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格雷夫斯离开后，埃德温在前厅的壁炉残架前独自坐了将近一个小时。
蜡烛已经烧到了尽头，火苗在融化的蜡油中摇曳了几下，噗地一声熄灭了，留下一缕青烟在黑暗中袅袅上升。他没有重新点燃它。黑暗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需要驱散的东西——在雾凇庄园待了这些天，他逐渐习惯了与黑暗共处，就像习惯了与那些若有若无的脚步声、敲门声和断断续续的钢琴旋律共处一样。
塞缪尔提到了第六个人。一个在警察到来之前进入过地下室的人，一个拿走了真正的凶器的人，一个至今仍隐藏在层层记忆和谎言之下的未知因素。蕾奥诺拉在遗书中写的是“杀死他的，是我”，将自己描绘成唯一的主谋；马库斯在供词中说的是“我都做了”，将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但他们都刻意或无意地绕过了同一个问题——在肢解尸体的过程中，地下室里是否还有其他人？
他需要再问马库斯一次。不是通过警方，而是面对面。在格里姆将马库斯移送郡监狱之前，这是最后的机会。
翌日清晨，埃德温前往警局。格里姆对他的请求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用一种疲惫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亲自带他走进了拘留室所在的走廊。
“他这几天的状态越来越差，”格里姆边走边说，靴跟在水泥地面上敲出沉闷的回声，“不怎么吃东西，夜里几乎不睡。昨晚值班的警员说听见他在自言自语，贴门上去听，发现他在和蕾奥诺拉说话——不是祷告，不是忏悔，是说话。就好像她也在那个房间里一样。您进去以后注意分寸，如果他的情绪失控，立刻叫我们。”
拘留室很小，四壁是赤裸的水泥，高处有一扇装了铁栅栏的窄窗。晨光从窗口斜斜地射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被栅栏分割的光斑。马库斯·索恩坐在铁架床的边缘，背靠着墙壁，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囚服，胡茬在下巴上肆意生长，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与几天前在中介行里那个虽然恐惧却仍维持着体面的地产经纪人相比，他像是被某种东西从内部掏空了——眼眶深陷，颧骨突出，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
听到开门声，他缓缓抬起头。看见走进来的是埃德温，他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难以捉摸的情绪——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近乎解脱的确认，仿佛他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人。
“范肖先生，”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我知道您会再来。您找到了头骨，对不对？格里姆警长昨天告诉我了。在老榆树的树根下面。她把它放在一只铁桶里。”
埃德温在铁架床对面的木凳上坐下，没有回答，只是注视着马库斯，让他继续说话。
“二十年来，她几乎每个夜晚都去那片树林。冬天，夏天，下雨，下雪——她都会去。我跟踪过她两次。两次我都躲在树后面，看着她跪在那棵老榆树下，从铁桶里取出头骨，捧在手里，和它说话。她说的话我大部分听不清，但有一次风往我这个方向吹，我听到了几句。她说——‘今天我弹了那首曲子。我又弹错了那个音符。你没有听到，但弹错本身，就是我在告诉你，你输了。’”
马库斯停顿了一下，嘴角浮现出一个痉挛般的、不像笑的笑容。
“她疯了吗？也许。但这二十年来，谁是正常人呢？是那个被锁了五年后肢解了丈夫的女人？是那个帮她一起埋尸然后每晚都听见敲门声的男人？还是那些住在庄园隔壁、二十年来从不过问从塔楼窗口望出去的灯光为什么有时候半夜还亮着的邻居？没有人是正常的。这座镇子不过是一座更大的囚室——每个人都在假装墙不存在。”
埃德温静静地听完，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膝盖上。那是一张折叠的纸，纸上是蕾奥诺拉在剪报边缘写下的一行字：“那封信需要一个真正和德雷克集团有关的人提供信纸和印章。那个人是谁？”
他将纸递给马库斯。马库斯接过去，看了一眼，手指开始微微发抖。
“塞缪尔，”他低声说，“塞缪尔·格雷夫斯。当然是他。除了他还有谁能拿到德雷克的旧印章？维克托信任他。蕾奥诺拉也信任他。他同时为两边提供帮助——他帮维克托伪造了报价信，也帮蕾奥诺拉准备了藏身之处和假身份。他是一个双面镜，我们每个人都只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一面。”
“但他的角色不止于此。”埃德温说。
马库斯抬起头，与埃德温对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翻涌着某种复杂的东西——犹豫、恐惧、以及一丝被逼到绝境后破罐破摔的坦然。
“您说得对，”他说，声音变得更轻，像是怕被墙外的什么东西听到，“有些事情——关于塞缪尔·格雷夫斯——确实从一开始就不对劲。”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那天晚上，维克托在地下室里倒下之后，蕾奥诺拉做了那些事。我在旁边站了很久，久到地上的血开始凝固。然后我听到楼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不是从上面走下来的，是从通往后门的侧廊方向过来的。那条走廊平时是仆人用的，早在维克托的父亲去世后就废弃了，里面堆满了旧家具和杂物。但那晚有人从那堆杂物中走了出来。他穿着雨衣，帽檐压得很低，手里提着一盏马灯。当他走到地下室的光线范围内，我才认出他——是塞缪尔。”
马库斯的声音在颤抖，但他没有停下来。
