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拘留所坐落在阿瓦隆联邦北部,距离布里奇波特市区四十分钟车程。从外面看,它不像一座监狱——没有铁丝网,没有岗楼,只有一栋灰褐色的混凝土建筑,窗户窄得像射击孔,外墙上的联邦徽章在早晨的阳光下反射着冷光。伊莱亚斯在门卫室出示了科琳娜·阿尔瓦雷斯探员发给他的电子通行证,一名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警卫核对了他的身份证件,然后带着他穿过三道电子安检门,进入一间没有窗户的会面室。
会面室很小。一张金属桌子,两把固定在地板上的金属椅子,天花板上嵌着一盏防爆灯,灯光惨白,照得墙壁上每一道划痕都清清楚楚。墙角装着一个半球形的监控摄像头,指示灯没有亮。科琳娜在短信里说,这次会面不被列为正式审讯,不录像,不录音,不纳入联邦检方的证据链条。“他想跟你说话,不是跟联邦检察官。”她这样写的。
伊莱亚斯坐在金属椅子上等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对面那扇厚重的铁门被从外面推开了,朱利安·瓦尔特走了进来。
他穿着拘留所标准的深蓝色囚服,上衣的领口有些松,露出锁骨上一小块之前被白大褂遮住的皮肤——上面有几道很旧很淡的疤痕,平行排列着,和莉迪亚手腕上的疤痕如出一辙。他的头发没有梳理,灰白色的发丝朝不同的方向翘着。他没有戴眼镜,没有穿白大褂,没有别着那枚金色神经元胸针。但伊莱亚斯认出他的方式不是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是他走进来时下巴微微抬起、后背挺得笔直、脚步间距精确到了厘米的习惯姿势。
瓦尔特在伊莱亚斯对面坐下,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这个动作和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对被试者时一模一样,只有两处微小的差别:他的手指上没有钢笔,他交叉的双手手腕上有一道拘留所手铐留下的淡红色勒痕。
“你不应该来。”瓦尔特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很久没有喝水,也像是在这几个小时里说了太多的话,声带还没恢复。“你有权拒绝。你有权把我留在任何一个表格和编号都找不到你的地方。”
“对。”伊莱亚斯说,“但你有话要说。”
瓦尔特看着伊莱亚斯。没有那种研究者的兴趣,没有那种被尺子量过的从容,也没有凌晨在主厅里把遥控器推到伊莱亚斯面前时的崩溃。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已经被拆解过的机器,所有的零件都被摊在桌子上,然后有人告诉他你可以重新组装,但他选择就这么摊着。
“昨天夜里,在拘留所里,他们给了我一份联邦调查局的初步调查报告。”瓦尔特说,“报告里有一节叫‘被害人陈述’。我读了十九份。每一份都写得很清楚——编号,姓名,被标记的次数,被拒绝的次数,追踪系统怎么影响了他们。”
他停顿了一下。眼睛没有离开伊莱亚斯。
“读完第十九份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十五年来,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怎么优化实验,怎么突破伦理委员会的限制,怎么设计更精确的偏离指数评估表。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实验应该怎么停下来。”
伊莱亚斯把手放进了外套口袋里,指尖摸到了鲁迪的钥匙卡和薇薇安的纸条。他没有说话。他知道瓦尔特不是来要回答的。
“你前天凌晨在档案室里找到我的磁带。”瓦尔特说,“你在主厅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放了一遍。你告诉我,我不在笼子外面。我在笼子里。我当时以为你在指控我。但后来我坐在拘留所里想了很久——其实你说的是一个事实。AD-1402的追踪系统从设计的第一天起就把我本人放在了追踪清单上。设计者也是被试者。观察者也是数据。”
他把手从桌子上抬起来,慢慢地,像是手腕上的勒痕让他有些不适。他把右手摊开,掌心朝上,放在桌子正中央。那只手很瘦,手指修长,指关节因为长期握笔而微微突出。伊莱亚斯看着那只手,想起了档案室里瓦尔特的被试者同意书——二十岁的朱利安·瓦尔特签字的时候,可能就是用这只手握的笔。
