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的时间像一卷被拉长的胶片，每一帧都慢得让人心慌。
维克拉姆在第二天黄昏就做出了决定。他没等到第三天晚上。下午四点半，孔雀夜市的摊主们还在支棚架、搬冰桶的时候，他已经从铁盒里抽出那张哑光白名片，走到街角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号码。听筒里的嘟声响了五下，然后是一声简洁的“喂”。声音平稳，像沉在水底的石头。
“我是孔雀夜市那个画画的，”维克拉姆说，“我想好了。我画。”
“比我想的早一天。”阿罗拉在电话那头轻声笑了一下，“今晚九点，城南‘白巷画廊’后门。别告诉任何人你去了哪里。”
电话断了。维克拉姆挂上听筒，听见自己的呼吸被老旧的电话线绞成微弱的杂音。他回到出租屋，把那件唯一没有破洞的白衬衫从绳子晾衣架上扯下来，抖了抖褶皱，又拿起那盒最长的炭笔塞进帆布包。他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镜面有裂纹，把他的人脸分成三块不相连的碎片。他忽然觉得自己这张脸太容易被记住，于是从床底翻出一顶褪色的棒球帽，压低帽檐。
白巷画廊位于老城区与新开发区之间的灰色地带。那条巷子白天卖假古董和廉价首饰，入夜后卷帘门纷纷落下，只剩画廊的铁质后门亮着一盏昏黄的防爆灯。维克拉姆到达时正好九点整，门无声地朝内开了，门缝里站着阿罗拉，依然那身深色西装，领带换了一条暗红的，像干涸的静脉。
“进来。”阿罗拉侧身让路。
维克拉姆跨过门槛，迎面扑来一股混合了松节油、亚麻籽油和旧木料的浓烈气味——那是画室的味道，他五年没有真正闻过了。他下意识地深吸一口，肺叶里某根被遗忘的神经猝然苏醒，眼眶有点发酸。
阿罗拉带他穿过一条窄走廊，两侧墙壁挂着未装裱的版画，全是风景与静物，看不出作者姓名。走廊尽头是一间大约四十平米的房间，中央摆着一副木制画架，旁边立着一盏可调节角度的专业工作灯，光线均匀地打在画架上绷紧的亚麻布上。墙角堆着几管颜料——钛白、赭石、熟褐、象牙黑，还有一小罐金赭——都是专业级品牌，维克拉姆在美术学院的仓库里见过，但从未亲手摸过。画架旁的矮桌上摆着调色板、刮刀、几支不同号数的猪鬃笔和松鼠毛笔。一切都像被精密计算过，连抹布的叠法都整齐得像军事折叠。
“材料都在这里。”阿罗拉从桌下拎出一只铝制文件箱，打开暗扣，取出那幅范·戴克肖像的高清彩色印刷品，尺寸与真品完全一致。“这是你参考用的。真品的尺寸是九十八乘一百二十二厘米，我提供的画布也是这个尺寸。你需要做的，不只是复制色彩和构图，我要你复制它的时间。”
“时间？”维克拉姆用手轻轻触摸画布的纹理，眼神却没离开那张印刷品。
“真品画于一六三五年，经过四百年，颜料发生了化学变化——暗部变透，亮部的铅白发黄，漆面出现冰裂纹。我要你的摹本看起来像经过了同样长的岁月。你要用蛋彩打底，分层罩染，最后用细沙和稀释的清漆制造磨蚀痕迹。如果你能做到，五万只是起始数。”
维克拉姆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把印刷品放在画架旁的支架上，退后三步，眯着眼看了整整两分钟。范·戴克的那位贵族穿着黑色天鹅绒外套，银色领襟的刺绣繁复到近乎病态，右手搭在一张红绒桌面上，桌角露出一截卷角的羊皮纸。整幅画的基调是深色，但光从左上角切入，照亮了人物左颧骨和领襟的高光，让那双暗褐色的眼睛显得既审视又疏离。
“我需要知道，”维克拉姆终于开口，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更平静，“这幅画完成之后，会去哪里。”
阿罗拉靠在门框上，双臂交叉。“你的工作止于完成它。之后的事，不属于画家的职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它不会被挂在私人客厅里，也不会被倒卖到黑市。它会被送进一座展厅，作为‘真品’重新挂上墙，而那幅挂了几百年的旧画会被取下来，放进恒温恒湿的储藏室‘休息’。法律上没有损失，博物馆的藏品数字不变，保险条款不变。唯一改变的是某些人需要用这幅画来证明的东西，得到了更新。”
维克拉姆听出了那句话里没有明说的重量。“某些人需要用这幅画来证明的东西”——他想起报摊上看见的拉奥家族文化基金，想起那位笑容满面的男人，想起《人民之声报》的头版照片。他把这些念头压在舌根底下，转而问了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我需要多长时间？”
