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区仁德路37号是一栋不起眼的六层建筑，夹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和一家廉价商务酒店之间。外墙贴着浅棕色的瓷砖，年代久远，裂缝像毛细血管一样从墙根蔓延到三楼。一楼是间门窗紧闭的二手电器店，橱窗里摆着早已淘汰的显像管电视，屏幕上落满了灰。
金泽佑在街对面站了十分钟。
他在观察。不是观察建筑本身，而是观察有没有人也在观察这栋建筑。崔仁赫说储物仓的密码是7407，伯父生前最后一个月租下了这里。如果真有人一直在跟踪伯父，如果他们知道伯父死前在这里藏了东西，那么这地方应该早就被翻过了。但如果密码只有伯父和崔仁赫知道，而崔仁赫遵守了某种底线没有进去——那扇门后面的东西可能还在。
他穿过街道，推开一楼侧面的玻璃门。门没有锁，合页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里面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墙上嵌着老旧的邮箱格，大多数邮箱的门都虚掩着，露出里面泛黄的广告传单。走廊尽头是一部电梯，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电梯维修中，请走楼梯。”
楼梯间在走廊右侧。他推开门，一股潮湿的冷空气扑面而来。墙上的油漆大片剥落，露出下面黑色的防潮层。他的脚步声在井道里回荡，每一级台阶都发出轻微的呻吟。
地下二层。楼梯尽头是一扇防火门，门上装着电子密码锁，锁上方的指示灯是红色的。他掏出手机，打开那个黑色的页面。系统检测到了附近有加密设备，自动弹出了一行提示：【检测到存储单元访问终端。临时解锁码已生成。有效期：60秒。】
他把解锁码输进去。指示灯由红变绿，门锁弹开了。
门后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天花板很低，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走廊两侧是成排的金属储物柜，每个柜门上都贴着编号标签。C区在走廊中段。他数着号码走过去——C-14，C-15，C-16，C-17。
C-17号柜是标准的方形铁柜，大约半人高，柜门上有一个四位数字的机械密码锁。银色的拨轮在荧光灯下反射出微弱的光。他蹲下来，把拇指放在拨轮上。
7407。
四个数字依次拨到正确位置。密码锁内部发出一声细小的金属碰撞声，柜门弹开了一条缝。
金泽佑拉开柜门。
里面只有一个铁皮箱子。箱子不大，和普通的公文包差不多尺寸，铁皮表面有轻微的锈迹，合页处打了一层薄薄的润滑油。他把箱子搬出来放在地上，打开搭扣，掀起箱盖。
箱子里的东西被仔细地排列过。第一层是一本黑色的活页笔记本，封面没有字，边角已经磨得发毛。第二层是一叠纸质文件，用橡皮筋箍着，最上面一张的抬头印着“明城冬奥组委采购部——内部用纸”。第三层是一个透明塑料文件袋，里面装着一张发票。
发票。
金泽佑把文件袋举到荧光灯下。发票的纸质泛黄，但保存得很好，印着海东国税务厅的防伪水印。开票单位是一家叫“东明建材”的公司，金额栏里的数字是——三十七亿海东元。
三十七亿。
不是四亿七千万。不是检方卷宗里的数字。崔仁赫没有说谎。
他把文件袋小心地放在一边，拿起了那本黑色笔记本。翻开封皮，第一页上是他伯父的字迹。那个字体他认得，细长而略带倾斜，每个字的最后一笔都会微微上翘。伯父给他写过的信不多，但每一封他都保留了。这页上的墨迹有些晕染，像是在潮湿的环境里放过一段时间。
笔记本第一页写着：
【如果有人看到这本笔记，说明我已经死了。我是金钟弼，明城冬奥组委会计课长。以下记录的是我在奥组委工作期间发现的财务异常，以及我追踪这些异常的全部过程。我没有拿那些钱。串标案是别人设的局，我的死也是这个局的一部分。我希望看到这些记录的人，能把真相公开。】
金泽佑的手指按在纸页上，指尖冰凉。
他继续往下翻。笔记记录得很详细，有时间、地点、人物和具体的账目异常。伯父是从两年前开始怀疑的——一批奥运场馆配套设施的采购合同，报价比市场价高出三倍，中标单位却是一家刚成立三个月的新公司。他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发现背后牵涉到不止一家公司，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网络。有人专门设立空壳公司参与投标，有人负责在内部操纵评标分数，还有人负责在合同执行环节虚报工程进度款。
伯父把所有证据分成了三份。一份是他留在奥组委的正式举报材料，但这份材料在他死前一周被上面的人压了下来。第二份是他寄给警视厅的匿名信，但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通过关系打听到，那封信根本没被送进搜查部门，在半路上就被截走了。
第三份，就是眼前这些。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伯父的字迹变得比前面潦草，力道却更重，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在写：
