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土机的履带碾过冻硬的泥土，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翔太站在工地边缘的临时指挥所里，手里端着已经凉透的罐装咖啡，眼睛盯着窗外那片被翻搅得支离破碎的荒地。
他昨晚几乎没睡。真由美在他身边翻来覆去，呼吸时而急促时而平稳，他几次想开口问她在想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今天早上出门时，她的眼眶下面有淡淡的青色，却执意说自己睡得不错。他没有拆穿她。二十年的婚姻里，他们之间从来不缺默契，缺的只是说出真相的勇气。
“黑川先生。”安达秘书的声音从背后传来，一如既往地沉稳，却带着一丝不寻常的紧绷，“刚才工地那边有状况，麻烦您去看一下。”
翔太放下咖啡罐，转身时注意到安达的手指在微微颤抖。这位在正雄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老秘书，向来以处变不惊闻名，此刻额角却渗出了一层薄汗。
他们穿过一片堆满废料的空地，走到东南角那排歪斜的老屋前。一台推土机停在最右边那栋木屋的废墟旁，发动机已经熄了火，铲斗停在半空中，像一头突然被叫停的巨兽。几个工人围在铲斗下方的土坑边，没有人说话，只有风穿过废墟缝隙时发出的呜咽。
翔太走到坑边，往下看了一眼。
泥土里嵌着几根灰白色的东西，细长，弯曲，带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对称感。他花了几秒钟才辨认出来——那是人的肋骨，半埋在褐色的土层里，像一截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树根。旁边还有一块更大的碎片，弧度柔和，表面布满了细密的裂纹。
颅骨。
一只女人的发夹还黏在碎裂的骨片上，粉色塑料花瓣褪成了脏兮兮的灰白色。
翔太的胃猛地收缩。他后退一步，鞋跟踩在一块松动的碎石上，险些滑倒。安达及时伸出手扶住了他，那只手冷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
“报警。”翔太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沙哑而干燥，“现在。”
安达已经拿起了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然后犹豫了一下，抬头看向翔太。
“这件事，是不是应该先请示社长？”
翔太转过头，目光与安达的目光撞在一起。那一瞬间，他在安达的眼睛里捕捉到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担忧，而是一种复杂的、经过精心计算的警惕。这个老秘书早就知道这块地下埋着什么。翔太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一点。
“照我说的做。”翔太收回目光，语气冷了下来，“这是我负责的项目。不需要请示任何人。”
安达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垂下眼睛，点了点头，转过身拨出了号码。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像一场缓慢而压抑的噩梦。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围挡外面，红蓝两色的灯光在灰白的冬日天空下旋转闪烁，将整片废墟照得忽明忽暗。鉴识人员穿着白色防护服在坑边蹲下，用小刷子和镊子一点一点地清理泥土，动作细致得像在挖掘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
翔太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那具骸骨被一点一点地从泥土中剥离出来。它蜷缩着侧卧在坑底，双手交叠在胸前，膝盖曲到腹部，像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法医初步判断，死者是成年女性，死亡时间至少在十五年以上。颅骨后侧有一道明显的凹陷性骨折，骨折边缘已经钝化，说明是生前所受的钝器击打伤。
不是意外死亡。是他杀。
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男人从警戒线里走出来，径直走到翔太面前。他大约五十岁左右，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有两道深深的抬头纹，眼神锐利得像一把刚磨过的刀。
“黑川翔太先生？”他出示了警察手册，“我是樱津警察署刑事课的岛崎。这家工地的开发商是黑川控股没错吧？”
翔太点了点头，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保持平静。
“我们需要向您了解一些情况。”岛崎的语气礼貌而冷淡，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精确衡量后吐出来的，“这块地的产权变迁、施工计划、以及您对这个工地此前状况的了解程度。如果您方便的话，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到署里做一份笔录。”
翔太注意到岛崎在提到“产权变迁”这个词时，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比正常时间长了一秒。那一秒里包含了太多东西——试探，怀疑，以及一种老刑警特有的、猎犬般的直觉。
“当然。”他说，“我全力配合。”
安达突然从旁边插进来，脸上挂着标准的职业微笑：“岛崎刑警，这件事涉及公司的一些内部档案，是否需要我联系法务部——”
“不用。”翔太打断了他，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我说了，我全力配合。”
安达的笑容僵在脸上，像一张贴在窗户上被风吹皱了的纸。
翔太跟着岛崎上了那辆没有标志的黑色轿车。车子发动时，他从后视镜里看见安达站在工地的围挡旁边，手里握着手机，嘴唇几乎贴在了话筒上。
他在给谁打电话？父亲吗？还是在通知那些比警察更不应该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翔太将头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睛。颅骨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不断回放——那具蜷缩的骸骨，那只褪色的发夹，那道因为钝器击打而凹陷的骨裂。十五年以上。被埋在月岛旧区的废墟下面，埋在推土机本该早该挖开的泥土里。
是谁杀了她？
又是什么人把她埋在了一片即将被拆迁的荒地里，似乎笃定永远不会有人发现？
他想到了那张泛黄的手绘地图，东南角被红笔圈出来的区域。想到了地图边缘那个被墨迹遮住的姓氏。想到了父亲说“摸清楚二十年前旧账”时眼底一闪而过的阴翳。
轿车在樱津警察署门口停下。岛崎带他穿过一楼喧闹的大厅，走进一间窄小的问询室。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张铁桌和三把折叠椅，墙上挂着一面单向透视镜，散发着拘留所特有的消毒水和旧汗味混合的气息。