“三周。每晚九点到凌晨五点，这里归你使用。白天你可以休息，也可以继续你的夜市生意——随你。”阿罗拉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钥匙，放在调色盘旁边。“画室的钥匙。你今晚就可以开始。如果你想离开，任何时候把钥匙留在桌上就行，不会有人拦你。但如果你想继续接后面的活，就把这幅画做到让我满意。”
他转身离开，皮鞋声消失在走廊尽头。维克拉姆听见一扇铁门关合的闷响，然后整栋楼陷入彻底的寂静。
他站在原地，环顾四周。工作灯的光只照亮画架和调色板，房间四角沉在暗处，阴影像浓稠的糖浆缓缓流淌。他伸手拈起一支猪鬃笔，笔杆微微发凉，毛头还是崭新的，带着工厂浆洗过的硬挺。他用拇指指腹轻轻揉搓笔尖——松软而有弹性，是好笔。
他放下笔，走到墙角那堆颜料管前蹲下，一瓶一瓶拿起来看。钛白的管身上有一个极浅的压印，不是品牌logo，而是一个塔形轮廓。他翻看赭石和熟褐——同样有那个压印，位置隐蔽，在管身与封口之间的环形凹槽里。他皱了皱眉，但没有声张。他把颜料管放回原位，重新走到画架前，把那张印刷品固定在支架上，然后闭了一会儿眼睛。
黑暗里，他回想起自己五年前在学院画室里画的第一幅油画——一个苹果，放在灰布上，他涂了七遍才让那苹果看起来不像一颗绿色的石头。老师说他“缺乏耐心”。可后来他花了整整三周临摹一幅伦勃朗的铜版画稿，用针管笔一点一点戳出阴影层次，那个时候谁也没有夸他耐心，只说他“偏执”。
他睁开眼睛，拧开钛白的管盖，挤出一截象牙一样温润的膏体在调色板上。松节油的气味涌上来，混着亚麻籽油微酸的底味。他拿起刮刀，开始调配打底用的灰白底色。这是一种机械的工作，但他做得极其虔诚——每一铲颜料的厚薄，每一下刮刀推平的力度，都像在测量一口井的深度。
第一层底涂铺完后，他用布蘸着松节油轻轻擦拭表面，模仿百年老画的表层氧化膜。他的手指沾了油彩，在灯光下泛出幽微的珠光。画布开始吸收颜料，亚麻纹理从灰白底色下隐隐透出来，像是皮肤下的血管。
三个小时过去，他完成了底层的冷暖分区。他退后几步，看到画布上已经浮现出贵族脸部的基础明暗——左亮右暗，颧骨结构粗砺而坚定。他忽然觉得那张脸在透过印刷品看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那道银色领襟的折光。他搓了搓沾满油彩的食指，在裤腿上蹭了蹭，然后走到房间另一头，那里靠墙堆着几只木箱。他蹲下来，借着工作灯的余晖查看箱体标签。前两只箱子上写着“布面——库存”和“木框——备件”，第三只箱子的标签被撕掉一半，残余的纸角上印着半枚塔形图案，下面是一个手写的日期——距今一年零四个月。
他轻轻掀开那只箱子的盖子。里面放着十几幅小尺寸的临摹画，画风各异——有的是印象派的点彩风景，有的是荷兰画派的静物。每一幅都做旧得极其逼真，裂纹、黄变、甚至背板上的虫蛀孔都模拟得惟妙惟肖。他翻到最下面一幅——是一张缩小版的弗拉芒肖像，与他要临摹的那幅出自同一时期、同一画家的工作室风格。右下角签名处被人用刮刀铲去，但隐约残留一个字母“R”的轮廓。
他合上箱盖，轻轻推回原位。站起来的瞬间，他感到后颈一阵凉意——不是冷风，而是某种直觉性的警觉。他猛地转身，走廊方向空无一人，铁门依然紧闭。但调色板旁边的那把铜钥匙，位置似乎与之前不同了——原本它斜放在调色盘左上角，现在它立了起来，齿口朝上。
他盯着那把钥匙看了十秒钟，然后走过去，把它放回原处，继续拿起画笔。他告诉自己，也许是记忆出了差错。也许是刚才蹲下时衣摆带到了桌腿。但他不再看向那只木箱，而是把全部注意力回到画布上。他重新蘸了赭石，开始细化贵族左眼的眼睑厚度。每一笔都极其克制，克制到画笔在画布上几乎不发出声响。
凌晨四点四十分，他放下笔，洗净了调色板。画布上那位贵族已经初具形态，但距离“穿越四百年”的效果还差至少二十层罩染。他盖上颜料管，把刮刀上的残料刮净，用抹布包好笔头，然后拿起那把铜钥匙，握在手心里。钥匙的锯齿边缘硌着掌纹，有点疼。
他熄灭了工作灯，走出画室，带上铁门，反锁。白巷画廊的后门通向那条窄巷，凌晨的雾气正从排水沟口升起来，路灯把雾染成浑浊的橙黄。他走了两步，忽然在巷口垃圾桶旁看到一张被揉皱的纸。他展开来——是一封撕掉信头的手写信的残页，字迹潦草，只有一句话：
“第五幅之后，他们就不让我进仓库了。如果你在看这张纸条，快走。”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纸张边缘有深褐色的污渍，也许是咖啡，也许是别的什么。
维克拉姆把纸条叠好塞进裤袋，压了压帽檐，快步走进雾中。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那间画室的窗口，有一盏灯在他离开的瞬间亮了一下，又熄灭了。像一只闭上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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