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真由美在黑暗里睁开了眼睛。
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月岛旧区那片荒地上，四周是齐膝高的枯草，远处那排歪斜的木屋还在，但没有被火烧过的痕迹。门廊上坐着一个短发女人，怀里抱着一个穿粉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正在用针线往布娃娃的胸口缝名字。女人抬起头来，冲她笑了笑，嘴角微微歪向一边。她想走过去，可脚陷在泥土里，每拔一次就陷得更深。她低头一看，脚上穿着一双红色的小凉鞋，左脚那只的搭扣没扣好，金属片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然后她醒了。
卧室里很安静。窗帘没有拉严，一道细长的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落在翔太的枕头上。枕头是空的。
真由美坐起身，发现翔太站在窗前，背对着她，手里握着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了他半边脸，那半边脸上的表情是她从未见过的——不是疲惫，不是悲伤，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击中之后尚未回神的茫然。他显然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连她醒过来都没有注意到。
“翔太。”
他的肩膀轻轻颤了一下，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被叫了回来。他转过身，手机屏幕的光从他脸上移开，那张脸重新隐没在昏暗中，只剩下一个轮廓模糊的剪影。
“她又发消息了。”他说，声音低哑得像砂纸划过木板，“那个匿名号码。”
真由美掀开被子走到他身边，接过他的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已读短信，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零二分，依旧是那个未知号码，依旧是没有署名。短信写得很长，不是前几次那样只有几行字，而是几乎填满了整个屏幕。
“佐伯翔先生——这是你真正的名字。我知道今晚发生的一切让你难以接受，但你必须在我被找到之前看完这段话。我是谷口，前樱津警察署刑事课刑警，月岛火灾案的原始调查负责人。你手里那份你母亲留下来的遗物，不是全部。她在那天晚上去林家之前，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她把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了你。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挂在脖子上的那个护身符吗？那不是护身符。打开它。里面有你母亲用生命换来的东西。还有，不要相信任何自称要保护你的人。二十年前我因为想要保护真相被调离了刑事课。二十年后的今天晚上，有人在警署内部系统里查了你妻子真由美的档案，查询人的工号和所属部门我查不到。他们在行动。你们的时间比你们以为的要少得多。”
真由美把这条短信读了两遍，然后缓缓抬起头，和翔太的目光撞在一起。
“护身符。”她说，“你小时候戴过一个护身符？”
翔太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表情在昏暗中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先是困惑，像是在记忆的仓库里翻找一件从未被标记过的物品；然后是某种逐渐浮现的清晰，像是那件物品终于从堆积如山的杂物底下被翻了出来；最后是冻结——整个人从内到外被冻住了，连呼吸都停了一拍。
“我小时候确实有一个护身符。”他开口时语速极慢，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拼凑一块随时会碎裂的拼图，“红色的织锦袋，很小的那种，用一根红绳挂在脖子上。菊江说那是我母亲——我是说，她说那是她在我出生时从神社求来的，保佑我健康长大的。我一直戴着它，直到小学二年级。有一次体育课游泳，同学笑我戴这种东西像个小姑娘，我一气之下就摘了，扔进了书包最底层。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像是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但我没有扔掉它。我记得我没有扔掉它。我把那个袋子放进了——”
“你的旧书包。”真由美接上他的话，“小学时用的那个。菊江那种性格的人不会随便丢东西，你小时候的课本、校服、成绩单，她全部都收在储藏室的纸箱里。那个书包十有八九也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
两人对视了一秒，然后同时转身，走出了卧室。
凌晨四点的黑川大宅静得可怕。走廊里只有那盏夜灯发出微弱的橘黄色光芒，将他们一前一后的影子投在木地板上，拖得很长很淡。经过那扇储藏室的门时，真由美没有停下——昨晚她已经把这扇门后面的每一件东西都翻过一遍，樟木箱、铁皮盒子、纸箱里的旧衣服和旧账本。但她的确没有翻过翔太小时候的东西。那些贴着“翔太·小学期”标签的纸箱当时在她看来与调查无关。
