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看守所坐落在维塔港老城区的边缘，是一栋七层高的灰色混凝土建筑，窗户窄得像碉堡的射击孔。四周没有围墙，取而代之的是一圈三米高的电围栏，每隔五十米就有一个岗哨。这座看守所关押着联邦辖区内所有正在等待审判或正在受审的重罪嫌疑人，从贩毒集团头目到跨国诈骗犯，从政治腐败犯到——现在——红手套兄弟会的二代教父。
伊莎贝拉在上午八点五十分到达看守所大门口。她穿着一身黑色西装，里面是白色衬衫，公文包里装着三样东西：父亲笔记本的复印件、强制勘验令的副本、以及一份她连夜起草的协议草案。这份协议的内容只有一页纸，但每一个条款都可能决定莱昂纳多·萨瓦托在接下来这场风暴中是站着还是趴下。
安检流程比她预想的更严格。金属探测器、指纹扫描、面部拍照、公文包过X光机——每一个环节都有两名以上的警卫在监视。她的律师证在这里不管用，因为她不是以律师身份来的，而是以访客身份。探视登记表上“与被探视人关系”一栏，她填了“案件相关方”。
第三会见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是一间狭长的长方形房间，中间被一道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钢化玻璃墙一分为二。玻璃两侧各有一把固定在地面上的金属椅，椅子前方各有一个带孔的金属台面，方便传递文件但不能触碰对方。玻璃墙的隔音效果极好，对话必须通过台面上嵌着的对讲系统完成，每一句话都被系统自动录音。
莱昂纳多已经被带进来了。他坐在玻璃另一侧的椅子上，穿着一件米色的看守所标准囚服，双手放在金属台面上，手腕上戴着一条细细的电子监控手环。他看起来比上次在咖啡馆见面时瘦了一点，眼窝下浮着两片浅灰色的阴影，但坐姿依然笔直，目光依然平稳。三天羁押显然没有击垮他，但也显然没有让他好过。
伊莎贝拉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将对讲系统的音量调到适中位置。两人之间隔着一面玻璃和二十年的血债。
“你的律师告诉我，你是主动要求见我的。”莱昂纳多先开了口，声音透过对讲器传过来，带了一层轻微的电子音，但语气比伊莎贝拉预期的更平静。
“我的父亲叫马泰奥·费兰特。”伊莎贝拉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复印件，翻开第一页，贴在玻璃上让莱昂纳多看。她没有寒暄，没有开场白，直接切入了二十年前那个夜晚，“二十年前，他在调查法院大楼工程腐败时失踪。警方结论是车祸意外。但我今天早上找到了他留下的调查笔记。笔记上记录得很清楚——他失踪的那天晚上，按照约定去见了你的父亲马尔科·萨瓦托。地点是正在施工的联邦法院大楼东侧裙楼。而那天夜里凌晨一点到三点，你父亲以现场负责人身份，在东侧裙楼二楼女洗手间所在位置浇灌了一堵超出设计标准三倍厚度的混凝土墙。搅拌车编号C-12，司机姓名没有登记。第二天早上，我父亲的车在盘山公路坠崖。这一切不是巧合。你父亲杀了他，然后用法院的墙做了棺材。”
玻璃另一侧，莱昂纳多放在金属台面上的手指悄无声息地收紧了。他没有打断伊莎贝拉，也没有移开视线。沉默持续了大约十秒钟——对于一个正在被指控父亲犯有谋杀罪的人来说，这个反应时间短得惊人。
“你说的大部分是对的。”莱昂纳多用一种几乎不带感情的语调说，“但不完全准确。”
“哪里不准确？”
“我父亲留给我一份笔记。也在这几天我才看到。”莱昂纳多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半个音阶，“笔记里说，你父亲来找他不是为了采访，是直接摊牌。他手里拿着足以将红手套兄弟会全部送进监狱的证据，要求我父亲在二十四小时内自首。如果他不自首，证据将同时发给联邦检察院和《维塔港太阳报》。你父亲不是一个来寻求真相的记者——他是一个已经手握全部真相、只差最后一击的人。而那一击没有打出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勇敢。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点走进了一栋完全被对手控制的楼。”
伊莎贝拉的手指在桌面上蜷紧，但她的声音依然保持稳定：“这改变不了谋杀的事实。”
“我没有试图改变。”莱昂纳多看着她的眼睛，“我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替我父亲开脱。他做的事情，证据一旦被法庭确认，谁也开脱不了。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需要知道——你父亲当年的调查触及了比阿尔基奥内公司更深的东西。那堵墙里封住的不仅是你父亲的遗体，还有一笔账。一笔关于法院大楼工程腐败的全部核心证据。”
伊莎贝拉没有立刻接话。她盯着莱昂纳多的脸，试图在那张被玻璃隔开的冷静面孔上捕捉到任何欺骗的痕迹。但莱昂纳多继续说下去，语气平稳得像在念一份经过反复推敲的陈词。
