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父亲的名字

伊莎贝拉整整两天没有睡觉。

不是不想睡，是睡不着。每次闭上眼睛，她就会看见那面墙。白瓷砖，灰缝泥，厚度异常，内部藏着超声波探测仪无法识别的东西。那东西长两米一，高一米三，恰好是一个人蜷缩的尺寸。她不愿意往下想，但她的职业训练不允许她停止推演。

强制勘验令的原件此刻就锁在她办公桌的抽屉里，上面盖着阿莱格里亚法官的签名章和联邦最高法院的鹰徽钢印。按照程序，第三方检测机构将在五个工作日内进场。但她等不了五个工作日。

她在等的是另外一样东西——父亲留下的调查笔记。

阿尔瓦罗那晚交给她的信封里，除了混凝土浇灌记录之外，还有一个更小的牛皮纸袋，封口用蜡封住，上面没有写字，只画了一个潦草的符号：一杆天平，两端各有一盏灯。和她手里那枚铜章图案一模一样。她没有当场打开，因为阿尔瓦罗在交给她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份是你父亲被捕前最后一天寄存在我这里的。他说如果你有一天主动来找我，就交给你。如果你没有来，就烧掉。

她把那个小纸袋带回家，放在床头柜抽屉里，两天没动。不是不敢打开，是她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父亲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每一个字可能带给她的重量。但现在，莱昂纳多·萨瓦托被捕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维塔港，法院行政办公室的机密竣工验收记录正被法庭勒令调取，而那个被标注为“补充加固处理”的墙体内腔即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开——她必须在此之前知道父亲知道的一切。

凌晨三点，伊莎贝拉坐在公寓书房的地板上，背靠着书架，膝盖上横放着那个牛皮纸袋。她用手指沿蜡封边缘轻轻一划，封蜡碎裂，掉在地板上像一小片干涸的血。

纸袋里是一本软皮笔记本，尺寸比手掌略大，封皮是深棕色的，边角磨得发白。她翻开第一页，看见了父亲的笔迹——潦草、急促、但每一个字母的转折都带着一种调查记者特有的精确。日期栏写着九月三日，距今整整二十年。

“阿尔基奥内建筑公司。注册资本三百万阿比索，注册地址是维塔港工业区一栋三层旧楼，实际办公人员只有两个人：一个前台和一个会计。但它在成立后一个月内就拿下了联邦法院大楼的主体工程分包合同。没有竞标记录，没有公开招标公告。合同金额一千二百万阿比索。我问了商务部的熟人，他说批复是直接从部长办公室签发的。是谁有这种能量？”

伊莎贝拉翻到下一页。父亲的笔迹变得更加潦草，页边空白处画着一个粗糙的树状图，枝杈尽头写着不同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被圈了三次，旁边打了三个惊叹号——马尔科·萨瓦托。

“红手套兄弟会。维塔港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头目马尔科·萨瓦托表面上经营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实际上控制着港口走私、高利贷和地下赌场。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在政商圈子里有极其深厚的关系网。我在商务部档案馆蹲了三天，找到一份七年前的进出口备案——萨瓦托的贸易公司曾为一个叫维托里奥·萨尔加多的人进口过一批免税建材。而萨尔加多，现在是联邦最高法院行政办公室的副主任。这层关系绝不是偶然的。法院大楼工程的水，比我想象的深得多。”

萨尔加多。伊莎贝拉的手指在书页上停住了。那个在预审听证会上脸色灰白、当庭被法官逼到墙角的人，二十年前就和她的父亲在这条线索上交过手。她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几页是密密麻麻的采访记录，采访对象包括建筑工人工会的档案员、商务部的前职员、以及几个在维塔港老工业区经营建材生意的商人。每一个人的证词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阿尔基奥内建筑公司只是马甲，法院大楼真正的承建方是红手套兄弟会控制的一系列空壳分包商。工程款从联邦司法部的账户流入阿尔基奥内，再通过层层分包合同洗白，最终流回马尔科·萨瓦托的口袋。

但父亲显然不满足于只揭开腐败。他的调查开始转向一个更具体的方向——工程本身的质量问题。笔记本的后半部分，笔迹变得越发急促，页面上开始出现大量建筑术语和手绘的结构草图。

“一位匿名的结构工程师给了我法院大楼的原始施工方案。他发现东侧裙楼二楼女洗手间的位置，在原设计中是一个开放的档案储藏区域，根本不应该有承重墙。但竣工图纸上，那里却变成了一堵厚达六十厘米的混凝土墙。变更没有经过任何设计审批。这是非标施工，典型的偷工减料——或者，是为了藏住什么而故意加厚的。”

下一页，父亲用红笔写了一句话，字迹深得几乎划破了纸张：

“下周，我准备去见马尔科·萨瓦托本人。线人说，他愿意见我。”

这是笔记本里最后一条有日期的记录。日期是九月十五日。三天后的九月十八日，马泰奥·费兰特驾驶的汽车在老城盘山公路的一个急弯处冲出护栏，坠入五十米深的山谷。警方在残骸中找到了一具被烧得无法辨认的尸体，法医鉴定死因为“重度颅脑损伤合并大面积烧伤”。案件以意外事故结案，没有立案侦查。

伊莎贝拉合上笔记本，手指冰凉。她将这本笔记贴在胸口，闭上眼睛做了三次深呼吸。然后她重新打开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没有日记，只画了一张表格。表格的标题是：阿尔基奥内夜间施工记录异常条目汇总。

表格中列着六条记录，每一条都标注了日期、搅拌车编号和浇灌部位。其中最下面一行被星号重点标注：9月18日，搅拌车编号C-12，浇灌部位——法院东侧裙楼二楼女卫生间后墙体，施工时间凌晨一点至三点。备注栏写着：“非计划浇灌。现场负责人为马尔科·萨瓦托本人。搅拌车司机姓名未登记。”

九月十八日。是她父亲“车祸身亡”的同一天。

时间线在这一刻冷酷地闭合了。那天夜里，马泰奥·费兰特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见了马尔科·萨瓦托。他或许以为这是一次突破性的采访，或许已经做好了被威胁甚至被恐吓的准备。但他绝没有想到，在他踏入那栋正在施工的法院大楼之后，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他的葬身之地，正在他脚下那堵即将浇灌的混凝土墙里。

伊莎贝拉站起来，膝盖发麻。她走到书房窗前，拉开窗帘，凌晨的维塔港还沉在灰蓝色的黑暗中，只有远处联邦法院大楼的穹顶投射灯一如既往地亮着，将它照得雪白圣洁。

她盯着那抹白色看了很久，然后回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部一次性预付费手机，拨通了埃齐奥之前留给她紧急联络时使用的号码。响了六声之后，电话接通了。

“我是伊莎贝拉·罗西。我需要见你的老板。”

“罗西女士，教父目前——”

“我知道他在看守所。我也知道他的律师可以在明天早上安排会面。告诉他，我手里有他父亲谋杀我父亲的完整证据链。如果他想让那面墙在打开的时候不至于把他也一起埋了，他最好和我谈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的几秒。然后埃齐奥用一种与平时完全不同的低沉语气回了一句：“明天上午九点，联邦看守所第三会见室。我会安排好。”

电话挂断。伊莎贝拉将一次性手机放进抽屉，在书桌前重新坐下。窗外，天边开始泛出第一线鱼肚白。而二十年前被浇进混凝土深处的真相，终于有了一个被调取出暗格的确切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