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席的灯光偏黄,照在木村昭夫稀疏的白发上,像是要把他整个人都烤成一片干枯的叶子。
他坐在被告席里,脊背佝偻,双手搁在膝盖上,十指微微蜷曲。那双手曾经握过笔,抄写过无数份名簿,如今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肤盖着青色的血管。法庭里的空气又闷又重,每呼吸一口都像在吞咽棉絮。
原告席上坐着一个老妇人。她的头发也白了,但她的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把插进椅子里的刀刃。她叫金惠子,八十三岁,从半岛飞了三个小时来到东都,只为坐在这间法庭里,隔着不到十米的距离,盯着木村昭夫的脸看。
她已经盯了快二十分钟了。
木村没有回望她。他从走进法庭那一刻起就把目光锁死在被告席前方的木质栏杆上,仿佛那上面刻着什么能救他命的经文。
“全体起立。”
法官入席。审判长市川茂,六十五岁,方脸,戴着金边眼镜。他翻动案卷的动作很慢,每一页纸都掀得郑重其事。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有记者,有学者,有几个从半岛赶来的民间团体代表,还有木村的女儿木村真弓。真弓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两只手紧紧攥着包带,指节发白。
“案件编号:令和四年(ワ)第四百一十号。”书记官的声音机械而平板,“损害赔偿等请求事件。”
市川审判长抬起头,目光越过镜片看向原告席。
“原告方,请陈述诉讼请求。”
原告律师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人,姓李,单名一个准字。他在东都执业的第三代半岛裔律师,深灰色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他走到法庭中央,向审判长微微鞠躬,然后转过身,视线落在木村昭夫身上。
那个眼神很沉。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像石头一样压在胸口的沉重。
“原告金惠子女士,于昭和十九年被强制带离故乡庆尚北道,送往位于半岛南端的‘朝日神社附属勤劳报国营’。”李准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在那里,她的父亲金尚浩、母亲朴英淑、长兄金哲洙,被列入所谓‘大洗净名簿’,在‘净火之间’中被活活烧死。当时金惠子女士年仅六岁。”
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李准没有停。
“负责制作那份名簿的,就是当时在该营担任文书班成员的被告——木村昭夫。”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被告席。木村昭夫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像一片被风吹动的枯叶。
“原告方主张,被告木村昭夫直接参与了针对原告家属的屠杀行为,其行为构成反人道罪,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一亿日元,并正式道歉。”
市川审判长在本子上记了几笔,然后转向被告席。
“被告方,对原告方的主张有何意见?”
木村的辩护律师站了起来。他叫田边诚一,五十出头,是东都一家中型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专攻战后赔偿诉讼。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把眼镜往上推一推。
“审判长,被告方对原告金惠子女士及其家属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田边的声音平稳而克制,每个字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但是,我方必须指出,原告方的主张存在根本性的法律障碍。”
他走到法庭中央,站定。
“第一,本案所涉行为发生在距今八十年之前,已经远超民事损害赔偿的时效期限。第二,被告木村昭夫当时只是一名被征召的文书人员,其全部行为均系执行上级命令,个人并不具备独立的决策权。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根据一九六五年两国政府签署的《请求权协定》,所有与战争相关的个人索赔权已经在外交层面得到了最终解决。”
田边稍稍提高了声音。
“因此,被告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两边的律师都坐下了。法庭里安静了几秒钟,静得能听见旁听席上有人压抑的呼吸声。
市川审判长转向木村昭夫。
“被告木村,你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
木村昭夫慢慢站了起来。
他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每一块骨头都在彼此摩擦。他扶着被告席的桌沿,花了好几秒钟才站稳。然后他抬起头,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审判长。
他的眼睛是浑浊的,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怎么也擦不干净的雾。
“我……”他的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我没有……我没有杀任何人。”
他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
“我只是一个文员。我只是在纸上写名字。那些名字是谁、从哪里来、会去哪里,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只是……只是在做我被分配的工作。”
他的声音越说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听不见。
“我只是在完成神赐的工作。”
这句话说得极轻,但法庭里每个人都听到了。
李准猛地转过头来。旁听席上的金惠子双手攥紧了座椅的扶手。
市川审判长的眉头皱了一下。
“被告,你说的‘神赐的工作’,是什么意思?”