“他没有参与那一切。他只是站在楼梯口的阴影里，看着蕾奥诺拉工作。她从头到尾没有抬头看他，也没有和他说话，就好像她知道他会在某个时刻出现。我也没有说话——我吓坏了。如果维克托能活着看到那个画面，他一定会疯掉：在他倒下之后，他的妻子在用他的剁刀分割他的身体，而他的地产律师、他多年的商业伙伴、他认为是自己唯一的朋友的人，正在一旁安静地观看，姿态从容，像是在审视一份合同的条款。”
“然后塞缪尔开口了。他没有问发生了什么，没有表示震惊，没有建议报警。他说的话我至今记得每一个字——他说：‘计划提前了。你需要的是时间。我能帮你的，就是给你时间。’他走到工具架前，拿起那把沾满血迹和碎骨的铁锤，把它用一块事先准备好的布料裹好，放进了他带来的公文包里。然后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另一把铁锤——一把和原来那把长得一模一样但锤头上没有任何血迹的替代品——挂在了工具架上。挂完之后他转向蕾奥诺拉：‘明天如果警察问起，你就说这面墙是新砌的，工人们留下的工具还放在这里。不要让警察怀疑任何一把工具。’”
“然后他走到我面前，用手杖抬起我的下巴，看着我的眼睛。他说——‘马库斯，你应该庆幸今晚站在这里的是我，不是别人。别人可能会去报警，而我不会。因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不想看到维克托再站起来。’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从侧廊原路退回去，消失在雨里。从头到尾不超过五分钟。”
马库斯停了下来，用一种近乎询问的目光看着埃德温。
“您能理解吗，范肖先生？那个在地产买卖上帮维克托和德雷克集团周旋的人，在维克托死后的第一时间就出现在了现场。他带走了一把沾满血的铁锤，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然后留下了一把干净的替代品。他没有报警，没有举报，没有任何人。他帮蕾奥诺拉处理了证据。他——”
“他掌控了一切。”埃德温接过话头。
马库斯闭上眼睛，像是终于把某种压在他胸口二十年不肯移开的重石搬掉了一样，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口气在他唇边颤动着散开，在清冷的空气中化成一小团白雾。
“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不是因为我不敢，是因为我说了也没有人信。塞缪尔·格雷夫斯是洛恩郡最有名望的地产律师之一，镇上的慈善委员会有他的名字，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有一面是他捐的。而我——我只是一个帮维克托管账的表弟，一个在雷雨之夜用锤子砸死他的人的凶手。谁会信我？”
埃德温站起身，走到拘留室门口，回头看了马库斯一眼。
“我会，”他说。
然后他推开门，走出了拘留室。身后传来马库斯的脚步声——不是往门口走，而是退回墙角，在铁架床上重新坐下。然后是一声轻响。是额头抵在墙壁上的声音。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有节奏的，不急不缓的，像是在和隔着一层水泥的什么东西进行某种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对话。
格里姆在走廊尽头等着。他靠在墙上，双臂交叉，嘴里叼着那只从未点燃的烟斗。埃德温将马库斯刚才的供述转述给他，尽量简洁而完整。老警长听完以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从嘴边取下烟斗，用一种疲惫到近乎麻木的语气说：“所以这件案子，有四个涉案人——一个死了，一个在牢里，一个刚来找过您。还有一个——那个拿走铁锤的人——他至今还在外面。”
他顿了顿，用烟斗柄指着埃德温。
“我需要一份正式的证人证词。从您，从马库斯，最好还能从格雷夫斯本人。三份口供交叉比对，我才能申请逮捕令。在此之前，格雷夫斯是自由的。他可以离开洛恩郡，可以销毁证据，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您最好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找到他。”
埃德温点了点头，转身离开警局。他站在榆树街的街角，清晨的街道上已经有了行人——送奶工的马车正在沿街行驶，面包店的老板娘正在店门口挂出今日招牌，报童在街灯柱下分拣晨报。他看着这些景象，忽然意识到一个他一直忽略的事实：二十年前，当他在远离洛恩郡的另一个城市里被抚养长大时，这里的每一个早晨都是这样的。送奶工照常出车，面包店照常开门，报童照常在街角叫卖。而那些知道真相的人——蕾奥诺拉、马库斯、塞缪尔——就藏在这层薄薄的正常生活之下，继续他们的日子，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脆弱的平衡。不是一面墙的平衡，不是一条锁链的平衡，而是整个社区所有人共同维护的一种默契：不问，不说，不看。这种默契让蕾奥诺拉在塔楼里被锁了五年而无人过问，让马库斯在他自己的中介行里被恐惧蚕食了二十年而无人察觉，让塞缪尔·格雷夫斯——那个在案发当晚穿着雨衣从侧廊走进地下室、带走沾血的铁锤、放进公文包、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照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得以不受任何追究地继续他体面而受人尊敬的生活。
但现在，这种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埃德温沿着榆树街朝教堂的方向走去。如果他猜得没错，塞缪尔·格雷夫斯今天会在那里——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有一面是他捐的，他在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教堂做礼拜。一个精于算计的人，在暴风雨过后的第一个庇护所，往往是他最熟悉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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