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精神病学评估

弗里敦法院的精神病学评估室位于大楼西翼的六层，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方形房间，四壁刷着淡得近乎白色的薄荷绿。房间里只有一张钢制办公桌、四把椅子和一台用于记录的摄像机。摄像机镜头上的红色指示灯在房间角落里安静地闪烁，像一颗不会眨眼的微型星体。

埃利斯·索恩被法警带进来时，腕上的手铐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他穿着橘色的囚服，外面套了一件白色的纸质罩衫，脚上是一双没有鞋带的帆布便鞋。这身装束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削减尊严，但埃利斯穿着它走路的姿态却像是在穿过游艇俱乐部的茶室——脊背挺直，目光平稳，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礼节性的微笑。

房间里已经坐着三个人。玛格丽特坐在角落的观察席上，面前摊着笔记本。她对面是两位辩方聘请的精神病学家和一位法院指定的独立评估专家。第一位是辩方的首席专家，利奥波德·哈特曼博士，六十出头，银发整齐地梳向脑后，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是弗里敦大学精神病学系的荣誉教授。第二位也是辩方聘请的，索尼娅·卡普尔博士，四十多岁，专攻人格障碍与犯罪心理学，曾多次在联邦法院作为专家证人出庭。第三位是法院指定的独立专家，玛格丽特不认识他——一个瘦高个男人，深色皮肤，穿着朴素的灰色西装，坐在两位辩方专家旁边，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

哈特曼博士首先发问。他的声音温和而有节奏，像是在对一位老朋友进行年度体检。

“索恩先生，您能告诉我们，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

埃利斯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姿态放松得令人不安。他思考了几秒钟，然后开口，语气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学术案例。

“大概七八岁。我父亲带我去参加一个商业晚宴，让我坐在长桌的末席。那天晚上我观察了三个小时——每一个人的手势、笑容、敬酒的时机、恭维的分寸。回家的路上我父亲问我从晚宴上学到了什么。我说：‘每个人都在表演。但没有人承认自己在表演。’他笑了，拍了拍我的头说：‘你终于懂了。’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一刻。”

哈特曼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创伤经历？比如失去亲人、被虐待、被忽视？”

“没有。”埃利斯的回答干脆利落，“我的童年极其优越。家庭完整，经济宽裕，教育一流。我没有任何可以被诊断出来的创伤。”他停顿了一下，嘴角的弧度微妙地变深了，“这正是问题所在。一个没有任何创伤的人，却活成了一个空心人。您怎么诊断一个没有病因的病人？”

卡普尔博士身体前倾，她的目光锐利而专注。“索恩先生，您在书房密室里收藏了大量关于朱利安·瓦雷拉的照片和笔记。您承认自己复制他的声音、笔迹、微表情。您能描述一下驱使您这么做的内心冲动吗？”

“饥渴。”埃利斯说这个词的时候，声音里出现了一种极轻微的颤抖，“一种持续的、无法被任何其他东西填充的饥渴。食物不行，金钱不行，名誉不行，性也不行。只有他——朱利安——能让我感觉到某种近似于存在感的东西。当我在模仿他的时候，当我用他的语调说话、用他的方式在董事会上发言的时候，我会短暂地感觉到：我活着。但那只持续几秒。然后饥渴又回来了。”

“您知道这种状态在临床上被称为什么吗？”

“身份扩散。身份认同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伴解离特质。”埃利斯列举诊断术语的方式像是在朗读一份菜单，“哈特曼博士在他的初步报告中倾向第一种，卡普尔博士倾向第三种。我读过两位的论文。如果要我自己选，我会选——无诊断。不是因为我正常，是因为任何一种诊断都假设存在一个可以被定义的‘正常’状态。而我怀疑那种状态只存在于统计学的平均值里。”

一直没有开口的法院独立专家这时说话了。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的咬字都极其清晰。

“索恩先生，假设您描述的内在体验是真实的——真实的饥渴，真实的空虚。这如何解释您对托马斯·基恩的行为？”

埃利斯的目光转向他，那道浅灰色的瞳孔在荧光灯下平静得近乎不真实。

“我对托马斯·基恩做了什么？”