【真正的主谋不是外面那些人。他在奥组委内部，位置比我高。我见过他和你父亲在工地上大笑的样子。佑仔，如果你看到这里，记住一件事——崔仁赫不是你父亲的朋友。他从来都不是。】
金泽佑的手指僵住了。
他把这一行字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的含义却让他的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伯父在笔记里警告他，崔仁赫不是朋友。但崔仁赫在咖啡馆里自称是伯父的合作伙伴，给他看了二十年前和伯父的合影，告诉他7407的密码，甚至把这份储物仓的位置拱手相让。
如果崔仁赫真的想害他，为什么要帮他？
如果崔仁赫是朋友，伯父为什么要用最后一丝力气写下这句警告？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箱子里，然后拿起那个装着发票的文件袋，塞进自己外套的内侧口袋。箱子里的其他文件他也一并取出，连同笔记本一起装进随身带来的帆布袋里。
就在他准备关上柜门的时候，走廊尽头传来了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前一后，脚步沉稳有力，鞋底敲击水泥地面，节奏均匀得近乎机械。金泽佑关上柜门，把帆布袋挎在肩上，往楼梯间的防火门方向走去。刚走了几步，防火门被从外面推开了。
两个男人站在门口。
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年纪，穿着深色便装，但站姿和眼神出卖了他们——是受过训练的人。不是警视厅，不是普通安保，是另外一种。一种在明处没有身份、在暗处有权力的存在。
“你是金泽佑？”左边那个男人开口了。语气平淡，不带任何情绪，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个编号。
金泽佑没有回答。他的左手在帆布袋里握紧了手机，手指在屏幕上盲按——他记得那个黑色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紧急求助按钮，崔仁赫说过“遇到麻烦就按它”。
“我是。”他说。
“我们是明城冬奥组委纪律监察室的人。”右边那个男人掏出证件，在他面前晃了一下，速度快到看不清上面的照片和编号。“关于已故金钟弼课长生前遗留的一些文件，我们需要和你谈谈。”
纪律监察室。
伯父笔记里提到过这个部门。他在举报材料递上去之后，第一个找他谈话的就是这个“纪律监察室”。谈话之后的第三天，举报材料就被退回来了，理由是“证据不足，不予立案”。伯父在旁边用红笔标注了一行小字：“他们不是来查案的，是来确认我知道多少的。”
“我不知道什么文件。”金泽佑说，语调尽可能平稳。“伯父去世之后，所有的遗物都交给警视厅了。”
“我们知道你去过康复医院。”左边的男人微微偏了偏头。“也知道你刚才打开了那个柜子。金先生，我们不是在询问你。请把东西交出来。”
走廊里的荧光灯闪了一下。
金泽佑的手指在口袋里按下了那个求助按钮。他不知道它能做什么，也不知道崔仁赫会收到什么信号，但他需要一个打破困局的外部力量。
然后他听到了声音。
不是手机响。是天花板上的火警警报器突然尖啸起来，整条走廊的红色报警灯同时闪烁，将白墙染成血红色。两个男人同时抬头，就在他们视线移开的那半秒里，金泽佑撞开了身后通往另一条走廊的门，拔腿就跑。
他跑过C区，跑过B区，跑过A区，帆布袋在肩上剧烈晃动。身后传来追赶的脚步声，但火警的刺耳啸叫把所有声音都搅成了一锅噪音。他拐进一条岔道，推开一扇标着“维修通道”的门，钻进了一条狭窄的管道井。金属梯子垂直通往一楼。他手脚并用地爬上去，铁锈屑从头顶簌簌落下。
一楼的出口在二手电器店的后巷。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来，扶着墙大口喘气。火警还在啸叫，但已经是从地下室传来的闷响。后巷里没有人，只有一只野猫蹲在垃圾桶旁，用绿色的眼睛看着他。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上是崔仁赫的消息：“火警是我远程触发的。他们还会找你。东西带出来了吗？”
金泽佑靠在墙上，手指颤抖着打字：“带出来了。”
“有什么？”
“一本笔记本。一张三十七亿的发票。还有伯父写给我的话。”
“你伯父写了什么？”
金泽佑顿了顿，然后打字：“他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一段漫长的沉默。
野猫跳下垃圾桶，无声地消失在巷口。远处消防车的警报声开始逼近，和地下室里逐渐平息的火警形成某种奇异的和声。
最后，崔仁赫的消息回来了：“他说的对。我不是你的朋友。”
又一条消息紧接着弹出：“我是你父亲。”
金泽佑的手机从手里滑落，屏幕朝下摔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他没有弯腰去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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