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定在上午十点。利奥在早上七点就醒了。他躺在床上，透过铁栏杆的缝隙看着外面一小块灰蓝色的天空。城市的晨光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煤灰味，即使是在韦斯特利亚联邦这边，风从喀尔巴阡山吹下来的时候，还是会捎来远处工业区烟囱里的微粒。
他洗了脸，换上瓦尔特让人送来的一套干净的深灰色西装。西装很合身，像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他站在卫生间里那面不大的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三天没有刮胡子，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眼眶下面的阴影淡了一些，但还在。他把头发用水拢了拢，扣上西装扣子。
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审计员了。他看起来像一个即将走上法庭的人。
九点四十分，瓦尔特敲门进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检察官制服，胸口别着联邦司法部的徽章——一架天平，背景是韦斯特利亚联邦的十二颗星。他的表情比昨天更严肃，眉宇之间有一种压抑的紧张感。
“准备好了吗？”瓦尔特问。
“准备好了。”
“听证会大概持续两个小时。你会被问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你的身份和你在奥斯特威亚审计署的工作经历。第二，你发现民生基金账目异常的经过。第三，你获取数据并带出境的过程。”瓦尔特顿了一下，“法官的名字叫玛格达·施泰因。她在联邦司法系统工作了三十年，以铁面和精确著称。她不会问你任何无关的问题，也不会容忍任何无关的回答。你只要说实话就够了。”
“弗洛林的人会在场吗？”
“金融监管局申请了旁听席位。施泰因法官批了，但只限弗洛林本人，不能带随从。”瓦尔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几乎是一个笑，“他大概会坐在后排，用眼神试图杀死你。别看他。”
利奥点了点头。
第三听证室在大楼的二层。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没有窗户，墙壁上贴着深色的吸音板。房间正面是一张高台，高台后面是一把黑色的高背椅——法官的席位。高台下方是书记员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台速录机和一摞空白案卷。房间两侧各有一排旁听席，一共能坐大概二十个人。
利奥走进听证室的时候，旁听席上已经坐了几个人。他看到了弗洛林——金融监管局的那个男人坐在后排最靠边的位置上，穿着一件炭灰色的西装，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他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像一个来旁听大学讲座的退休教授。
利奥没有看他。
瓦尔特坐在检察官席上。利奥被带到证人席，一个位于法官席左侧的小台子，台面上放着一本已经翻到宣誓页的宣誓书和一支笔。
十点整，房间后方的门打开了。所有人起立。玛格达·施泰因法官走进来，她大概六十多岁，身材瘦小，穿着一件黑色的法官袍，领口露出里面白色衬衫的尖领。她的头发全白了，往后梳成一个紧凑的发髻。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皱纹很深，但那双眼睛像两颗被冷水冲洗过的玻璃珠——透明，冰凉，不可撼动。
“请坐。”施泰因法官说。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上，干净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尾音。
所有人坐下。
“本案编号FC-1176，关于奥斯特威亚共和国国家民生基金涉嫌跨境洗钱及公职人员腐败的初步调查听证会现在开始。”施泰因法官翻开面前的案卷，“证人利奥·卡瓦诺，请你在宣誓书上签字。”
利奥拿起笔，在宣誓书末尾签了字。他的手很稳。签完之后他把笔放回原处，抬起头。
“卡瓦诺先生，”施泰因法官说，“请你陈述你的姓名、职业以及在奥斯特威亚共和国审计署的任职经历。”
利奥开始说。他的声音起初有些干涩，但很快变得平稳。他讲述了自己在审计署六年的工作经历，讲述了他负责核算民生基金账目的日常工作，讲述了他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发现了那笔一千二百万克朗的可疑转账。
施泰因法官几乎没有打断他。她只是偶尔在案卷上用钢笔做几个记号，笔尖在纸面上发出细小的沙沙声，像沙子流过沙漏。
当利奥讲到启动全链追踪工具、发现四十二亿克朗的亏空时，旁听席上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是弗洛林。利奥没有停。
“然后信息安全办公室的副主任康拉德·海因把我带到了会客室。他给了我三个解释：邮政信箱是临时过渡账户，离岸公司正在变更注册，四十二亿缺口是系统漏洞。他要求我签署一份补充保密协议。第二天凌晨，他死了。官方说心脏病。”
施泰因法官抬起头。“你有证据证明海因先生的死亡与你发现的数据有关吗？”
“直接的证据没有。”利奥说，“但海因在约谈我之后不到十四个小时就死了。他的遗体在死亡确认后六小时内被火化。没有独立的尸检报告。他的家属拿了抚恤金，签了保密协议。”
施泰因法官在案卷上又记了一笔。
“继续。”
利奥继续往下说。他讲到了那条匿名短信，讲到艾拉·萨默和维克多·佩雷拉的死亡，讲到他如何在消防警报中逃出审计署大楼，讲到米洛·科瓦奇给他的那把黄铜钥匙。他讲到了货运列车、黑色轿车、灰色风衣，讲到了他在韦斯特利亚联邦边境小站上看到的那辆等在凌晨夜色里的轿车。
他讲到了伊莉娜·科斯塔——那个在他之前发现真相、然后被从数字世界里抹掉的会计。他讲到了伊莉娜的母亲玛尔塔，讲到了那张写着银行账户号码的纸条。
