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丽·索萨在接到传票的那天晚上失眠了。
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埃里克·克罗斯的案子，眼前反复出现那张指纹对比图的画面。她在法学院读了三年的刑事诉讼法，毕业后被分配到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经手的案子至少有七十多件，其中绝大多数都以认罪协议告终。她不傻，她知道这个系统运转的方式——检察官需要定罪率，法官需要结案速度，而公设辩护人的任务就是在两堵墙之间给当事人挤出一点讨价还价的空间。
但这个案子不一样。
不是因为它比别的案子更血腥，也不是因为埃里克·克罗斯坚称自己无罪——每个当事人一开始都会这么说，直到她拿出那些铁证如山的物证，他们才会改口说自己“不太记得了”。这个案子的不一样在于，那些物证都太完美了。完美的指纹，完美的脚印，完美的DNA。一个在废弃工厂里躺了六个小时的尸体，上面恰好落下了埃里克的所有痕迹，唯独没有留下真正凶手的任何东西。
就像有人特意擦拭过犯罪现场，然后专门等着埃里克进去踩一脚。
这个想法太荒唐了。瓦莱丽翻了个身，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没有人会为了陷害一个送外卖的贫民区青年，专门杀一个人做诱饵。没有理由，没有动机，也没有人会相信这种阴谋论。
但那个订餐电话怎么解释？
她在凌晨三点爬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从案卷里调出埃里克手机的通话记录。那个订餐人打来的电话持续了不到二十秒，通信运营商提供的基站数据显示，这通电话的信号来自工业区以外十五公里的一座信号塔，覆盖范围涵盖了奥克赫斯特市中心的三个街区。也就是说，打电话的人根本不在塞壬街附近。
他在远处遥控。
这能说明什么？说明他懒得去现场等着取餐？还是说明他压根就没打算去那里？
瓦莱丽揉了揉太阳穴，打开搜索引擎，输入了“生命桥梁基金会”几个字。屏幕上弹出一个制作精良的官网页面，绿色和白色的配色让人联想到医院和希望。首页是一段视频，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镜头前微笑着说：“每一份捐献都是一座桥梁，连接着死亡与新生。”页面上滚动显示着受益者的感谢信、志愿者的合影、以及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捐献点数量。
看起来无可挑剔。
瓦莱丽又搜索了“生命桥梁基金会 争议”，这一次只跳出几条无关紧要的诉讼记录，都是关于基金会与某个供应商之间的合同纠纷，与器官捐献毫无关系。如果这个基金会真的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网上不可能这么干净。
但她的直觉告诉她，那个法医报告里标注的“特殊组织配型”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在卡普里亚共和国的医疗系统中，活体器官的配型信息属于最高级别的隐私数据，理论上只有移植中心和患者本人可以查询。但如果有人在幕后运作，把这些信息与监狱囚犯的体检数据进行交叉比对……
瓦莱丽关掉电脑，决定去一趟看守所。
第二天早上八点，瓦莱丽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再次见到了埃里克。他比一周前瘦了不少，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但眼睛里仍然有一种执拗的光。那种光不是愤怒，也不是绝望，而是一种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的倔强。
“我要跟你说一件事。”瓦莱丽打开文件夹，“但你先不要多想，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埃里克点了点头。
“我在查你的体检记录时，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地方。”瓦莱丽压低声音说，“你在入狱时做的血液检测，按照常规程序只会检测传染病和毒理学指标。但你的档案里还多了一份血清学交叉配型报告，用的是移植医学的标准检测方法。”
“移植？移植什么？”
“器官。”瓦莱丽说，“他们在检查你的器官匹配指数。”
埃里克愣了一下，然后慢慢靠在椅背上。他想起自己被抽了整整四管血，比正常的入狱体检多了两管。那个负责抽血的护士当时笑着说“这是新规定，多做一些常规检查”。他没有怀疑，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在例行公事时会有别的目的。
“他们想干什么？”埃里克问。
“我不知道。可能是预防性匹配，也可能是……”瓦莱丽咬了咬嘴唇，没有把“预先锁定供体”这句话说出口。她转而打开另一份文件，“更重要的是这个。你的公审日期提前了，检察官申请了加急审理。按照目前的速度，从开庭到判决不会超过两个月。”
“太快了。”
“是的。而且控方的证据清单里又增加了新的东西。”瓦莱丽把一份报告推过去，“他们在凶器旁边找到了一根头发，毛囊的DNA与你吻合度百分之九十九。”
埃里克愣了片刻，然后忽然笑了。那是一种难看得近乎丑陋的笑容，嘴角向上扯，眼眶却开始泛红。
“我那天梳头了吗？”他问。
瓦莱丽没有回答。
“我是说，我去送外卖之前梳头了吗？我不记得了。但就算我梳了头，掉了一根头发在地板上，也不可能正好掉在距离尸体三米远的手术器械旁边。它是自己走过去的不成？”
“我会在庭上提出异议。”瓦莱丽说，“但检察官已经在媒体上释放了消息，说你是一个‘器官贩运网络的成员’，说被害人是被你在黑市上割掉肾脏后弃尸的。今天早上的《奥克赫斯特先驱报》头版就是这个。”
她把一张报纸放在桌面上。标题用粗大的黑色字体印着：“死亡外卖：格伦伍德青年涉嫌器官黑市谋杀，警方疑其背后隐藏更大网络。”
“我没有——”埃里克的声音忽然哽住了。