现在她知道了。佐伯静江在被杀之前把最重要的证据交给了她八岁的儿子，以一种所有大人都不会怀疑的方式——塞进一个神社护身符的红织锦袋里，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即便她被灭口了，即便警方放弃了调查，即便黑川家用二十年的时间把所有痕迹都抹干净，那个证据一直挂在一个小男孩的胸口，贴着心脏的位置，像一个沉默的定时炸弹，滴答滴答地走了二十年，从未被人听见。
储藏室最里面靠墙的位置，真由美找到了四个贴着“翔太”标签的纸箱。其中两个装的是国中时期的教科书和运动会的奖状，一个装的是高中时期的制服和领带，最底下那个被前面三个压在下面，纸箱边缘被潮气浸得发软，胶带已经失去了黏性，用手轻轻一碰就自动散开了。
箱子里最上面是一套小学低年级用的体操服，叠得整整齐齐，但因为年代太久，白色布料已经泛黄。下面是一叠绘画作业，蜡笔画的海豚和太阳，角落里写着稚拙的名字“黑川翔太”。再往下是一些已经没有笔帽的蜡笔、半截断掉的尺子、以及一个已经瘪了的皮制笔盒。
翔太蹲在纸箱前，一件一件地将这些东西取出来，动作很轻，像是怕弄碎什么。然后他的手停下了。
箱底躺着一个深蓝色的双肩书包。帆布面料，搭扣是塑料的，款式是九十年代末小学生最流行的那种，上面印着一只已经褪色的卡通鲸鱼。书包瘪瘪的，但拉链拉得很严实，两个肩带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
翔太将书包拿出来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里面有几本用旧了的练习本、一张已经泛黄的课程表、半包没吃完的饼干——饼干已经硬得像石头——以及，在最底层的夹层里，他摸到了一样软绵绵的东西。
他把那个东西抽出来，放在手心里。
一个红色的织锦袋。比成年人的手掌心还小一圈，红绳编成的系带，织锦的纹理已经有些磨损，金线绣的纹样褪得只剩下隐约的轮廓。袋口用一根细绳束着，绳结打得很紧，二十年没有被人打开过。
翔太用微微发抖的手指解开绳结，将袋口撑开，从里面倒出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张折叠得极小的纸条。纸张很薄，是那种劣质的便签纸，因为被折了太多次，折痕已经开裂，展开时需要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按住，否则整张纸就会碎成几片。纸条上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字迹和岛崎昨天展示的那份目击证词上的字迹一模一样——工整而拘谨，每一笔都像是在用尽全身的力气。
“平成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深夜。我，佐伯静江，亲眼目睹杉下和也将汽油泼在林家门廊上，导致大火。安达诚试图阻止未果，两人在火势蔓延后逃离。我在现场还看到第三个人——黑川不动产社长秘书永井良一。他站在月岛川堤防边的电线杆下，全程目睹火势蔓延，从头到尾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去救人。若我有不测，此纸条即为我最后的证词。”
纸条的最下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笔迹潦草而匆忙，像是写完之后又想起什么追加上去的：
“永井良一当时在用手机通话。我亲耳听到他说了一句话：‘社长，火已经烧起来了。’”
社长。
这两个字从二十年前的纸条上跳到凌晨四点的储藏室里，像一颗被压抑了太久的子弹终于击发了。
真由美读完纸条上的每一个字后，抬起头看向翔太。翔太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没有发出声音。他在用全部力气消化这行字的含义——永井良一在火势蔓延的时候正在与正雄通话。正雄知道火在烧。正雄从一开始就知道。正雄说“我从未下令放火”也许在技术上是成立的，但当他的秘书用手机将“火已经烧起来了”这句话送进他的耳朵里时，他的回答不是“立刻报警”，而是继续保持沉默，让那通电话成为他余生所有谎言的奠基石。
第二样东西从红色织锦袋里滑出来，落在翔太的掌心里。
那是一把钥匙。
不是现代的扁平钥匙，也不是住宅大门那种圆柱形防盗钥匙。这是一把老式的铜质钥匙，大约五厘米长，齿口是不规则的锯齿状，尾部有一个圆形的小孔，方便穿进钥匙环。钥匙表面有一层暗绿色的铜锈，但整体保存得相当完好，齿口边缘几乎没有磨损的痕迹——说明它从未被频繁使用过，也许从未被使用过。
翔太将钥匙翻过来，在背面看到了一串极小的压印字符。就着天窗透进来的月光，他勉强辨认出了那几个字。
“樱津港·第十七号保管柜”
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樱津港。这座城市的海上门户，每天有上百艘渔船和货轮进出，码头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仓储设施，其中就包括一排面向公众出租的私人保管柜。那些保管柜是昭和时代就存在的老式设施，不需要身份证明，不需要电子登记，只要你有钥匙，你就能打开对应的柜子，取走里面寄存的任何东西。这是佐伯静江在临死前安排好的最后一步棋——她把直接的目击证词放进了挂在儿子脖子上的护身符里，然后把真正的证据本体锁在了港口的一个保管柜里。这样即使她自己出了事，即使她写的那张纸条被人发现并销毁，保管柜里的东西仍然存在，仍然在某一个泛着海腥味和铁锈味的混凝土房间里，安静地等着有朝一日被一把铜质钥匙唤醒。
