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凝回到东厢房的时候,月亮已经偏过了中天。她关好窗户,把松动的木框重新卡回原位,然后坐在床沿上,将荷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取出来,在月光下重新清点了一遍。
嫁妆单。脉案。剂量记录。带血的抹额。沾满褐斑的肚兜。
五件物证,来自两个女人——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正在被慢慢杀死。她把它们叠好,重新塞回荷包,然后将荷包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从现在起,这只荷包不会再离开她的身体,睡觉也不摘,换衣也不摘,除非她死了,否则没有任何人能把它从她身上拿走。
然后她躺在床上,开始回忆裴母方才说的那句话。
“老身只有这一个儿子。”
柳凝反复咀嚼着这句话,越想越觉得不对。裴母的语气里有无奈,有悲哀,甚至有某种她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愧疚——但她没有阻止。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做什么,却选择了闭上眼睛,因为她只有这一个儿子,而一个寡母在儿子面前的选择权,和一个被囚禁的孤女在夫家面前的选择权,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一个是被动的帮凶,一个是主动的猎物。
天快亮的时候,她被一阵动静惊醒。脚步声、搬动重物的闷响、金属磕碰的脆响——这些声音不是从后院传来的,而是从前院,从大门口的方向。她翻身坐起来,贴着窗棂往外看。月亮门外,几个家丁正在搬什么东西,人影来来去去,看不清搬的是什么,只听见裴璟的声音穿插其间,压得极低,像是在指挥。
半个时辰后,老丫鬟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今天的紫苏饮。她的表情和平时一样不咸不淡,但柳凝注意到她的手指上沾着一小块红色的印泥——不是朱砂,是印泥。老丫鬟平日不碰文书,更不需要用印泥。
“府里有客人?”柳凝接过药碗,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法曹请了几位大夫来府上会诊,给老夫人看病的。”老丫鬟说着,眼睛盯着她手里的碗,“姑娘趁热喝。”
柳凝把碗端到嘴边,慢慢地喝着。紫苏饮的味道她已经熟悉到能在舌尖分辨出哪一丝甜是红枣,哪一丝苦是紫苏,哪一丝酸是莨菪子。今天的这一碗,苦味比平时更重,酸味也更浓——剂量加大了。
她没有全吐。这几天她必须在“装病”和“保命”之间走一条越来越窄的钢丝,如果一滴药都不留在体内,裴璟迟早会起疑;但如果留得太多,她怕自己真的再也醒不过来。她喝了大约小半碗,然后将剩下的大半碗趁老丫鬟转身收拾梳妆台的时候倒进了袖中的棉絮里。
巳时刚过,前院响起了马蹄声和寒暄声。
柳凝贴着窗棂往外看,看见三顶轿子先后停在了裴府门口。第一顶是青帷小轿,下来的是一个花白胡子的老者,穿一件深蓝色的团花绸袍,手里提着一只檀木药箱——这是回春堂的孙老大夫,长安城里最有名的大方脉圣手,据说宫里都请他去看过诊。第二顶是灰帷便轿,下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方脸阔口,穿的是京兆府医官院的官服——这是府衙的医官,有官身的人。第三顶轿子里下来的是一位清瘦老者,面容严肃,双目深陷,穿一身素色儒袍,不带药箱,只抱着一摞用蓝布裹着的医书——长安医界的泰斗,致仕在家的前任太医署博士郑老先生。
柳凝看着这三个人被裴璟亲自迎进前厅,心里最后一点侥幸也碎了。
她昨晚收到的那张纸条上,“三医会诊”四个字她还以为只是个比喻。现在她知道了,不是比喻。裴璟请来的不是普通的大夫,而是长安城中医界最有分量的三位人物——一个是民间最负盛名的坐堂医,一个是官方医官院的代表,还有一个是德高望重的医界前辈。三个人加在一起,足够在长安城任何一个衙门里充当权威证人。
他是要把“柳凝疯了”这个结论,做成一道铁案。
柳凝深吸一口气,把胸前的荷包按了按,确认里面的纸张和丝绸都还在。然后她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准备。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裴璟会带三位大夫来给她“会诊”,他们会问她问题,会看她的脉象,会观察她的言行举止。而她要做的,不是证明自己没疯,而是证明给这些人看裴璟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
因为如果她表现得太正常,裴璟就会知道她没有喝够药。那他会怎么做?加大剂量,还是干脆用更直接的手段?她不知道,她也不打算冒这个险。她打算演——演一个正在发病边缘的、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病人,让三位大夫看到她“的确有病”,但又不至于严重到需要被锁进疯人塔的地步。
这是一场分寸极难拿捏的表演,而她唯一的优势,就是这半个多月来她每天都在观察裴璟希望她变成什么样子。她知道自己能行。
大约一盏茶的工夫,脚步声从回廊那头传来。不是一个人的脚步,是四五个人。柳凝听出了裴璟的靴子声——沉稳而有节奏,每一步的间隔都一样长。也听出了老丫鬟的布鞋声——细碎而急促,像是在前面引路。还有几双陌生的脚步声,沉重而缓慢,是上了年纪的人走路时特有的步态。
门被推开了。
裴璟率先走进来,今天他穿的是官服——靛蓝色的法曹袍,腰间系着银带,头上戴着纱罗幞头。这身装束让他的气质完全变了。平时的他温文尔雅,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读书人;穿上官服的他,则多了几分不怒自威的官威,嘴角那抹惯常的微笑看起来也不那么温和了,倒更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
“三位先生,这便是内子了。”他侧身让开,向身后的三位大夫介绍道,“自柳公过世后,她悲伤过度,又染了秋燥,近来神思恍惚,言行时有乖张。裴某请三位先生来,是想为她做个正经的诊断,也好对症下药。”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真诚而恳切,俨然是一个为妻子的病情忧心如焚的好丈夫。
孙老大夫率先上前,在柳凝对面的凳子上坐下,从药箱里取出脉枕,垫在她手腕下面。他的手指搭在她的寸关尺上,闭目凝神,良久不语。
“脉象浮紧,尺部无力,心脉时有歇止。”他睁开眼睛,皱着眉看了看柳凝的面色,“舌苔呢?”