“我父亲的笔记里提到，你父亲在见面的那天晚上带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全部调查材料的原件。施工合同、分包商名单、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商务部内部批示的复印件。他把公文包放在谈判桌上说：‘如果我今晚没有走出去，这些东西也会被我的线人公开。’但是第二天——他出车祸之后——没有任何材料被公开。这说明两件事：第一，我父亲杀了他。第二，有人在那之后找到了公文包，并且把它藏了起来。”
“谁？”
“帕斯夸莱·德卢卡。”莱昂纳多说出了这个名字，每一个音节都像一块落进深井的石头，沉闷地砸在井底，“我在被捕之前查到的最后一条内部消息是：德卢卡在二十年前曾经单独进入过老马尔科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公文包。没有人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但在那之后不到一周，商务部两名与工程腐败有涉的副司长同时递交了辞职申请。而德卢卡也从那天起，在我父亲的元老团里占据了一个永远无法被撼动的首席地位。”
伊莎贝拉靠在椅背上，大脑飞速运转。德卢卡。那个在老马尔科死后第一个表态“没有异议”的元老，那个在每一次兄弟会决策中都在暗中拉绳的人，那个在她提起公益诉讼后第一时间将内情泄露给《阿尔比恩财经观察报》的幕后黑手——他现在浮出了水面，带着二十年前另一个受害者的血。
“你要什么？”伊莎贝拉直截了当地问。她很清楚，莱昂纳多把这份信息交给她，绝不仅仅是为了帮一个仇人的女儿理清父亲的死因。他一定有自己的计算。
“我要你继续挖。”莱昂纳多将双手交叉放在金属台面上，姿势像在主持另一场董事会，“你的人已经拿到了强制勘验令。等到那面墙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会引爆整个维塔港。二十年前参与工程腐败的官员、商人、还有我父亲的手下——所有还活着的人都会被卷进去。而德卢卡会尽一切努力阻止这件事发生。他已经动用关系让我进了看守所，下一步就是让勘验被无限期拖延，或者让勘验团队里安插进他的人，在开墙之前把里面的东西处理掉。”
“所以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我需要你确保开墙的时候，有独立见证人在场。不是法院行政办的人，不是基建处的技术员——是媒体、法医、和至少一位联邦法官。让那面墙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被打开，让任何人无法在打开之后再把它合上。”
伊莎贝拉沉默了。她看着玻璃另一侧这个已经失去了一切——公司、自由、合法化前途——的黑道教父，忽然意识到他在做一件他父亲绝对做不到的事：他不是在掩盖罪行，而是在利用自己父亲的罪行来消灭更强大的敌人。他用的是敌人的规则，法律与公开的规则。
“这份协议你看一下。”伊莎贝拉从公文包里抽出那张协议草案，贴在玻璃上。协议的核心条款只有三条：第一，莱昂纳多同意在勘验程序中作为证人指认德卢卡在二十年前掌握公文包并在兄弟会内部长期实施胁迫的事实；第二，伊莎贝拉同意在公益诉讼中将维塔港建设公司从共同被告名单中剔除；第三，双方同意在勘验结束后共同向联邦检察院提交关于德卢卡涉嫌谋杀、胁迫与妨碍司法的完整证言。
莱昂纳多逐条看完，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弧度。“你在利用我。”
“彼此。”
他拿起台面上的签字笔，在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被对讲系统的麦克风放大，变成了两个世界达成临时同盟的唯一见证。
“还有一件事。”伊莎贝拉站起来收拾好文件，转身准备离开之前，隔着玻璃问了一个她其实不需要问但必须问的问题，“当你父亲把混凝土浇进那堵墙的时候，我父亲可能还活着吗？”
对讲器将她的声音传导到玻璃另一侧。莱昂纳多没有回答。他只是垂下眼帘，双手慢慢从台面上收回，放在膝盖上。这个动作本身已经给出了全部答案。
伊莎贝拉推门走出会见室，沿着走廊大步向电梯走去。她的脚步比进来时更快，鞋跟敲击地面瓷砖的节奏紧促而均匀，像一台正在上发条的定时器。她必须在德卢卡动手之前安排好所有的独立见证人，必须确保那面墙被打开的时候，没有一个环节可以让任何人做手脚。
而关于刚才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她决定将它暂时锁在心里最深的那一格暗盒里。因为如果把它现在打开，她可能会失去用法律武器完成复仇的全部力气。她需要那些力气。她的父亲等了二十年。再等几天——再等几天，那面墙就会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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