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米勒的妹妹是在一个飘着冻雨的下午抵达奥克赫斯特的。
她叫塞西莉亚·米勒，三十四岁，在新科尔菲斯市一所公立小学当图书管理员，戴着一副银色细框眼镜，说话时习惯性地用拇指摩挲手腕上一条已经褪色的红绳手链——那是安德鲁在火灾中救出两个孩子后，社区教堂的牧师送给他们兄妹一人一条的祈福绳。她穿着深灰色的旧大衣，提着一个磨破了边角的帆布包，站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楼下时，瓦莱丽几乎认不出她就是电话里那个声音哽咽的女人。
瓦莱丽是在两周前联系上她的。当时她在整理安德鲁·米勒的背景资料时，在格伦伍德社区报的火灾报道中读到了塞西莉亚的名字。报道的最后一句话写道，“获救儿童的父亲表示将永远感激米勒先生的恩情”——那个父亲就是奥利弗·斯通。但报道没有提到塞西莉亚。她是在火灾发生半年后才从新科尔菲斯赶到格伦伍德，为的是收拾安德鲁遗留在收容所储物柜里的几件破旧物品。收容所的管理员告诉她，安德鲁死后留下了一个上锁的铁盒子，因为找不到亲属一直无人认领，在储物柜最底层放了将近一年。
塞西莉亚带来了那个铁盒子。
“我本来不想打开它，”她坐在瓦莱丽的办公室里，把铁盒放在膝盖上，“安德鲁活着的时候就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他流浪之后更是把一切隐私都压缩在这个盒子里。但上个月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撬开了锁。”
铁盒子大概有鞋盒大小，表面锈迹斑斑，锁扣已经被撬坏了。塞西莉亚打开盒盖，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叠纸、几卷胶片和一个用橡皮筋扎紧的牛皮纸信封。纸张的种类五花八门——有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有快餐店餐巾纸，有超市小票的背面，甚至还有几张皱巴巴的报纸空白边缘。每一张纸上都写满了字，字迹潦草但极其密集，像是书写者害怕遗漏任何细节。
瓦莱丽小心翼翼地取出最上面的一张。那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对折了两道，展开后约巴掌大小。纸上的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墨水有些地方已经被水渍晕开了。
“10月14日。博爱医疗中心急诊室。挂号被拒。他们说我没有医保不能挂号。我说我只想做个检查，腹痛了三个星期。保安把我赶出去之前，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追出来，说可以私下帮我抽血化验。他抽了三管血，说其中一管要送到‘楼上’做特别分析。我问楼上是什么地方，他说是‘免疫学研究中心’。他没有收我的钱。”
瓦莱丽翻到第二张。这张纸是从一本小日历上撕下来的，背面印着日期表格，正面是安德鲁用铅笔写的文字。铅笔字比圆珠笔更模糊，在灯光下必须凑近了才能辨认。
“10月21日。那个年轻医生发短信给我，说血检结果出来了，我的某种‘免疫指标’很特殊，全医院只有不到三个人有这种指标。他说有人想见我。我问是谁，他没有回。当天晚上有一个陌生号码打给我，问我现在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在格兰伍德桥下的收容所。他说他会来找我。我再打过去，电话变成空号了。”
“11月3日。这几天总有一辆深蓝色的厢式货车停在收容所附近。车窗是深色的，看不见里面。车的侧面没有任何标志，但我看到仪表盘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行字——博爱医疗中心访客停车证。这辆车每天傍晚来，深夜离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盯着我。但我知道我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
瓦莱丽一张接一张地往下翻。日记的时间线断断续续，有时候连续好几天有记录，有时候间隔两周才有下一篇。但每一篇都像是一颗被钉在时间线上的钉子，把安德鲁生命的最后两个月牢牢固定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轨迹上。他被博爱医疗中心的医生私下标记了特殊免疫指标，被不明身份的人追踪居住地点，被深蓝色的厢式货车长期监视，而他对这一切的解释是——有人在等他的器官。
安德鲁没有读过医科大学，没有接触过移植医学的知识，但他凭直觉推断出了一个与事实完全吻合的结论。他在日记的某一页中写道：“他们看我的眼神和收容所里那些人看捐赠箱的眼神一模一样。不是看我，是看我身体里的什么东西。”
“11月20日。我找到了半年前那个火灾中救出的两个孩子的父亲的联系方式。他的名字叫奥利弗·斯通，是个律师。我不想求他，但我想如果他真的是律师，也许可以帮我查一查那辆车。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听到我的名字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了。他说他会尽快赶过来。”
接下来的两页记录着安德鲁对奥利弗的等待和信任。他以为那个律师是来报恩的。他以为自己的困境终于要被一个欠了他两条命的人结束了。他每天都在收容所门口等奥利弗，等了整整四天。第五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最后一篇。
“11月25日。奥利弗没有来。但那个打给他电话之后消失了一周的人，今天又发来了短信。短信说——‘你认识的那个律师是我们的人。不要相信他。’我不知道能不能信这条短信。但我已经没有人可以相信了。”
这篇日记之后，安德鲁·米勒消失了。他的尸体在十天后被埃里克·克罗斯发现，躺在塞壬街77号的废弃屠宰场里，双侧肾脏被摘除。他的日记本不在随身物品中，警方在清点遗物时也没有发现。唯一的解释是，他在被抓走之前把日记本藏在了收容所储物柜的铁盒子里，而那个铁盒子在储物柜最底层默默躺了将近一年，等着一个愿意撬开它的人。今天，那个人坐在瓦莱丽的对面。