“请夫人伸舌。”郑老先生站在一旁,语气客套而疏离。
柳凝顺从地伸出舌头。三位大夫凑近了看了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舌苔白腻,边有齿痕,此为痰湿内盛之象。”郑老先生捋着胡须,缓缓说道,“痰迷心窍,可致神志昏乱。”
那位京兆府的医官没有多说话,只是从袖中取出一本空白脉案,在上面飞快地记录着什么。他的态度和其他两位不太一样——孙老大夫和郑老先生是认真在看病,而他更像是在完成一项公务。裴璟是京兆府的法曹参军,虽然不是他的顶头上司,但同在一个衙门里当差,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人。
“夫人最近可有什么不适?”孙老大夫问。
柳凝沉默了一会儿,在心里飞快地权衡着该怎么回答。如果说得太清楚太有条理,就不像一个“痰迷心窍”的病人;如果说得太颠三倒四,又可能被判定为重症需要强制治疗。她需要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表现。
“有时候……”她开口了,声音放得很轻,带着一种不确定的犹豫,“有时候我觉得有人在墙里面跟我说话。”
三位大夫同时抬起了头。
“什么样的声音?”孙老大夫追问。
“是个女的。”柳凝的目光开始变得游离,像是在看着墙壁上的某个不存在的东西,“她跟我说,她死得很冤。她说她是被人害死的。她说她就在这间屋子里,一直没走。”
她说的不是疯话。她说的是刘氏。只不过她用了一种没有人能听出来的方式,把她知道的真相包裹在疯话里,说给这三个能决定她命运的人听。
裴璟站在三位大夫身后,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右手正在袖子里缓缓地捻动着拇指和食指。柳凝注意到了,但她没有看过去,而是继续用那种游离的目光盯着墙壁。
“她还说了什么?”郑老先生皱着眉头问。
“她说药里有虫子。”柳凝的声音开始发抖,听起来像是一个恐惧中的病人,“很多很多虫子,白色的,在我的血管里爬。每天晚上它们都从我的脚底爬进去,沿着腿往上走,走到哪里,哪里就不能动了。”
这句话是她编的。她知道,莨菪子中毒的症状之一就是四肢麻木、感觉异常,她只不过是把这种感觉用“疯话”的方式描述了出来。
她满意地看到,孙老大夫和郑老先生对视了一眼,目光中同时闪过一丝复杂的微光。
“法曹,”孙老大夫站起身来,朝裴璟拱了拱手,“尊夫人之症,确属情志内伤、痰迷心窍。老夫先开一副安神化痰的方子,先吃七日看看。”
郑老先生也点了点头,补充道:“此症宜静养,不宜操心劳神,更不宜受惊。家中事务,还是由法曹代劳为好。”
京兆府的医官也站起身来,将写好的脉案递给裴璟。柳凝瞥了一眼,看见脉案上写着“脉象浮紧,舌苔白腻,神思恍惚,疑为狂症前期”的字样。正是裴璟想要的诊断。
而裴璟接过脉案,目光快速扫过上面那行字。孙老大夫写的是“安神化痰”——正统的治痰迷心窍的方子,与莨菪子八竿子打不着。但那位京兆府医官写的“疑为狂症”,却是他真正需要的诊断。他的嘴角微微扬了一下,这个动作极为细微,一闪即逝,却被柳凝捕捉到了。
“多谢三位先生。”裴璟将脉案收好,亲自将三位大夫送出东厢房,又让老周备了丰厚的诊金——每人二十两银子,外加两匹上好的蜀锦。
这已经不是诊金了。这是封口费。
三位大夫走后,裴璟独自回到了东厢房。他关上门,在老丫鬟刚才坐过的那张凳子上坐下来,面对着她,双手交叉放在膝上,看着她,不说话,只是看。他的目光像是在赏玩一件自己精心雕琢的作品——每一处细节都符合他的预期,每一个表现都印证了他为这整件事铺陈的合理性。
柳凝被这目光看得心里发毛,但她没有移开眼睛,而是用那种游离的、不确定的目光回望着他,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傻气的微笑。
“凝儿,你方才说墙里有个女人跟你说话。”裴璟开口了,声音温柔得不像是在审讯,“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柳凝的心跳猛地加快。他在试探她。他要确认她到底是真的疯了,还是在装疯。