“您把他带到镜厅，给他代号‘幽灵’。您用他的指纹制作了乳胶面具。您用他的名义租赁了仓库。您把他变成了您剧本里的一颗棋子——一颗最终会被牺牲的棋子。”独立专家不紧不慢地陈述，“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我想知道：您在那段时间里，如何定义托马斯·基恩在您情感世界中的位置？”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埃利斯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

“棋子。”他说，“我定义他为棋子。不用找更优雅的词了。”

“您对他的生死——在意吗？”

埃利斯沉默的时间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长。当他回答时，声音比之前轻了几乎一半。

“在意。但不是您想象的那种在意。他不是我关心的人，因为我并不真正关心任何人——包括我自己。但他是我的作品。我用他完成了整个计划的最后一次测试。如果他成功扮演了朱利安的替身，那意味着我的技术已经精确到可以复制人类的全部身份标记。如果他失败了——如果他死在某个环节——那意味着我的计划还有缺陷。所以我在意。不是在意他的生命。是在意我的实验。”

独立专家在笔记上写了一行字。然后他抬起头，直视埃利斯的眼睛。

“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曾经，在您一生中任何一个时刻，爱过朱利安·瓦雷拉？”

空气在那一瞬间变得沉重而浓稠。玛格丽特看到哈特曼博士的笔尖在纸面上停住了。卡普尔博士的眼睛紧紧盯着埃利斯。

埃利斯闭上眼睛。

当他重新睁眼时，表情依然平静。但他的声音——那层始终包裹着他声音的光滑保护膜——终于出现了第一道肉眼可见的裂痕。

“我爱他。用我所有能够爱的能力。那种爱不是友情，不是爱情，不是任何可以被分类在教科书里的东西。它是一种——渴望。渴望成为他，渴望拥有他的确信、他的完整、他那个被他称为‘自我’的不可动摇的核心。这种渴望太强烈了，强烈到它吞噬了我自己。所以是的。我爱他。但我只能用毁灭他的方式来证明这份爱的存在。”

独立专家把笔放下，平静地说：“谢谢。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哈特曼博士和卡普尔博士交换了一个眼神。哈特曼清了清嗓子。“基于今天的评估和对索恩先生的长期观察，辩方认为被告在犯罪时处于严重的精神障碍状态，无法形成完整的犯罪意图——”

“反对。”独立专家打断了他。他的声音依然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桌面上，“哈特曼博士，您陈述的只是诊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减轻责任能力。被告在计划每一步时都展现了高度的组织能力和目的性。他起草了仲裁协议，设计了离岸公司结构，复制了另一个人的全部身份标记，并且精确地利用了法律制度中的每一个程序漏洞。这一切都与‘无法形成犯罪意图’相矛盾。”

“但您刚刚听到他对爱的定义——”

“我听到了。”独立专家转向埃利斯，“那是我听过的最诚实的供词。比任何谋杀认罪都更诚实。一个用全部理智、全部计划能力、全部二十年时间来系统性地摧毁另一个人身份的人——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无法阻止自己去做。而无法自控与无法分辨对错，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玛格丽特在角落里安静地记录。她的笔尖在纸上划过，但她的注意力完全在这个安静的独立专家身上。他正在说出她心里想了很久但一直无法精确表述的东西。

埃利斯·索恩不是疯子。他从未在任何意义上丧失理智。他只是把自己理智的全部力量，用在了某个不可理喻的目标上。而那份理智本身，才是他身上最可怕的东西。

当法警带埃利斯离开房间时，他在门口停顿了一下，侧头看向玛格丽特。那个目光很平静，很礼貌，和他在警局第一次接受询问时一模一样。

“霍洛威探长，”埃利斯说，声音温和得像在谈论天气，“还有不到两个小时。您收到那封邮件了吗？”

玛格丽特没有回答。她看着法警将埃利斯带出门外，走廊里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然后她拿出手机查看。

收件箱里，一封定时发送的邮件正安静地躺在未读列表的顶端。发送时间：中午十二点整。距离现在还有一小时四十六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