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审听证会定在下午两点，地点是联邦最高法院七号庭。这间法庭通常用来审理程序性动议，面积不大，旁听席只有四排木制长椅，但今天每一寸木板上都坐了人。伊莎贝拉·罗西坐在原告席上，面前摆着三份文件：公益诉讼起诉状、追加举证申请书、以及一份刚从塔瓦雷斯手里强硬索取的超声波检测数据摘要。
被告席上坐着法院行政办公室主任维托里奥·萨尔加多。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表情像一个正在等待牙医钻头落下的病人。他的法律顾问——一位从阿尔比恩联邦总检察署借调来的资深公法律师——正低声在他耳边说着什么，语速极快。
主审法官是露西亚·阿莱格里亚，五十二岁，银发整齐地梳在耳后，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老花镜。她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十七名法官中以判词锋利著称，曾主笔过三份关于公共机构性别平等义务的里程碑式判决。此刻她正翻阅原告方提交的最新证据材料，翻到超声波检测数据那一页时，手指的动作明显放慢了。
“这份数据的原始采集设备是什么型号？”阿莱格里亚法官抬起头，目光越过镜框上缘看向塔瓦雷斯——后者作为证人被传唤到庭，正坐在法官席左前方的证人椅上，姿态僵硬得像一尊石像。
“是便携式地质超声波探测仪，型号PUNDIT-200，用于建筑结构内部密度检测。”塔瓦雷斯的声音干涩，他清了一次嗓子才继续往下说，“该设备在联邦建筑安全标准中被列为可采纳的初步检测工具。”
“检测结果显示，目标墙体内部存在‘排除钢筋、管道、电缆及其他标准建筑预埋构件可能性’的异常填充物。这是你的技术员写的原话吗？”
“是。”
“异常填充物的长度是多少？”
“报告显示为……大约两米一。”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压低的窃窃私语。阿莱格里亚法官用木槌敲了一下台面，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所有人闭嘴。“原告方，你们基于这份初步数据提出什么动议？”
伊莎贝拉站起来，她的声音不大但咬字极其清晰：“原告方申请法院出具强制勘验令，允许由独立的第三方建筑检测机构对目标墙体进行开孔取样，以确定墙内异常填充物的具体性质。同时申请法院在勘验期间保全施工现场，禁止任何非授权人员进入东侧裙楼二楼卫生间区域。”
萨尔加多的法律顾问立刻起身：“反对。目标墙体被标注为主承重结构的一部分，开孔取样可能影响大楼整体结构安全。在未完成全面安全评估之前，任何破坏性检测都是不负责任的。”
“行政办公室在三天前就以安全评估为由封锁了那片区域。”伊莎贝拉针锋相对，“如果安全评估已经进行，为什么不能公开数据？如果安全评估没有完成，那么塔瓦雷斯先生今早进行的超声波检测又算什么？”
阿莱格里亚法官摘下老花镜，用镜腿轻轻敲了敲桌面。她看向被告席，语气像一把被缓慢拉出刀鞘的冷刃：“萨尔加多先生，法院行政办公室是否掌握关于目标墙体内部存在异常结构的任何历史记录？”
这个问题问得极其精准。不是问“知不知道”，而是问“是否掌握记录”。萨尔加多张了一下嘴，又合上。他意识到无论怎么回答都将掉入陷阱：如果否认，一旦勘验结果证明确有异常，他就是做伪证；如果承认，等于当庭供认行政办二十年来隐瞒了关键的建筑安全隐患。
“法官大人，我请求在回答此问题之前与我的法律顾问进行短暂商议。”萨尔加多的声音里首次出现了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缝。
“驳回请求。回答我的问题。”
法庭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所有氧分。萨尔加多盯着法官，沉默持续了整整八秒——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僚来说，这个长度的停顿几乎等同于当众认罪。
“行政办公室的历史档案中，”萨尔加多最终开了口，每个字都像被钳子夹出来一样艰难，“有一份标注为机密级的竣工验收记录。记录中提到东侧裙楼二楼女卫生间区域在施工最后阶段进行过‘补充加固处理’。但原始施工日志和混凝土批次记录已经在例行档案清理中被销毁。”