“看不见脸。”她歪着头,让目光停留在裴璟左肩上方大约三寸的位置,好像在看着什么东西,“她蒙着一块月白色的布。布上绣着梅花。”
裴璟的手指停住了。
他当然知道刘氏有一条月白色的抹额。那条抹额上的梅花是用银线绣的,每一朵都是刘氏亲手绣的。那天他在义庄给柳凝递帕子的时候,帕子上也绣着同样的梅花——那是他从刘氏遗物中随手拿的一条旧帕子,别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上面的花纹。但柳凝注意到了。
她说的不是疯话。她在告诉他,她知道刘氏。
裴璟盯着她的脸看了很久。然后他站了起来,俯下身,嘴唇凑近她的耳边。他的呼吸温热而均匀,吹在她的耳廓上,像是情人间的私语。
“凝儿,你知不知道刘氏最后那几天是什么样子?”他的声音轻得像一根羽毛,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冷的重量,“她以为自己是清醒的。她也偷藏了证据,藏在床板底下的夹层里,以为我不知道。她甚至在墙上写了字——用指甲抠的,歪歪扭扭一行字,写着‘裴璟杀我’。可你猜怎么着?第二天孙老大夫来诊脉,一看就说,果然已经失心疯了,都开始胡写咒自己夫君了。”
他直起身来,脸上依然是那副温柔的笑容。
“你觉得自己比她聪明?”他叹了口气,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惋惜,然后伸手拨开她额前的碎发,“凝儿,别费力气了。成亲那天,我会亲自喂你喝药。你知道那句话吗——礼成之日,就是你入土为安之时。”
他走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门闩落锁。柳凝在床沿上静静地坐着,耳朵里全是“入土为安”四个字像水车一样反复碾过脑海。他知道她在装。他一直都知道。她所有的伪装,所有的吐药,所有的秘密藏匿,在他看来大概都只是困兽在笼中无谓的挣扎。
但裴璟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他提到了刘氏在墙上刻字。这就等于亲口承认了刘氏在死前的最后时刻已经知道了真相,也等于承认了那份“狂症”的诊断是假的——一个真正疯了的人,不会这么精确地刻出凶手的名字。如果他上了公堂,这段对话或许会成为他亲口供述的间接证据。
第二个错误是,他告诉她婚期之前不会要她的命。他需要她活着出现在婚礼上。而她手里还有将近二十天时间。她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连衣服都没脱,哭了不到两息便被三更的梆子声截断了呼吸。
她听见了。
三更。裴府最深沉的时辰。所有人都睡了,连巡夜家丁的脚步声都消失了。花圃那边传来了碎石被踩响的声响,轻而碎,却有着固定的节奏——那是阿青。
柳凝翻身下床,赤脚扑到窗台上,熟练地摸到左数第三块砖头,往外一推。
砖头后面,静静地躺着一张对折的剡藤纸。她把纸抽出来,展开,凑到月光底下。
白纸上只有一行字,字迹不是白居易那种工整的楷书,而是他的随从代笔的潦草行草——
阿青已至。物证之事已办妥。婚期之前,吾必登门。
柳凝把纸条贴在胸口,感觉到贴身的荷包里那五样东西的重量。这些物证和账册,已经足够让大理寺立案了。但立案需要时间,开庭需要时间,大理寺的官员们层层审批也需要时间。而她只有不到二十天。
她重新把纸条叠好,塞进荷包里,然后按住胸口那团沉甸甸的信物,在黑暗中坐了下来。
天边开始泛白。长安城远处隐隐有马蹄声传来,不知是谁家的信使,正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疾驰。也许是给大理寺送弹章的差役,也许是裴璟派出去打点关卡的管家,也许是某个早起赶路的商贩——柳凝不知道,她只是听着那马蹄声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长安城纵横交错的巷陌深处。
新的一天开始了。距离下月初八,又近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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