岛崎在他对面坐下，打开一个笔记本，旋开钢笔帽。他的动作很慢，慢到让人不安。每拧一圈，翔太都能感觉到某种无形的压力在收紧。
“黑川先生，”岛崎将钢笔放在笔记本旁边，双手交叠在桌上，“您的父亲黑川正雄，在二十年前负责月岛区的再开发项目，对吗？”
翔太的指尖轻轻触碰了一下膝盖。他没有料到警察会从父亲开始问。
“是的。”他说，“家父当时是黑川控股的社长。”
“据我们了解，当时月岛旧区的拆迁工作遇到了不少阻力。有几户居民拒绝签约，其中包括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的林家。”
林家。
这个姓氏从刑警嘴里说出来，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水面，在翔太的胸腔里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他努力保持着脸上的表情，不让任何一丝波动浮出表面。
“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我当时还在国外读书，对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岛崎看着他，沉默了三秒。那三秒里，翔太感到自己的每一寸皮肤都在被那双锐利的眼睛剥离、翻检、掂量。
“您不了解，但是土地现在还归您管。”岛崎终于开口，嘴角微微上扬，却不是笑，“那名死者的身份虽然还需要鉴定，但根据现场发现的遗物——我们在骨骸旁边找到了一块刻有‘林家木工’字样的金属铭牌。”
翔太的手指倏地收紧了。他想起今天早上出门前，真由美站在玄关送他，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藏在袖口里。她的表情和平时一样温柔，可那只手一直没有松开。
岛崎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或者说他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继续往下说，语调依然平和，但每个字都在往一个明确的方向推。
“平成十三年十一月，月岛旧区发生了一场火灾，烧毁了两栋木屋，死者正是林家的夫妻。当时他们的三岁女儿下落不明，警方一度怀疑被绑架，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最终案子被归为意外火灾，理由是电线老化。”
他顿了顿，将笔记本翻过一页。
“很有意思的是，林家夫妻死后不到三天，整片旧区的拆迁协议就全部签完了。之前僵持了一整年的局面，三天之内就解决了。”
翔太没有接话。他感觉到自己的指甲已经深深陷入了掌心。
“黑川先生，”岛崎的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直地钉在他脸上，“那具骸骨属于一名成年女性，死亡时间在十五到二十年之间，死因是颅骨遭受钝器重击。她不是死于火灾——她是被人杀了以后埋在那里的。”
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像敲下一枚审判的木槌。
“这个人为什么要杀她？为什么要把她的尸体埋在月岛的废墟里？又为什么偏偏选在了黑川控股即将重新开发的那块地底下？”
问询室里的空气似乎被抽走了一半。翔太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缓慢，沉重，像敲着一面蒙了厚布的鼓。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一个年轻警察探进头来，神色有些慌张。他快步走到岛崎身边，俯身耳语了几句。
岛崎的表情在听完那几句话后微微变化了一瞬——眉毛压低了一些，嘴角绷得更紧了。他点了点头，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
“黑川先生，”他说，“今天的问询到此为止。感谢您的配合。”
他走向门口，又停下来，转过身看着翔太。
“顺便问一句——您的夫人，黑川真由美女士，她今天下午也出现在月岛旧区附近。我们的监控系统拍到了她进入工地的画面。”
翔太的瞳孔猛地收缩。
“这只是例行确认，”岛崎用那种礼貌而冰冷的语气补充道，“刑警的直觉告诉我，您夫人可能知道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留下翔太独自坐在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听着头顶日光灯管发出的细碎嗡鸣。
大约十分钟后，翔太走出了警察署。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路边的街灯亮起昏黄的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歪。
安达的车停在路边等他。翔太拉开车门时，发现安达的脸色比下午更加难看，嘴唇紧抿成一条线，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发白。
“社长刚才来了电话。”安达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在玻璃上刮擦，“他要求您今晚回家后，立即向他汇报今天发生的一切。”
翔太没有回答。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流逝的城市灯火，脑海中却只剩下一个问题，像一只盘旋的秃鹫，在他头顶一遍又一遍地绕圈。
真由美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片废墟？
她手里攥着的那块东西，是什么？
他不认识那个姓，也不认识那片土地。可是当他念出这个字时，他的舌头触到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像小时候背诵的儿歌里某个被遗忘的词，你以为你忘了，可它一直躺在记忆的某个角落里，等着有一天被重新唤醒。
轿车停在了黑川家的大门前。翔太下车时，看见正雄书房的灯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透出一层惨淡的黄光。
二楼卧室的灯也亮着。真由美已经回来了。
翔太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久到十二月的寒风灌透了他的西装外套，将他指尖的温度全部带走。他抬头望着那两个亮着灯的房间，中间隔着一整层漆黑的楼层，像两座隔水相望的孤岛。
一楼的某扇窗户后面，菊江站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一手紧攥着窗帘的边缘，一手握着一串念珠。她的嘴唇翕动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她的手心全是汗。
那些汗已经把沉香木的珠子洇湿了，颜色变深，像在往外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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