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德曼在警局会议室里等伊莱亚斯时,面前摊着两张儿童绘画。一张是奥利安的房子剖面图——每个房间标了号,母亲的位置画着红色叉号。另一张是卡西奥佩娅的黑色大圆——两个孩子被圈在里面,母亲的红点飘在圆外。
这两张画他已经看过无数次。但今天,当他将它们并排放在一起时,他注意到了一个之前被忽略的细节。
奥利安的画里,书房(标号3)有一个小人,旁边写着字母“K”。厨房(标号2)有另一个小人,写着“M”,上面画了红叉。但二楼那个挤着两个小人的房间(标号4)——奥利安和卡西奥佩娅的房间——窗户上画着一个小小的长方形。长方形的颜色是黄色,与整幅画的蓝色基调形成对比。
奥尔德曼拿起放大镜。那个黄色长方形里,有两个更小的点。一个蓝色,一个粉色。和卡西奥佩娅画中黑色大圆里的两个点颜色完全一致。
他直起身,拨通了海伦娜·莫洛伊的电话。
“莫洛伊医生,奥利安画的房子剖面图——二楼房间窗户上的黄色长方形是什么?”
海伦娜沉默了几秒。“我没有注意到那个细节。等一下,我把扫描件调出来。”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
“我看到了。”海伦娜的声音变得紧绷,“那不是一个窗户。窗户在房子的另一侧。这是一个——屏幕。电脑屏幕或平板电脑的屏幕。两个孩子挤在房间里,面前有一个屏幕。”
“他们在看什么?”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把这个屏幕的位置与科马克书房的位置对比——书房在楼下,正下方。如果科马克在书房里有什么不想让孩子们看到的东西,他不会让他们下楼。他会给他们一个屏幕,让他们待在房间里。”
奥尔德曼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案发当天下午,科马克在书房里进行视频会议。孩子们在二楼房间里,面前放着一个平板电脑——可能是看动画片,可能是玩游戏。他们的注意力被屏幕锁定,眼睛盯着那个黄色长方形,耳朵被耳机里的声音填满。楼下发生的一切,都被隔绝在那个黄色光芒之外。
“我需要再见一次孩子们。”奥尔德曼说。
“民事诉讼的调查阶段可以进行心理评估。但科马克一定会反对。”
“如果法院下令呢?”
“那需要足够的理由。”
奥尔德曼看着画中那个黄色长方形。“我想我已经有理由了。”
伊莱亚斯推门进来时,奥尔德曼正在放大镜下研究卡西奥佩娅的画。
“你说找到了关于孩子们的东西。”伊莱亚斯脱下外套,坐到会议桌对面。
“看这个。”奥尔德曼将两张画推过去,“奥利安画中的二楼房间窗户实际上是一个屏幕。卡西奥佩娅画的黑色大圆——如果它不是‘引力系统’,而是另一种东西呢?”
“什么东西?”
“一个屏幕。平板电脑的黑色边框。两个小点——蓝色和粉色——是屏幕上的内容。可能是动画角色,可能是游戏人物。而屏幕外的红点——他们的母亲——不在屏幕里,不在他们的注意力范围内。她在现实中,正在发生某些事,而孩子们的眼睛被锁在屏幕上。”
伊莱亚斯低头看着那两张画,眉间的纹路越来越深。
“科马克在案发时给孩子们看了什么东西,让他们一直待在房间里。”他说,“这是他不在场证明的一部分——不是证明他不在现场,而是确保目击者不存在。”
“如果他在案发前反复训练孩子们——‘爸爸开会时你们在房间里看动画片,不能下楼,不能发出声音’——那么即使他们听到什么,也不会觉得异常。因为那是爸爸的规定。而在这个家里,爸爸的规定从来不需要解释。”
伊莱亚斯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雪后灰色的天际线。
“民事诉讼的新证据清单中需要增加这两张画的分析报告。以及海伦娜的专家意见。这可以证明科马克有意识地制造了孩子们的不在场证明——与他自己不在场证明相匹配的第二层保障。”
“但这也有代价。”奥尔德曼的声音沉下来,“如果我们在民事诉讼中将这些画作为证据提交,它们将成为公开记录。媒体会报道。奥利安和卡西奥佩娅长大后,会看到自己童年时画的画——被用来证明他们的父亲杀了他们的母亲。”
会议室里陷入沉默。暖气片发出轻微的金属收缩声。
“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伊莱亚斯最终说,“不管我们是否提交这些画。他们会看到新闻,会读到法庭记录,会问祖母为什么母亲不在。真相不会因为我们隐瞒证据而消失——只会延迟到达。而当它最终到达时,他们还会附加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
“你说得轻松。”奥尔德曼点燃一支烟,“你不是那个看着他们眼睛的人。”
“你说得对。我不是。”伊莱亚斯转身面对奥尔德曼,“但你是。那天在海伦娜的观察室里,你隔着单向玻璃看着奥利安和卡西奥佩娅。你看到奥利安把自己画成父亲的复制品。你看到卡西奥佩娅把房子埋在沙子里。你告诉我——如果不提交这些证据,五年后、十年后,你还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吗?”