木村张了张嘴,但没发出声音。他的嘴唇翕动了两下,然后闭上了。他垂下头,不再说话。
田边诚一迅速站了起来:“审判长,被告年事已高,情绪有些不稳定。我方请求休庭片刻。”
市川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木村昭夫几秒钟,然后把目光转向原告席上的金惠子。
“原告金惠子女士,你是否愿意在下次开庭时出庭作证?”
翻译把这句话译成了半岛语。金惠子听完,慢慢站了起来。
她没有用翻译。
她用生硬的东都话说:“我等了八十年。我可以再等一个月。”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法庭的地板里。
市川审判长点了点头,敲下法槌。
“休庭。本案将于下月十五日继续审理。”
法槌落下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
木村昭夫被法警搀扶着走出被告席。他经过旁听席的时候,脚步突然顿了一下。他的女儿真弓正站在那里,眼眶泛红,嘴唇抿成一条线,看着他。
父女俩的目光交汇了不到一秒钟。
木村低下了头,继续往前走。
走出法庭大门的时候,走廊里的荧光灯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一大群记者围在门口,闪光灯劈里啪啦地亮成一片。田边诚一挡在木村前面,一边说着“无可奉告”,一边护着他往电梯方向走。
木村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一步一步往前挪。他穿的是一双黑色的旧皮鞋,鞋面上全是褶皱,像是他脸上的皱纹一样深。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忽然抬起了头。
走廊尽头,金惠子正被几个人搀扶着走出来。她穿着一身素白的传统服饰,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往这边看了一眼。
隔着二十米的长廊,隔着八十年翻涌的时光,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木村昭夫的瞳孔剧烈收缩了一下。
电梯门关上了。
数字面板上的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田边诚一在旁边说着什么,大概是关于下次开庭需要准备的材料,木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闭上眼睛。
黑暗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很深很深的地方往上浮。
是一团烟雾。
是一团黑色的、油腻的烟雾,从一根高耸的烟囱里滚滚而出。烟雾里有气味,那种气味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不管过了多少年都忘不掉。甜的,焦的,像是烧焦的肉和焚香混合在一起,钻进鼻腔,黏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去。
然后他听到了声音。
是颂唱声。
成千上万人的颂唱声,整齐而狂热,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他们在唱《神国颂》,每一个音节都滚烫如火——
“八纮一宇,神国不灭。”
木村昭夫猛地睁开眼睛。
电梯还在下降。田边诚一还在说话。一切都很正常。
但他右手的五个手指在剧烈地发抖。
那只手曾经握过笔。
那只手曾经在无数个夜晚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一笔一划地往名簿上抄写名字。
金尚浩。朴英淑。金哲洙。
他把它们写了上去。
然后那些名字就消失了。
消失在净火之间。
消失在烟雾里。
电梯门开了。地下停车场阴冷的空气涌进来。木村昭夫被田边搀着走出了电梯,一步一步走向那辆黑色的轿车。
他没有回头。
但他知道,那股烟雾一直都在。它跟了他八十年,从半岛的营地跟到东都的小巷,从青年跟到暮年。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藏在某个角落里,等着今天的到来。
轿车发动的声音在地下停车场里回荡。木村昭夫坐在后座,窗外灰色的水泥柱一根一根往后退去。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右手。
那只手终于不再抖了。
因为那只手正在做它最熟悉的动作——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像是在握着一支看不见的笔,轻轻地、有节奏地,在空气中写字。
一笔。
一划。
像是在名簿上写下新的名字。
又像是在签署自己的判决。
车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了。东都的夏天总是这样,闷热,潮湿,乌云从半岛的方向翻涌而来,压在头顶上,几星期也不散。
这座城市有太多这样的天了。
有太多这样闷着的、没有落下来的雨。
轿车驶出地下停车场,汇入街上的车流。木村昭夫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他的右手搁在膝盖上,拇指和食指仍然保持着那个执笔的姿势,偶尔轻轻颤一下。
像是在梦里。
也在写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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