“她知道她会死。”真由美说，声音很轻，却在这间狭小的储藏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她不是意外撞见纵火后被灭口的。从她写下纸条、存好证据、把护身符挂在你的脖子上那一刻起，她就已经预判到自己可能回不来了。”
翔太没有说话。他将那张薄薄的纸条重新折好，动作极其小心，每一道折痕都精准地落在原来的位置上，然后放回红色织锦袋里。他将钥匙攥在左手掌心，铜质表面贴上他掌心的温度，那股冰凉慢慢被他焐热。这把钥匙在他脖子上挂了整整五年——从三岁到八岁，五千多个日夜——每一次跑步时的跳跃，每一次洗澡时菊江帮他摘下来的小心动作，每一次体育课游泳时他在同学哄笑声中将袋子塞进书包最底层时手指的犹豫，这把钥匙都紧紧贴着他的胸口。他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它一直在那里。
“天一亮我们就去港口。”他说。
真由美点了点头。她将装有布娃娃、凉鞋、照片和菊江信件的那只塑胶密封袋拿出来，把佐伯静江的纸条和钥匙也放了进去。密封袋现在已经鼓得像一个小型的档案盒，每一件物品都代表着这个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而那些还没有被找到的拼图块——正雄书房暗格里黑色文件夹上记录的那些名字、永井良一在巴西的地址、杉下和也藏在北海道的那个沿海小镇的具体位置——还散落在各处，等着他们一块一块去收集。
走廊尽头传来了一声极轻的响动。
不是风吹动纸拉门的声音，也不是老宅木地板热胀冷缩的吱呀声。那是脚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极轻极短促，像是有人光着脚小心翼翼地在走廊里走过，然后忽然停住了，意识到储藏室里有动静。
翔太猛地将储藏室的门拉开。
走廊里是菊江。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棉质睡衣，外面披了一条旧毛毯，头发没有像往常那样梳得一丝不苟，而是散乱地垂在肩上，几缕白发在夜灯的映照下泛着冷光。她的眼睛红肿得厉害，眼白的血丝密得像一张红色的网。她看上去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正雄的事……”她的声音干涩而颤抖，“我会跟你们讲清楚所有事情。但不是今晚。今晚你们要听我一句话——不要把那张纸条交给岛崎。至少暂时不要。”
翔太没有放下戒备，他的手仍然撑着门框，身体挡在真由美和菊江之间。
“为什么？”
菊江的嘴唇颤抖着，像是在跟自己的身体做一场激烈的搏斗。最终她吐出了那个压在心底太久的名字。
“因为中村修一。前检察官，正雄的大学同窗，樱津律师协会副会长，他儿子现在还在市议会。佐伯静江的证词当年没有进入庭审程序，就是被他拦下来的。他在樱津待了二十年，政法系统里到处都是他的后辈和学生。你手里那张纸条上写的是‘社长’，那两个字一旦落到他手里，会被解释成‘正雄与纵火有直接关联’的铁证。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在正雄开口之前销毁它。”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眼神复杂地看着翔太，然后看向真由美，最后将目光落在她怀里的密封袋上。
“港口那个保管柜你们必须去。但在那之前，先把钥匙收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们已经找到了它。”
她退后一步，将自己重新藏进走廊的阴影中。
“明天早上，律师团来之前，我会把永井良一最后的消息告诉你们。”她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背对着他们说，“还有一件事。谷口刑警——就是给你们发匿名短信的那个人——他生前最后几个月是我一直在给他送药。他得了肺癌，没有家人，住在城北一间六叠大的公寓里。他修改了岛崎手里的那份证词副本，把永井良一的名字改成了‘身份不明男子’。他这么做不是为了保护永井，而是因为他知道永井一旦暴露，会惊动中村修一那条线，让所有还在追查这件事的人都有生命危险。他选择把原件寄给了翔太——不，是寄给了你，寄到了菊江的地址，他知道菊江会把信收好，等有一天你回来发现。他等了二十年，等了你们二十年。”
她的背影在走廊尽头停了一瞬，似乎在等待着翔太说点什么。
翔太和真由美站在储藏室门口，直到菊江的脚步声完全消失在走廊尽头，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天窗外的天色正在由漆黑转为深灰，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渗出冬日凌晨的第一缕微光。
天快亮了。港口的保管柜，巴西的地址，中村修一的罪证，还有北海道那个二十年不敢用真名的渔工，都在等着他们。而那个匿名号码——那个已经去世了的谷口刑警——再也不会发来新的短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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