“我当时把遥控器给你,”瓦尔特说,“不是要你选择按或不按。我要你亲自决定怎么把它还给我。我没办法自己决定怎么停下来。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是因为我是编号01。我没办法同时扮演实验者和停下来的那个人。”
会面室的防爆灯发出一声微弱的电流声。伊莱亚斯看着瓦尔特的右手,那只手还悬在金属桌面上方,像在等某种审判——不是来自法庭,而是来自他追踪了十五年的人。这间屋子里没有电击装置,没有九档旋钮,没有聚光灯照着的金属椅子。只有两个人坐在两张被固定在地板上的椅子里,之间隔着一张冰凉的金属桌子。
伊莱亚斯没有握他的手。他把手伸进了外套内侧口袋,拿出了一样东西——那个从北区分拣中心带回的纸箱里抽出的信封。编号17。收件人是他自己,退信日期是十五年前。他把信封放在金属桌子上,推到瓦尔特面前。
“你没有失去我父母的地址。”伊莱亚斯说,“你寄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全家刚从公寓搬到收容所。你只要用你的系统查一次——就一次——你不会找不到。是你没有查。因为你想知道如果不寄这封信会发生什么。你想看看他会怎么往下掉。”
瓦尔特低头看着信封。他没有碰它。
“对。”他说。
“你想知道我有没有掉到底。”
“对。”
“我掉到底了。”伊莱亚斯说,“桥洞下面没有水。只有风。”
两个人隔着那张冰凉的金属桌子对坐着。防爆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壁上,边缘微微模糊,像浸了水的旧照片。瓦尔特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平稳的、被尺子量过的节奏,而是一点一点地从喉咙里往外掏,像从一堆废墟下面捡出还能辨认的碎片。
“昨晚我在拘留所里把我的档案打开来重新读。编号01,朱利安·瓦尔特,AD-1402长期追踪报告,十五年。我看到自己写的那一行——‘被试者01跟踪报告:未记录明显异常。’我写了十五年,从来没写过一个字的异常。但我知道那些异常在哪。”
他翻过自己的右手,看着掌心的纹路。
“每一次在实验室里看着单向玻璃后面的被试者,知道他们接下来的反应会完全符合我的预测——因为是我设计的情境、设计的指令,我把二十个活人装进二十个我亲手做的笼子里。那种满足感不是学术上的。是很私人的。”
他把手放回桌面。
“满足过后是空的。空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去翻追踪报告,看你们的号码被标记了几次,被拒绝了几次,有没有人已经彻底从数据库里消失了。然后我会在表格旁边写批注——‘数据有效’。‘偏离指数持续走高’。‘建议持续观察’。这些批注帮我把你们推远,推到一个安全的距离。推到那个距离外,你们就不是人了,是数据。我就可以继续满足,继续空,继续翻追踪报告,继续写批注。我做了十五年。”
他说到这里,直视着伊莱亚斯的眼睛。
“这不是疯话。是我花了十五年才想明白的实话。关于这套表格背后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动力——不是学术,是另一种东西。”
会面室的门被敲了两下,门上的小窗被从外面拉开。一名警卫探进头来,低声提醒道:“会面时间还剩十分钟。”伊莱亚斯点了点头,警卫把窗户重新拉上,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伊莱亚斯把手伸进外套另一侧的口袋,拿出了第二样东西。那封从北区分拣中心带回的、格雷戈里·帕里什的退回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北区拖车营地117号车位。他把信封放在瓦尔特面前。
“这是编号20的信。他女儿叫格温多琳,先天性心脏缺陷。你追踪的是格雷戈里·帕里什。但你每次在他社保号码上做标记,断药的是他女儿。”
瓦尔特盯着信封上的地址。他的喉结动了两次。然后他做了一个伊莱亚斯没有预料到的动作。他把信封拿起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没有伊莱亚斯自己那封信背面潦草的铅笔批注,没有任何辩解的字迹。他摸了摸信封背面的空白,然后把信封放回桌上,动作很轻,像是怕把它捏碎。
“他女儿今年多大了?”