奥尔德曼将烟蒂按进铁皮烟灰缸。烟雾在灯光下缓慢上升。
“如果我们要提交这些画,”他最终说,“我需要先和海伦娜再做一次儿童心理评估。不是作为证据收集——是确保他们在评估过程中不会被再次创伤。”
“法院不会批准。科马克的律师会反对。”
“那就让瓦莱丽带他们来。她是监护人之一。她有权带孙辈做心理评估。”
伊莱亚斯想了想,点了点头。
“另一个问题。”奥尔德曼翻开瓦莱丽的日记本,“埃德加·惠兰死前一周的日记。他写道:‘这个孩子让我感到恐惧。他看着我的时候,不像一个儿子在看父亲,像一个生物学家在看一个不够完美的标本。’”
“科马克的母亲在地下室找到的那个。”
“对。埃德加在死前意识到了儿子有什么不对劲,但他没有采取行动。一周后,他死在车库里。三十年后,梅芙在计划离开丈夫前一周,找了瓦莱丽——她婆婆——寻求帮助。一周后,她死在那个洞穴里。”
伊莱亚斯的呼吸变得缓慢。
“模式完全一样。”他说,“两个受害者,都在死前一周表达了对科马克的恐惧。两个可以干预的人——埃德加的妻子瓦莱丽,梅芙的婆婆瓦莱丽——都选择了沉默。”
“而两次沉默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为了孩子。瓦莱丽为了科马克和塞拉不被送进福利系统而沉默。后来她劝梅芙为了奥利安和卡西奥佩娅不要离开。每一次,孩子都成了沉默的理由。”
奥尔德曼合上日记本。
“现在奥利安和卡西奥佩娅还在那个房子里。科马克是他们的监护人。法律无法剥夺他的监护权——他被判无罪了,没有任何刑事记录。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证据提交给民事法庭,如果社会福利机构不介入——这两个孩子将成为这个模式的下一个循环。”
伊莱亚斯在会议桌旁坐下,双手交叠放在面前。他的姿态与奥尔德曼在审讯室里见过的无数嫌疑人相似,但他的眼睛里没有逃避,只有一种正在酝酿的决心。
“我需要打一个电话。”他说。
“给谁?”
“给一个我从未想过会主动联系的人。”
他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按下拨号键。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格雷先生。我是万斯检察官。我们需要谈谈。”
电话那头的沉默持续了几秒钟。
“我在听。”
“不是在法庭上。不是关于程序。是关于两个孩子。我们需要您的帮助——不是为了科马克·惠兰,是为了他的孩子。”
格雷没有说话,但伊莱亚斯能听到他在呼吸。稳定、克制的呼吸。
“我明天下午有空。”格雷最终说,“老地方。你知道在哪里。”
电话挂断。伊莱亚斯将手机放在桌上。
“什么是老地方?”奥尔德曼问。
“十七号码头。废弃工业区。”伊莱亚斯说,“那个被他辩护无罪的灭门案嫌疑人在失踪前,最后被人看到的地方。”
窗外,夜幕完全降临。港口灯塔的光束扫过海面,照亮了正在重新冻结的浪花。在松林社区那栋完美的房子里,奥利安和卡西奥佩娅正坐在餐桌前。他们的父亲在厨房里准备晚餐,用那把量杯精确地称量每一份食材。餐桌上依然摆着四套餐具,其中一套积着薄薄的灰尘。
孩子们没有说话。
他们已经学会了不在餐桌上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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