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玻璃还在地板上闪着光。科琳娜·阿尔瓦雷斯探员把联邦身份证件收回西装内袋，她身后的联邦探员们已经在主厅各个角落就位——不是逮捕的姿态，而是封锁现场的标准化流程：一个人守在破碎的正门前，两个人分别站在消防楼梯和电梯口的防火门外，还有一个技术取证员蹲在发言台旁边，用镊子将瓦尔特的遥控器夹进了一个透明的证物袋。
“这个东西需要检测。”技术员举起证物袋，隔着塑料膜仔细观察遥控器背面的序列号，“看磨损程度，不是新设备。”
“先收好。”科琳娜说，然后转向瓦尔特，“朱利安·瓦尔特博士，你现在不需要说话。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选择放弃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联邦法庭上的证词。我建议你在开口之前联系你的律师。”
瓦尔特站在发言台旁边，白大褂的领口微微歪了一点——可能是刚才他从发言台上拿起遥控器时蹭到的。他脸上那道泪痕已经干了，留下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浅淡盐迹，在日光灯下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他听完科琳娜的米兰达警告后，没有慌张，没有辩解，也没有像他在实验里那样用被尺子量过的语调做出任何声明。他只是点了点头，用右手把白大褂的领口理正，然后把手背到身后，站在那里，像一个终于听到了自己等了很久的审判的人。
“我不会叫律师。”他说。
“博士，我建议你再考虑——”
“我知道你在建议什么。我研究过联邦法律。不止是研究伦理法——我也研究过证据法和刑事程序法。我知道你们的取证流程，知道监察长办公室的调查权限，也知道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对资助项目的审计周期。”瓦尔特的声音恢复了一些惯常的节奏，但那节奏底下有一个细微的、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变化——他把“你们”这个词念得比平时轻。不是在拉开距离，而是在承认一种他已经不再属于的位置。“我不需要律师，不是因为我不在乎结果。是因为我不打算否认任何事。”
科琳娜看着他。几秒钟之后，她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录音设备，放在发言台边缘，按下了录音键。“朱利安·瓦尔特，现在是阿瓦隆联邦时间上午七点零六分。你自愿放弃律师代理权，选择现在接受讯问。请确认你的意愿。”
“确认。”
“那么请告诉我，AD-1402追踪计划是否得到了联邦卫生部的正式资助？”
“是。拨款编号HHS-AD-1402-0781，1998财年。拨款金额最初是一百二十万联邦币，后来追加到两百一十万。资助方是卫生部下属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名义上是青少年心理发展长期观察，实际用途是维持对二十名被试者的持续追踪，包括社会保障号码标记系统、信用记录加密存档、以及伪装成福利资格审查表的年度问卷投送。”瓦尔特一口气说出了拨款编号、金额和资金来源，像是在背诵一份已经反复修改了无数次但从未发表的论文摘要。
科琳娜在记事本上写了几笔。她的笔速很快，潦草到只有她自己能看懂。“追缴记录上显示，你的社会保障号码追踪系统与联邦社会救济署的数据库有交叉访问。谁授权了这个交叉访问？”
“没有正式授权。”瓦尔特说，“但也没有人阻止。救济署的系统有一个后门——一个为了给联邦研究项目预留的数据接口。我从1999年开始使用这个接口，从未被关闭。”
整个主厅里安静得可以听到技术员在证物袋上贴标签的细微声响。弧形陪审席上的十九个人仍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人说话。萨米尔的眼镜片上倒映着联邦探员头盔上的白色字母，莉迪亚的手已经从嘴上放了下来，攥着袖口按在膝盖上。格雷戈里缓缓地坐回了位置。彼得一直站着，听到“救济署后门”的时候，他的手指忽然伸开又攥紧——用了四年来与那个他无法进入的系统抗争，现在他知道那扇门不是打不开，是从来没人愿意给他开。