瓦莱丽读完日记之后，双手把本子合上，放在桌面上。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只听到暖气片发出的咔嗒声。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塞西莉亚面前，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睛。“你哥哥写下的这些记录，很可能是本案最关键的证据。日记中提到的‘年轻医生’是博爱医疗中心急诊室的接诊医生——他在三年前未经授权就私下为安德鲁做了HLA分型检测。‘深蓝色厢式货车’与案发当天停在塞壬街后面的那辆车是同一辆——车牌号我们已经找到了，车辆属于博爱医疗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而奥利弗·斯通——”她停顿了一下，意识到接下来的话需要格外小心，“奥利弗·斯通收到过安德鲁的求救电话，但没有去见他。他后来用自己的方式在偿还这笔债。你哥哥的日记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谁是凶手，但它能证明一件事：在安德鲁被害之前的数周甚至数月里，博爱医疗集团已经在系统性地监控、追踪和评估他作为器官供体的可能性。这与我们对埃里克·克罗斯被盯上的模式完全一致，可以作为辩方证据提交法庭。”
塞西莉亚摘下眼镜，揉了揉眼角，然后重新戴上。她的眼睛是安德鲁日记里反复提到的那种深棕色，那是他们兄妹唯一相似的部位。
“他最后那篇日记里说他已经没有人可以相信了。”塞西莉亚说，“现在我想让他知道，还是有人可以相信的。这个人可能是你，可能是你那个被判了死刑的当事人，可能是那个良心发现的医生。我不知道。但他应该知道。”
瓦莱丽将安德鲁日记的全部内容扫描存档，然后将原件连同铁盒子一起锁进了律所的防火保险柜。她做这些动作时，手指又稳又快，但当保险柜的铁门咔嗒一声合上之后，她站在原地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眶湿了。她转过身背对着保险柜，拿起手机，给霍华德·帕克斯发了条消息——“我需要申请传唤三位新证人。博爱医疗中心急诊室三年前的值班医生，奥克赫斯特动物收容所的志愿者索菲亚·马尔克斯，以及安排她去找猫的那个接线员。另外，安德鲁·米勒的日记原件已经由他的妹妹提供给我，里面记录的时间线与被告被害前轨迹完全重叠。我们在第60(b)条重审中的证据链，现在终于完整了。”
霍华德的回复在三秒后弹出来：“索萨，你确定要把博爱医疗集团的急诊医生拉上证人席？这意味着与博爱医疗集团在法庭上正面交锋，不是打规则的擦边球，而是直接指控他们谋杀。”
瓦莱丽想了想，回复道：“我从来没有打过擦边球。我只是在等他们有足够的绳子把自己勒死。现在绳子够了。”
按下发送键之后，她靠在椅背上，把手机关掉，放在一边。她想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空——天还没有完全亮，但东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淡青色，那是冬夜即将结束的预兆。再过几个小时，奥克赫斯特的街道将从冻土中醒来，法院将开门，新的动议将被提交，律师们将开始新一天的互相攻击。再过一个多月，埃里克的下一次体检就要到来，而那个她等待了许久的最后一次体检数据，可能会决定这个案子的最终走向。但此刻，在凌晨四点半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里，一切都还安静。她不需要再做任何事，只需要坐在这里，等天亮。
五分钟后，她重新打开手机，开始起草一份新的证据清单，准备作为重审中支持第60(b)条动议的补充材料。她在键盘上敲下了第一行字：“被告方将提交由安德鲁·米勒的法定继承人提供的被害人本人日记原件，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被害人在被害前数月内被博爱医疗集团监控、追踪、标记为器官供体的连续过程。该记录与以下物证相互印证：一、博爱医疗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厢式货车在案发当日停于塞壬街77号附近的车牌记录；二、在被告入狱体检中，以传染病筛查名义采集并被用于HLA分型的血液样本；三、动物收容所志愿者索菲亚·马尔克斯在案发当日下午在塞壬街附近目击上述车辆的证词。上述物证及人证共同证明，本案的犯罪现场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一个在被害人安德鲁·米勒被标记为供体编号KT-44712时就已经启动的、跨越数月的器官供体追踪计划的终点。”
她把证据清单一式三份打印出来，一份存档，一份放入重审准备的卷宗，最后一份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写上米德尔盖特监狱埃里克·克罗斯收。她会在今天下午的例行探视中亲自交给他。
信封封口之前，她拿起笔在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小字：“安德鲁的日记找到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
窗外的天空终于亮了。淡青色的晨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投射在对面的墙壁上，画出一道又一道平行的光线，看上去像是囚室铁窗的投影，也像五线谱上等待被填写的音符。在这座城市最高的那座医疗大楼顶层，爱德华·范德维尔正被晨光刺醒，护士推着透析机走进病房，准备开始今天的第一轮血液过滤。而奥利弗·斯通正坐在公寓的书房里，面对着书桌上那份密封的文件袋，反反复复地摩挲着上面写着的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地址，思考着该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把它投进邮筒。
暂无评论，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