藤认出了上面的格式——那是他在案发初期追踪过的古董店账户流水。
“请被告看一下这份记录。去年十月十六日，在你通过亲属账户卖出全部崇光精密工业股票的当天，你的堂妹田所美咲的个人账户收到了一笔来自古董店账户的转账，金额为五百万日元。这家古董店的账户，正是你用来分流买入资金的中转账户之一。被告，这笔五百万日元是什么性质？”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若林刚才的提问将案情的核心推到了台前——资金不仅从田所流向亲属账户用于买入，还在获利后从同一账户流回了田所美咲的个人账户。这不是单向的信息泄露和利用，而是一个完整的、有回报的利益分配链条。
田所浩一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回答：“那是我对堂妹多年照顾的谢礼。与股票交易无关。”
“五百万日元的谢礼，恰好在你获利卖出的当天支付，恰好从你用于分流资金的中转账户支付，恰好支付给那个在你买入前查阅了未公开信息的亲属。”若林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速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像一根被逐渐拧紧的弦，“被告，你坚持这些全部是巧合吗？”
田所浩一郎的律师再次站起来，但这一次他没有立即喊出“异议”。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犹豫——不是对法律的犹豫，而是对策略的犹豫。安藤看到了那个表情。他知道辩护方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继续否认会导致可信度持续流失，但承认其中任何一环都会让整个防线崩塌。
裁判长宣布休庭二十分钟。
安藤起身走出法庭，在走廊的自动贩卖机前买了一杯咖啡。若林从后面走上来，她的脸色因为连续三天的庭审而显得有些疲惫，但眼神依然锐利。
“田所的律师今天下午可能会申请调取新的证据，”若林低声说，接过安藤递来的另一杯咖啡，“他们在拖延时间。但我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
安藤没有回答。他知道田所的律师在等什么。藤堂雅美的时间表上写得清清楚楚——八月十一日，田所浩一郎的辩护律师将向法庭提交一份新的证据申请，申请调取金融厅调查官安藤周平在案件调查期间“滥用职权调取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个人信息”的纪律处分记录。这份申请的真正目的不是为田所浩一郎辩护，而是将安藤本人的调查合法性置于聚光灯下，从而污染所有由安藤主导收集的证据的可信度。
这就是莉子的设计。她不需要伪造证据。她只需要利用系统中已经存在的裂缝——安藤越权调取光英女学院监控记录、滥用金融厅资源追查铃木贞子和铃木奏、以虚假名义从儿童咨询所调取莉子原始档案——所有这些行为都是真实的，都有记录可查。一旦在法庭上被正式提出质疑，3846号案件的证据链将从内部崩解。
“若林，”安藤放下咖啡杯，“如果接下来我的调查资格被质疑，你不要替我辩护。你继续推进案件，以田所美咲作为突破口。她不是主谋，她的心理防线比田所脆弱得多。”
若林盯着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你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
“我知道。”安藤说，“但你不能知道。因为你是案件的主办检察官，你需要与这件事保持距离。距离越远越好。”
若林还想说什么，但安藤已经转身走向走廊尽头。他推开防火门，进入楼梯间，沿着台阶向上走。这栋大楼一共有七层，旁听席在二楼，裁判庭在三楼，而档案室——存放着过去三十年间所有金融犯罪案件庭审记录的档案室——在五楼。
他需要查证藤堂雅美说过的一个细节。二十三年前，藤堂祐一郎在经办石田康彦案时，曾经将一份关键证据从庭审记录中删除——那份能够追溯到其他涉案官员的证据清单。如果藤堂雅美说的是真的，那么被删除的清单必须有一份副本留在档案室中。金融厅与地方裁判所共享案件档案，3846号的调查权限可以让他合法调阅这些历史卷宗。
五楼档案室的管理员是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妇人，戴着厚厚的眼镜，对安藤的调阅申请没有多问。她将他引到平成19年案件的档案区，指给他存放892号案件卷宗的铁柜，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织一件未完成的毛衣。
安藤打开铁柜，取出石田康彦案的庭审记录正本。这是他一周前调阅过的档案盒的副本，但正本比副本更完整——它包含了一份副本中被抽掉的附录文件。他用手指逐页翻查，一直翻到庭审记录的最后一页附件。
那是一份名为“关联案件参考清单”的文件，上面列出了石田康彦案审理期间被检方提及、但因各种原因未予追诉的相关案件。清单上一共有七个案件编号，涉及六家制药企业和三名厚生劳动省官员。每一个案件编号旁边都标注了一个结论——“证据不足，不予起诉”。
在清单的最下方，第七个案件编号后面，安藤看到了一个被修正液覆盖后重新书写的条目。修正液的白色覆盖层已经因年代久远而微微发黄，但透过纸背的光线，仍能辨认出原来写着的案件编号和结论。原结论是“证据充分，建议另案处理”，修正后的结论是“因与本案无关，不予记录”。
而第七个案件编号——安藤将它放大查看后，手指僵住了。这个编号他太熟悉了。令和6特(わ)第3846号。田所浩一郎案。二十三年前已经被列入石田康彦案的关联清单，结论是被修正液改为“不予记录”。
安藤将文件拍照，关掉档案柜。走出档案室时，那位老妇人仍然在织毛衣，针尖碰撞的细微声响在安静的档案室里回荡。她没有抬头。
走廊外的自动售货机嗡嗡作响。安藤手机震动了——来自夏帆的LINE消息。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莉子摊开的手掌，掌心放着一枚U盘，U盘外壳上用标签纸贴着四个字：“给爸爸的。”
安藤看了好几秒，然后拨通夏帆的电话。
“她在哪？”安藤问。
“隔壁房间。她说这个U盘里是关于你内部调查的东西。她说你可以选择亲自打开它，也可以选择交给若林检察官——无论哪种选择，你都会按照她的预期行动。”夏帆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经过极致恐惧后沉淀下来的冷静，“周平，她把这个U盘交给我时，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妈妈，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现在轮到他了。’”
安藤挂断电话，走下楼梯，推开裁判所的大门。八月的阳光炽热而刺眼，照在新京中央区的街道上，将柏油路面烤出一层虚幻的光泽。他站在台阶上，将手伸进口袋，触碰到了那张被折叠的时间表。纸的边缘已经被反复折叠磨出了细小的毛边。
他拿出手机，给若林发了一条消息：“今晚下班后，老地方见。我需要告诉你一些事情。”
消息发出后，他站在原地没有立刻离开。远处天空的积雨云正在堆积，预示着今年夏天第一场真正的台风即将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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