科琳娜把记事本翻过一页。“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凌晨五点多，一名自称是AD-1402被试者编号09的女人出现在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门口。她发着烧，手腕上带着输液针管取掉后的胶带痕迹。她告知了我们关于追踪计划的存在，也告知了我们这栋大楼里正在发生的事。你知道她可能会去报案吗？”
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她不是可能会去报案。她是从这个实验的第一天起就在等这一天。十年前她在我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问我——‘博士，如果数据会痛，你还会不会继续记录。’我当时没有回答她。因为她问的那天晚上，正是她试图自杀的前夜。今天早上她用自己的双脚走进联邦调查局，她没有再问任何问题。她已经不需要答案了。”
科琳娜关掉了录音机。她看着瓦尔特，眼睛里有一层很薄的、专业性的同距——既不是同情也不是厌恶，而是一个执法者在面对一个愿意招供的合作对象时自动生成的客观评估。她经历过太多不愿开口的人，突然面对一个完全不打算为自己辩解的人，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把录音机收起来，转身面对弧形陪审席上的所有人。“在场的各位，你们需要逐一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询。你们不是嫌疑人，你们是目击证人和被害者。你们有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但你们所知道的任何信息——包括你们的编号、你们的追踪记录、以及这些天在这间房间里发生的具体事件——都是本案的关键证据。”
“他们不只是目击证人。”伊莱亚斯忽然开口了。科琳娜转过身看着他。她比他矮了小半个头，但她抬头看他的时候，眼神没有任何被压低的强度。“他们是证据本人。”
伊莱亚斯从发言台旁边走下来，站到了弧形陪审席和联邦探员之间的空隙地带。他用手指着自己实验服胸口的条形码。“这个，是瓦尔特数据库里的追踪标记。”然后他指着彼得，“他的社会保障号码被这个标记系统错误记录了四次，他花了四年打官司才重新拿到养老金资格。”指着格雷戈里，“他的社保被同一个系统标记了三次，他有先天性心脏缺陷的女儿从出生起就在等待一份医疗保险，系统每一次标记他的号码，他女儿的药就会断一个礼拜。”指着莉迪亚，“她的右耳只有正常听力的百分之三十。从她十五岁起，这个追踪系统就把她的听力缺陷当成人格评估的一个变量。她的每一次福利申请被拒，拒信上写的理由都是一个她从来没被诊断过的错误编码。”指着萨米尔，“他的哥哥在身份被盗用后自杀。盗用者用的是追踪计划数据库里泄露的信息。”最后指着他自己，“而我，十四岁的时候被放在这个实验室里，十五年后在桥洞里住了三年，被同一个系统标记为异常，永远排不到救济署的队伍。”
他放下手。
“你问我们是谁。我们是AD-1402。所有二十个。除了编号09，她现在应该在医院里。”
主厅里陷入了短暂的安静。然后科琳娜·阿尔瓦雷斯探员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她把右手从西装口袋里拿了出来，伸向伊莱亚斯。不是握手，是摊开手心朝上，像接受某种传递。
“科马克先生，我办案十二年，见过证人在法庭上翻供，见过被告在审讯室里撒谎，见过律师在走廊里交易。我从来没见过一群被害人，在自己还没有律师、还没有被问询、还没有被任何官方机构宣布受到保护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受害过程一桩桩一条条地背了出来，彼此之间不需要排队，不需要补充，像背同一部病历。”
她收回手，转向身后的探员们。“把现场所有物证封存。监控录像、实验记录、纸质档案、电子设备、磁带、照片——全部带走。通知联邦卫生部监察长办公室，他们的资助项目档案需要立刻冻结。”
探员们开始行动。技术员用证物袋收走了发言台上的文件夹、电击装置、录音机和那盘老式磁带。另一个探员从消防楼梯方向进来，抱着一整摞从档案室搬出来的文件柜抽屉——AD-1402的全部原始档案，用棕色牛皮纸袋封装之后贴上了红色的“证物”封条。艾琳站在单向玻璃旁边，把一个U盘交给了取证员。“这是五期实验的全部观察记录，包括被试者的实时反应和我自己的批注。”她说，声音恢复了某种低沉的平静。
