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克罗斯在警局三楼的重案组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窗外的狂欢节彩灯在凌晨四点全部熄灭，只剩下运河沿岸几盏老式煤气路灯，把水面的光斑晃成碎金。他把那枚银币放在台灯下反复翻转，用放大镜观察荆棘纹路的每一道凹槽——手工雕刻，边缘有极细微的锉痕，银质纯度很高，不像现代仿品。他打电话给市政档案馆的值班员，对方睡意朦胧地说科莱生前最后一周调阅过一份编号为“M-1903-07”的封存卷宗，但调阅记录在系统里被标记为“内部清查”，没有具体经手人姓名。
凌晨五点，克罗斯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底布满血丝，左边颧骨上有一道浅色的旧疤——那是五年前追一个撬锁贼时撞在消防梯上留下的。他揉了揉太阳穴，想起艾琳昨晚说的那句话：“血镰帮。”他打开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面塞着一摞旧案卷复印本，是他三年前从档案馆地下室里私自拓印的——那时候他刚听说这个案子，纯粹出于职业好奇，从未想过有一天它会从纸页里爬出来。他把复印本摊开在桌面上，一九〇三年的发黄字迹里反复出现同一个词：“群舞者。”案卷描述，七名遇害者都是在狂欢节游行队伍中被发现，周围的人都声称“他们自己倒下的”，没有人看见刀。结案部分写道：“本案属于集体幻觉引发的恶性传导，建议注销卷宗。”但最后附有一张手写便条，字迹潦草：“银币铸模在游行结束后丢失。”
七点十五分，走廊里传来沉重的皮靴声。局长哈罗德·布伦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胖大的身躯把门框塞得满满当当。他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旧案卷，眉头拧成一条深沟：“你又翻那堆老骨头了。”克罗斯把银币推过去。布伦特低头看了几秒，把咖啡杯放下，用拇指搓了搓银币表面的K字。“科莱的案子，”他说，“市长办公室已经打过电话了。狂欢节还有六天才结束，如果第二起出现，媒体会把我们生吞。”他顿了一下，“所以我做了个决定。联邦那边派了一个行为分析组的侧写师过来，今天中午到。你负责接洽。”
克罗斯抬起头。“我不需要外人教我怎么办案。”
“这不是商量。”布伦特把咖啡一饮而尽，把空杯放在银币旁边，“她叫薇拉·杜瓦尔。听说很有名。你最好客气点。”
中午十一点，克罗斯站在圣徒城火车站月台上，看着从南方开来的深蓝色列车喷着白雾进站。车门打开，乘客们提着行李箱鱼贯而出——穿花裙子的女人、戴圆顶礼帽的男人、一个抱着猫的修女。最后下来的是一位穿深灰风衣的女士，三十四五岁，黑发拢在脑后扎成低马尾，鼻梁上架着一副细金边眼镜，手里只拎一个扁平的公文皮箱。她没戴面具，在狂欢节期间的圣徒城里，不戴面具的人要么是警察要么是异教徒。她走到克罗斯面前伸出手：“杜瓦尔。你是克罗斯警探？”
克罗斯握了握那只手，骨节分明，掌心有薄茧。“欢迎来圣徒城。我们这儿刚死了一个人，你别被狂欢气氛骗了。”
“我从报告里看到了。”杜瓦尔松开手，把皮箱换到另一只手里，目光扫过站外的街景，那些褪色的节日彩旗在午后的风里啪啪作响，“我想先去看看现场。喷泉、尸体发现位置、周围三百米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见法医。”她说得简洁干脆，像在念一份行程表。克罗斯没有反驳，只是转身走向停车场。他发动车子时从后视镜里看到杜瓦尔正用手指在车窗玻璃上画着什么——一个圆圈，中央一点，像一只眼睛。
喷泉广场在白天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平庸。铜像上的彩灯已经拆除，水被暂时排干了，石盆底部露出发黑的苔藓和几片黏住的小丑服绒布。杜瓦尔蹲在喷泉边沿，没有碰任何东西，只是慢慢转动头部，从左到右扫视了一圈广场建筑——北面是市政厅，东面是旧教堂钟楼，南面是一排面具作坊和纪念品店，西面通向运河。她站起来，对克罗斯说：“第一具尸体被发现时，烟花正在头顶爆炸。噪音峰值、光线紊乱、人群密集——这是最经典的‘注意力稀释’环境。凶手不是随机选择这个时刻，他需要这个时刻。”克罗斯靠在石柱上，双臂抱胸：“你意思是他在利用狂欢节？”
“不。”杜瓦尔转过身，镜片后的眼神很平静，“我意思是狂欢节本身就是同谋。这里的每一盏灯、每一首曲子、每一张面具都在替凶手分担责任。我问你，昨天晚上你站在喷泉边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种气味——甜腻的，像腐烂的花？”
克罗斯想起昨夜吧台那张传单上残留的紫罗兰汁液，以及威士忌里那抹说不清的味道。他没有回答，但杜瓦尔从他的表情里读到了答案。她轻轻点头：“蜂蜡红。面具作坊底漆的主要成分之一。凶手在动手之前，身上涂满了这种漆。如果喷泉周围的人闻到这种甜味，他们会下意识联想到狂欢节的面具，而不是血。”