“十七岁。”
瓦尔特把双手交叉搁在膝盖上,像一个在公交车站等车的老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错过了末班车,不知道要继续等还是要往回走。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的信会在北区分拣中心的死信存档库里存这么多年,一次都没被销毁吗?联邦邮政的死信处理流程规定,寄件人可以退回也可以申请销毁。我是寄件人。那些退回通知单上寄件人栏写的是我的名字——朱利安·瓦尔特。我从来没有申请销毁过任何一封。我把它们寄给二十个人。分拣中心因为找不到收件人把它们塞进H区,和几百万封没人认领的福利终止通知叠在一起。我随时可以要求销毁。我给分拣中心打一个电话就够了。但十五年来,我没有打过那个电话。”
伊莱亚斯看着他。
“你是想看它们会堆多高。”
“对。它们是实验数据,也是我自己。”
他把交叉的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和伊莱亚斯之间隔着两个信封的距离。一个信封上写着“伊莱亚斯·科马克”,另一个写着“格雷戈里·帕里什”。在这张冰凉的金属桌子上,十五年的追踪系统被压缩成了两个薄薄的牛皮纸信封。
“我把遥控器给你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按。”瓦尔特说,“你不按。我花了昨天一整个下午在想这件事。我以为我设计了一个被追踪了十五年的人拿到权力时的反应。但你没有做任何我预测过的反应——你没有按,没有把遥控器扔在我脸上,没有蹲下来哭,也没有像彼得一样把我归为一个需要被教训的被告。你把它放在桌上。”
瓦尔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几乎被防爆灯的电流声盖过。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你不把我当数据,也不把我当被告。你把我当成和你一样的人。编号01。我设计了这个实验。我从设计它的第一天就在等着有一个人走进来,不按我的任何一个按钮。我等了十五年。”
会面室的铁门再次被敲响。这一次警卫没有拉开窗户,只是隔着门板说了一句:“会面结束。请访客配合退场。”
伊莱亚斯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一声金属的尖叫。他把那两封信拿起来,放回自己口袋里——编号17和编号20,两封信,两个编号,他把它们和从北区分拣中心带回的整个纸箱放在一起。然后他站着,低头看着仍然坐在金属椅子上的瓦尔特。
“我要去法院。你是联邦检方的被告,我是联邦检方的证人。之后你再见到我,也是在法庭上。在我们变成检方和被告之前,我有句话要告诉你。”
瓦尔特抬起头看着他。
“你说得对。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给我的每个指令都是在测试我。但我还是走进去了。因为住宿、三餐、报酬。我是一个在桥洞里冻了三年的人。你给那三个词,我就会走进去。你研究的是服从,但你用的诱饵不是命令——是冷。”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听到瓦尔特在背后开了口,这一次声音更轻,却更清晰。
“科马克先生,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报告把你说成被害人。你不是。从你父亲站在我办公室里不肯坐下不肯喝水的那个下午开始,你就不是。你是那个在笼子外面叫我名字的人。”
伊莱亚斯没有回头。他推开铁门,走进走廊。警卫在他身后把会面室的门重新锁上,门锁落下的金属碰撞声在狭长的走廊里回荡了好几下才停。他沿着来时的路穿过三道电子安检门,走出联邦拘留所。
停车场上,格雷戈里的皮卡车还等在那里。后座上的纸箱被安全带固定着,莉迪亚、萨米尔和鲁迪站在车旁边等他。远处布里奇波特市区的天际线在午后的阳光里微微发白,几座老工业烟囱在天空下静静地立着。
科琳娜·阿尔瓦雷斯探员从皮卡车旁走过来,她的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领口的对讲机线垂在肩膀一侧。
“会面怎么样?”
“他说了一个词。”伊莱亚斯说,“我听了十五年,现在他把它还给我了。”
“什么词?”
伊莱亚斯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印着蓝色HHS标志的信封,收件人栏里写着他十五年前的名字。他把它握在手心里。
“名字。”
科琳娜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机响了,她低头看了一眼屏幕。然后她的表情忽然变了——不是紧张,而是一个执法者看到某条信息时需要迅速在脑子里重新排列所有已知线索的反应。
“什么事?”伊莱亚斯问。
“不是瓦尔特。是卫生部那边。”科琳娜把手机屏幕转向伊莱亚斯,“监察长办公室刚发出了一条紧急通知,和你们的追踪系统数据库有关。具体内容他们没说,但用的是紧急信道。”
她翻过手机,屏幕上是一行加粗的红色字体:
“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监察长办公室紧急通知:AD-1402数据库交叉访问接口自今日中午十二时起出现大规模异常访问记录。根据初步溯源,访问源并非联邦政府网络,而是从布里奇波特市一处民用IP地址发出的请求。请求内容为——批量删除二十个社会保障号码的全部异常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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