“你也是研究团队的人？”科琳娜看着艾琳。
“我是。我也是被试者。编号04。”艾琳说，“我的记录不能完全算客观数据。但我尽量在每一页写了真相。”
科琳娜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在记事本上记了一行字。“你的证词我会单独录。”
七点四十分。主厅里的日光灯忽然闪了一下，然后整个大楼的灯都灭了——不是瓦尔特控制的那种实验性的灭灯，而是大楼的供电系统被联邦调查局的现场指挥部主动切断了，为了锁定电子门禁系统和监控设备的数据状态。备用发电机在地下室深处发出了一声沉闷的低吼，然后几盏应急灯亮了起来，把主厅照成了一种介于白天和黑夜之间的昏黄色。
借着应急灯的光，伊莱亚斯看到瓦尔特被两名探员带出了主厅。瓦尔特经过伊莱亚斯身边时，脚步停了一下。他转过头，嘴唇动了两下，然后说了一句在应急灯昏黄光线里轻到几乎被发电机轰鸣吞没的话。“科马克先生，我给你那个遥控器，不是因为你父亲十五年前说的那句话。是因为你说——”
他停住了，摇了摇头，像是在对自己说不用再说了。然后他被带走了。白大褂的背影在消防楼梯的防火门后消失。
伊莱亚斯站在原地，没有追。
他回头看着弧形陪审席上的所有人。彼得和格雷戈里在应急灯光里站着，两个老工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萨米尔和莉迪亚坐在一起，她的左耳朝他侧着，他在小声跟她说着什么。玛尔塔、亨里克、鲁迪和利奥聚集在发言台旁，正在和技术员核对他们的个人身份信息。没人再戴胸牌，没人再看那条形码，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名字签字。
然后科琳娜·阿尔瓦雷斯走到伊莱亚斯面前，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我们查到SUB-09的身份了。她叫薇薇安·德拉波。她此刻在联邦中心医院，体征稳定。她告诉我们的医生，她从通风管道里爬出来之前，给你塞过一张纸条。纸条背面有一张地图。”
“对。”
“她说如果地图还在你手上，你应该去找一个叫‘分拣中心’的地方。”
伊莱亚斯愣了一下。分拣中心。鲁迪说过这个词，亨里克也说过。传送带上的包裹。南区分拣中心，北区分拣中心。联邦邮政。包裹会抖——里面是活的。
他转向鲁迪。鲁迪也听到了科琳娜的话，他的脸色在应急灯光里有些发白。“北区分拣中心有一个早已废弃的邮件存档库，在分拣大厅的地下二层。存档库里堆满了长期无人认领的死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联邦卫生部和救济署退回的福利通知单，因为收件人地址变动或者身份异常被退回，寄件人选择不补发，收件人永远不知道信的存在。我做了十二年夜班分拣，每天经手几千封信。但有一类信我从来不敢看第二遍——牛皮纸信封，左上角印着HHS的蓝色标志，收件人地址和退回地址都被涂改过，改来改去。信封很薄，里面只有一张纸。从联邦卫生部退回来。”
“HHS。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科琳娜确认道。
“对。这些信在存档库里堆了十几年。如果瓦尔特是通过救济署的数据库标记了你们的号码，那他退回或者拦截的每一封通知单——每份福利终止决定、每份资格审查结果——都应该在那间存档库里有一份备份。”鲁迪说，他看着伊莱亚斯，“存档库需要专门的钥匙卡。我有。一直没还。”
伊莱亚斯转向科琳娜。“北区分拣中心。地下二层。死信存档库。”
科琳娜已经在记事本上写下了地址。她把记事本合上，抬头看着伊莱亚斯。“我们会去。但你——”她顿了顿，“你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证人，不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伊莱亚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自己的胸牌放在发言台上。条形码面向所有人，正对着那些散落的碎玻璃。他没有说我会配合调查，也没有说我会等待结果。他说的是一句更简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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