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当他终于说完的时候，听证室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所有水分，干燥而紧绷。
施泰因法官放下钢笔。
“卡瓦诺先生，你的陈述中提到了一个名叫薇拉·科瓦奇的人。你能确认她的身份吗？”
“她是审计署的同事，坐在我旁边的工位。”利奥说，“根据检察官瓦尔特先生向我提供的信息，她的姓氏和米洛·科瓦奇相同。我目前不知道他们之间确切的亲属关系。”
施泰因法官翻了一页案卷。“瓦尔特检察官，请陈述你关于伊莉娜·科斯塔失踪的调查进展。”
瓦尔特站起来。“根据我们掌握的通话记录，科斯塔女士在失踪当天下午的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一个登记在薇拉·科瓦奇名下的手机号码。此外，科斯塔女士失踪后，她的全部数字记录被系统性抹除——包括社保档案、银行交易、医疗记录、甚至公寓的门禁刷卡记录。这种操作需要相当高级别的系统权限。根据我们初步判断，奥斯特威亚审计署内部存在一个专门负责处理所谓‘敏感人员’的隐蔽机制。薇拉·科瓦奇很可能是这个机制的一部分。”
旁听席上，弗洛林换了一个坐姿。他翘起了二郎腿，动作很轻，但利奥的余光捕捉到了。
施泰因法官没有抬头。“金融监管局的弗洛林先生，你代表奥斯特威亚政府申请旁听。你有什么需要向本庭补充的吗？”
弗洛林站起来。他的姿态很得体，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脸上挂着一种训练有素的尊重表情。
“法官阁下，我不质疑卡瓦诺先生的陈述真实性，也不想否认那些数据的存在。但我想提请法庭注意一个事实：卡瓦诺先生获取这些数据的方式，在奥斯特威亚共和国的法律框架内构成了多项违法——包括越权访问、窃取国家机密、非法携带敏感数据出境。无论这些数据的内容是什么，获取手段的非法性是不容忽视的。”
利奥的手指在膝盖上握紧。
瓦尔特站起来。“法官阁下，根据韦斯特利亚联邦与奥斯特威亚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及两国共同签署的《跨国反腐败司法合作协定》第三条，当涉案数据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获取数据手段的合法性不应成为拒绝采纳证据的唯一依据。民生基金的四十二亿克朗亏空涉及奥斯特威亚全体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这显然构成了‘重大公共利益’。”
施泰因法官听完双方陈述，沉默了片刻。她把手里的钢笔轻轻放在案卷旁边，这个动作在安静的听证室里产生了近乎某种宣判前的仪式感。
“本庭对金融监管局提出的程序性质疑予以记录。但根据《跨国反腐败司法合作协定》第三条的明确规定，本席决定驳回弗洛林先生关于证据排除的口头动议。初步调查将继续进行。卡瓦诺先生的身份由证人转为受保护举报人，在调查期间受联邦法警保护。下次听证会的日期将另行通知。”
她敲了一下法槌。
“休庭。”
弗洛林站起来，把西装扣子扣好。他转身走出听证室的时候，和利奥擦肩而过。他的嘴唇几乎不动地吐出几个字，声音低得只有利奥能听到。
“叛国者也会有煤气泄漏。”
然后他走了。
利奥站在原地，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撞了两下，然后恢复了平稳。他没有回头。他看着弗洛林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弗洛林刚才说的话，绝不是一个旁听者在法庭上应该知道的信息。
煤气泄漏是维克多·佩雷拉的死因。而这件事在奥斯特威亚的公开记录里，只是一起普通的意外事故。弗洛林知道得太多。
瓦尔特走过来，把手搭在利奥的肩膀上。“施泰因法官驳回了他们的动议。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利奥点了点头。但他的脑子里还在回响弗洛林刚才那句话——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是它的语气。那种语气不是威胁，而是一种陈述。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安排好的事。
瓦尔特带着他走出听证室。走廊里，两名穿着联邦法警制服的高大男人正等着他们。他们身上的装备很齐全——防弹背心、对讲机、腰间的手枪套。其中一个人向瓦尔特点头致意。
“从现在开始，他们会二十四小时跟着你。”瓦尔特说。
利奥跟着法警走向电梯。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他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往外看了一眼。莫尔加滕大街上，一辆黑色的轿车正停在路边。它的引擎没有发动，车窗紧闭。它不是之前在边境跟踪他的那一辆，但它太像了，像到利奥几乎能确定它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而在那辆车的驾驶座上，穿着灰色风衣的男人正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是地图，不是信息，而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
艾拉·萨默。
照片是从远处拍的，背景是《奥斯特威亚日报》老城区办公楼的那扇红砖大门。艾拉正推门走出来，手里抱着一摞文件。
灰衣人把照片放大，仔细看了看她的脸，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放在副驾驶座上。
他发动了引擎。
黑色的轿车无声地滑入车流，朝着城市另一端的火车站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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