下午两点，艾琳·帕克的解剖室在警局地下一层，空气里漂着福尔马林和薄荷油的混合味。科莱的尸体躺在不锈钢台上，喉部切口已被缝合，呈一条黑色的蜈蚣状。杜瓦尔戴上手套，俯身仔细观察切口两端，然后用一把不锈钢尺测量了深度和角度。她直起身对艾琳说：“你之前判断这是一次完成的平滑切口，我同意。但还有一件事。”她拿起科莱的左手，翻开手掌，“你看这儿——拇指根部有横向的压痕，很深，但这不是死前挣扎形成的。这是长期重复同一握姿导致的肌肉凹陷。他生前经常握着一件窄柄工具，每天至少三四个小时。”
艾琳凑过来看了看，皱起眉：“科莱是档案员，他常年握笔或翻页器，确实有可能。”
“翻页器的手柄是扁平的，而这个是圆柱形的。”杜瓦尔用镊子比了比压痕的弧度，“直径大约两厘米，类似雕刻刀或铸模握柄。克罗斯警探，你说科莱死前一周调阅过一九〇三年的卷宗——那卷宗里有没有提到银币的铸模？”
克罗斯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银币：“铸模在游行结束后丢失了。但昨晚我拿到这枚银币后查了圣徒城铸币厂的旧记录——当年血镰帮的银币不是从正规渠道铸造的，是私人模具。而那个模具的设计者，档案上写着一个名字：文森特·科莱的曾祖父。”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艾琳的手停在半空，杜瓦尔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所以科莱调阅卷宗不是偶然。他在找自己家族的东西。或者，他在找那个模具的下落。”
克罗斯正要说话，楼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巡警冲下楼梯，脸色发白：“克罗斯警探！运河那边——第二具尸体。贵族装扮，胸口刻了徽记，就在东段第三个桥洞下面。”克罗斯抓起外套往外走，杜瓦尔已经跟了上来，皮箱都没来得及合上。
他们赶到运河东段时，警戒线外已经围了几十个人，这次没有管乐队，只有乌鸦在天上盘旋。尸体被半浸在浅水区，身上穿着一件深紫色天鹅绒外套，滚着金边，领口别着一枚旧式胸针——盾形徽记，中央是一座天平，天平两侧各有一串葡萄藤。克罗斯蹲下翻开死者的衣领，露出一张中年男子的脸，颧骨高耸，嘴角左下有一颗黑痣。他认出这个人：赫尔曼·菲舍尔，五十二岁，圣徒城历史学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那桩跨国财产诉讼中原告方的专家证人。上周他还在法院的预审庭上作证，说二战期间被没收的那批艺术品的清算收益“从未离开匈牙利国家账户”。
但此刻，菲舍尔胸口的徽记正中央，被人用锐器刻了一个清晰的“2”字。数字的线条粗粝，像是用凿子反复加深过，边缘翻出紫褐色的皮下脂肪。杜瓦尔跪在石板地上，俯身查看刻痕，然后抬头望向桥洞上方——那里有一根铁质水管，管口被一块红布堵住了。她爬上梯子取下红布，展开后里面包着一只干瘪的紫罗兰，花瓣已经发黑卷曲，根茎处系着一根银灰色丝线。
“第二场。”杜瓦尔低声说，把紫罗兰递给克罗斯，“他按顺序来的。而且他留下了标记物——每一具尸体都在复制一九〇三年那七个人的姿态和饰品。但这次，他加入了编号。”她转向克罗斯，镜片反射着运河浑浊的水光，“我们现在有两个死者。文森特·科莱，手握银币；赫尔曼·菲舍尔，胸口刻‘2’。如果血镰帮的序列是七个人，接下来还有五场。而且——”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菲舍尔那双尚未完全闭合的眼睛上。和科莱一样，那双眼里凝固着那种诡异的、近乎满足的僵直。“而且他让每个受害者都看见了同一件东西，才让他们死。我们在追查的不仅是一个模仿者，是一个正在重演一百年前那场戏的人。而这场戏的剧本，科莱已经帮他从档案里偷出来了。”
克罗斯把紫罗兰包进手帕。运河对岸突然传来一串笑声——几个戴彩色尖顶帽的年轻人正划着一艘装饰成天鹅的游船经过，他们朝警戒线这边挥手，有人吹响了一只塑料号角。号角声在桥洞间回荡，像某种古老的召唤。克罗斯转身对杜瓦尔说：“你之前说狂欢节是同谋。现在我发现你漏了一点。”
“什么？”
“你也是同谋。从你踏上月台的那一刻起，你就是这个案子的一部分了。”他没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只是把银币重新放进口袋，朝警局方向走去。在他身后，杜瓦尔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菲舍尔胸口的那个“2”字，忽然掏出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条弧线——从喷泉到运河，从运河到旧教堂，从旧教堂到面具作坊，然后把所有点连成一个不完整的圆。圆的缺口正对着一九〇三年血镰帮案卷里“群舞者”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圣徒城墓地东门的废弃礼拜堂。
她合上笔记本，抬头时，运河对岸的游船上已经没有人了。那只天鹅船正慢悠悠地漂向桥洞深处，船头挂着一只乌鸦面具，喙部正对着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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