瓦莱丽沉默地看着他。她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他的愤怒、恐惧、不甘、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孤独感，都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他吞没。而她能做的只是在岸边扔一根绳子，哪怕绳子太细，够不到他。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爱德华·范德维尔的人？”她忽然问。
埃里克摇头。
“他是全国排名前五的富豪，旗下的博爱医疗集团拥有十七家医院和六家私人透析中心。他患有多囊肾晚期，已经在等待移植名单上排了三年。但公开的等待名单上一直没有他的名字。”
“因为他是富豪，可以插队？”
“不是插队的问题。”瓦莱丽缓缓说，“问题在于，他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等肾源。如果一个人要接受合法的器官移植，没有任何理由隐瞒这一事实。除非——”
“除非他等的那颗肾，来路不正。”
话音落下，会见室里的两个人同时沉默了。
瓦莱丽站了起来，把文件收回公文包，转身走向门口。她在握住门把手的时候停了一下，回过头看着埃里克。“下次开庭是两周后。在那之前，我会想办法找出配型报告是从哪个渠道流出去的。”
“如果你找不到呢？”
瓦莱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推开门，走进了走廊。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看守所的混凝土墙壁上。
与此同时，在奥克赫斯特第一大道与枫树街的交汇处，一座通体覆盖着深蓝色玻璃幕墙的写字楼耸立在晨光中。二十六楼的走廊尽头，有一间挂着“特别法律顾问办公室”铜牌的房间。房间里坐着三个人。
其中一个已经出现过一次——那个在范德维尔病房外打电话的深蓝色西装律师，他的名字叫奥利弗·斯通。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职业套装的女性，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窄框眼镜，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叫玛格丽特·韦伯，是博爱医疗集团的合规总监，负责处理所有与器官移植相关的法律文书。
第三个人坐在房间最暗的角落里，大半张脸隐没在阴影中。他穿着一件质地极好的深灰色羊绒大衣，手指上戴着一枚刻有希腊女神克罗托侧面像的银戒指。他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但他的存在让整个房间的温度似乎都下降了几度。
“嫌疑人目前的辩护律师是个新手。”奥利弗·斯通把一份瓦莱丽的职业履历扔在桌上，“毕业两年，胜诉率不到一成，不足为虑。”
“不要低估一个没有经验的人。”角落里的男人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而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没有经验意味着她不受规则的束缚。她会去查那些不该查的东西。”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配型报告的存档路径。”玛格丽特说，“从形式上完全符合监狱管理局的入狱体检新规。”
“形式上。”那个男人重复了这三个字，语气里带着一丝微妙的嘲讽，“那就确保形式上不要出任何纰漏。如果有必要，让那位律师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
“怎么转移？”
“给她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猎物。”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钟。奥利弗和玛格丽特交换了一个眼神，都在等待角落里的男人继续说下去。
“有个叫雷蒙德·桑切斯的人，在奥克赫斯特东区经营一家地下诊所，专门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穷人摘取器官。警方一直在查他，但证据不足。如果让那位年轻律师‘偶然’发现，桑切斯才是塞壬街案的真正凶手……”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戒指上缓缓摩挲。
“她会选择相信这个答案的。因为比起器官黑市、亿万富豪和监狱系统的合谋，一个地下诊所的犯罪故事更加安全，也更加容易接受。”
奥利弗点了点头，拿出手机开始编辑一条匿名线报。
窗外的奥克赫斯特正在苏醒，街道上的车流渐渐密集起来。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埃里克·克罗斯第三次拒绝签署认罪协议，狱警因此取消了他本周的放风时间。
他躺在监室的水泥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永远不会熄灭的灯，在心里反复推演那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第四个路口左转。铁门开着。灯光在厂房深处闪烁。
电话里的那个男声说的是“往前走，第四个路口左转，铁门开着”。
但现在回想起来，他总觉得那个声音似乎在强调某个词——不是“左转”，不是“铁门”，而是“开着”。
那扇铁门是专门为他打开的。
这个念头让埃里克在八月的暑热里打了一个寒颤。他闭上眼睛，眼前浮现的不是那个废弃的屠宰场，而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病房，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窗前，朝着这座城市的某个方向遥遥望去。
他在等什么？埃里克不知道。但他隐隐觉得，自己就是他等待的那个答案。
监室外面，走廊里传来皮靴踩在水泥地上的脚步声，咔哒咔哒，由远及近，在他门前停了一下，又渐渐远去。那是值夜班的狱警在换岗。埃里克数着脚步声，一如在数着自己正在倒数的日子。
距离公审还有两周。距离一切都为时已晚的那个时刻，不知道还剩下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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