伊莎贝拉的心脏在胸腔里重重地撞了三下。“补充加固处理”这个措辞，和阿尔瓦罗那晚在废弃工业区对她说的“不该被找到的人”，和老马尔科笔记本上那个“内腔预留”——所有碎片在这一瞬间突然对上了纹路。
她站起来，声音比刚才高了半个音调：“法官大人，我请求调阅那份竣工验收记录。”
“原告方请求准许。”阿莱格里亚法官敲下木槌，“被告方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向法庭提交该份记录的原件。如果原件确已销毁，必须提供销毁记录的时间、经办人姓名及批准人姓名。同时——”她转向塔瓦雷斯，“我在此签署强制勘验令。勘验由法院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执行，范围限定于目标墙体的一处非承重表面区域，使用微创开孔技术。勘验全程录像，原告方代表、被告方代表及法庭委派的一名书记官必须在场。”
槌声落定。旁听席上，马尔科姆·佩雷拉的手指已经在相机快门上连按了十几下，快门声在肃静的法庭里像一梭子弹击穿了压抑的空气。
萨尔加多面如死灰地坐在被告席上，而塔瓦雷斯从证人椅上站起来时，膝盖微微打了个颤。
伊莎贝拉收拾好桌上的文件，正准备离开法庭，卡罗琳娜从旁听席上挤过来抓住她的手腕。“你看手机了吗？”
“没有。怎么了？”
卡罗琳娜将手机屏幕举到她面前。屏幕上是一条刚刚发布的新闻推送，来自《阿尔比恩财经观察报》网站，标题赫然写着：联邦法院大楼翻新项目投标方维塔港建设公司，被曝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存在深度关联。
伊莎贝拉握着手机的手僵住了。报道中引用了匿名消息源，详细列举了维塔港建设公司的控股结构与红手套兄弟会之间的层层关联——空壳公司的嵌套路径、关键股东与已知黑道人物之间的亲属关系，甚至包括老马尔科·萨瓦托生前在内部会议上的一张模糊照片，照片边缘是半张会议桌和一排沉默的元老。
“这是谁放的料？”卡罗琳娜压低声音问。
伊莎贝拉没有回答。她的大脑正在以庭审辩论的速度运转：报道发布的时间卡在预审听证会进行的过程中，不早不晚，刚好在法官签署勘验令之后、勘验实际执行之前。这不是巧合。有人想让公众先入为主地将法院翻新工程与黑道腐败划上等号，从而将勘验发现的任何结果——无论墙里是什么——都染上政治阴谋的色彩。
但谁是这个“有人”？
不是萨尔加多。萨尔加多整场听证会都在试图阻止勘验，他不希望任何关于法院旧事的脏泥被翻出来溅到行政办公室的鞋面上。提前曝光投标方的黑道背景，只会让舆论对法院的监督更加猛烈。
不是莱昂纳多。他更不可能自曝其短。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有人既想毁掉莱昂纳多的合法化前途，又不想让墙里的东西暴露。这是一个想要收网的人，而这张网的绳索同时勒在莱昂纳多的脖子和伊莎贝拉的脚踝上。
“卡罗琳娜，帮我查一件事。查那家财经媒体在发这篇报道之前，是否曾经联系过维塔港建设公司要求回应。如果是，问清楚他们打了哪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谁。”
卡罗琳娜点头正要转身离开，法庭门口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两个穿着联邦缉毒署制服的探员正穿过人群向法庭这边走来，身后跟着四名全副武装的司法警察。
他们的目标不是伊莎贝拉，不是萨尔加多，也不是塔瓦雷斯。
他们径直走向法院大楼另一侧——在预审听证会进行的同时，维塔港建设公司总部已经被三十名联邦探员包围。莱昂纳多·萨瓦托在办公桌前被戴上了手铐，罪名是洗钱、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以及欺诈联邦政府采购程序。而负责签发逮捕令的联邦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这起案件与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
“并行调查。”
伊莎贝拉站在法庭门口，听着走廊里此起彼伏的脚步声和快门声，慢慢将那只握着手机的手垂了下来。她赢了这场预审听证，拿到了强制勘验令，但在她走进那面墙之前，墙外的大网已经先一步收紧了。而她忽然不确定自己在这张网中到底是收网的人，还是被网住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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