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玛丽私立诊所的原址现在是一栋七层楼的医疗办公大厦，玻璃幕墙反射着冬日灰白色的天空。四十一年前的产科楼早已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停车场。但行政档案楼还在——一栋三层红砖建筑，坐落在停车场东侧，被两排光秃秃的梧桐树半掩着。这里现在是银湾市医疗档案存储中心，保存着银湾市所有已关闭医疗机构的历史病历档案。
艾拉推开行政楼的玻璃门。前台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保安，正低头看手机。他抬头看到艾拉，礼貌地点了点头。“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想查一份1979年的病历档案。圣玛丽诊所时期的。”
“1979年？”保安放下手机，“那些档案大部分都被销毁了。九十年代初银湾市医疗系统搞了一次档案数字化改革，所有超过十五年的纸质病历都被销毁了。我们这里只保存了微缩胶片。”
“微缩胶片在哪里？”
保安带着她走过一条走廊，来到档案室门口。档案室不大，四壁都是铁质文件柜，正中央放着一台老式微缩胶片阅读器。阅读器已经积了一层薄灰，但电源线还插在墙上的插座里。保安指了指靠墙那一排标着“圣玛丽诊所1978-1980”的铁柜，告诉她胶片的编号规则是按年份和月份分类，然后就离开了，留她一个人在档案室里。
艾拉打开铁柜，手指在一排排微缩胶片盒上划过。1979年1月，2月，3月。她的手指停在了8月。8月的胶片盒被抽出来的时候，盒盖上的标签已经褪色，只能勉强辨认出“1979年8月，圣玛丽诊所，入院记录”的字样。她将胶片装进阅读器，转动旋钮，屏幕亮起来，投射出一片灰白色的光。然后她开始寻找8月4日凌晨的入院记录。
阅读器的屏幕上出现了手写病历卡的黑白影像。8月3日夜间至8月4日凌晨，圣玛丽诊所一共收治了三名产妇。她快速浏览着那些褪色的钢笔字——3号产妇的入院记录她已经很熟悉了，那是伊莉丝·范德伦的病历卡。入院时间为8月4日凌晨2时15分，诊断栏写着“急产，胎儿窘迫”，分娩记录显示新生儿被标为“死亡”。艾拉将旋钮往前转到2号产房的记录。2号产妇的病历卡上，患者姓名栏写着：安娜·诺瓦克。
安娜。不是无名氏，不是“某位清洁女工”。她的名字是安娜·诺瓦克。入院时间也是8月4日凌晨2时15分。诊断栏写着“急产，胎盘早剥”。分娩记录栏里的字迹极为潦草，但可以辨认出一行字：“新生儿存活，女婴，体重6磅3盎司，Apgar评分8/9。”而在病历卡右下角的“出院状态”一栏，只有一行字：患者于8月4日凌晨3时42分死亡。死因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唯一联系人为房东，电话拨打三次无人接听，遗体暂存医院停尸间，等待家属认领。
没有家属来认领她。艾拉盯着那行“遗体暂存医院停尸间，等待家属认领”看了很久。然后她将旋钮往前转，从病历档案切换到行政档案——员工薪酬记录。1979年7月的薪酬发放单上，在第14行找到了这个名字：诺瓦克，安娜。岗位：夜间清洁工。7月份工作天数标注为15天，从7月1日到15日。考勤栏的最后一格画着一个潦草的叉——她工作了半个月，在16日之后没有出勤。备注只有一行字：住院，原因不明。
她是在这家诊所里工作的清洁工。她可能在某个深夜的值班时间里，擦着走廊的地板，肚子已经很大了。她可能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怀孕——因为这份工作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失去工作意味着无法支付房租，无法支付房租意味着无处可去。7月15日之后她可能实在撑不下去了，可能是羊水开始渗漏，可能是阵痛已经密集到了无法握住拖把的程度。她可能自己走进了一楼急诊室，或者被某个护士在走廊里发现——靠在墙上，脸色惨白，双手抱着肚子。然后她被推进了二号产房，生下了她的女儿。四十二分钟后，她死于大出血。在这四十二分钟里，她的房东没有接电话。在这四十二分钟之外，另一个病房里，老亚伯拉罕·范德伦签署了一份掉换婴儿的授权文件。在这栋楼的某间办公室里，有人接到了他的电话，有人用橡皮擦掉了一行字，有人用打字机重新打了一行字。
艾拉将薪酬发放单旋转过来，在整页的右下角找到了护士长的签名——签名栏写着同一个姓氏：诺瓦克。全名海伦娜·诺瓦克，职务是产科护士长。她将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对比，然后快速翻回到入院记录，查看安娜·诺瓦克的入院登记表上“办理人”那一栏。签名仍然是海伦娜·诺瓦克。三份文件，三个签名——办理入院的是她，协助分娩的是她，在薪酬单上为安娜考勤栏画叉的也是她。海伦娜·诺瓦克，产科护士长，和清洁工安娜·诺瓦克同姓。
艾拉将阅读器关掉，走出档案室。她问前台保安知不知道海伦娜·诺瓦克这个人，保安查了一下人事档案登记系统，没有。他建议她去查1979年的诊所员工完整名册，那份名册存在地下室的纸质档案里，编号S-1979-STAFF。艾拉重新回到档案室，找到地下室里那个标着“S-1979-STAFF”的纸箱，打开，泛黄的文件夹整齐地排列在箱底，按姓氏字母顺序分类。她抽出诺瓦克姓氏的那一册。
海伦娜·诺瓦克，职位产科护士长，入职日期是1967年3月，离职日期是1979年8月20日。8月20日——安娜去世后第十六天。海伦娜在那一天辞职了。她在这家诊所工作了十二年，直到她的女儿——或者妹妹，或者远房亲戚——安娜·诺瓦克，在产后大出血中孤独地死去。没有任何记录写明海伦娜·诺瓦克和安娜·诺瓦克之间的关系，她无法确定安娜是海伦娜的女儿、妹妹、堂妹、还是仅仅恰好同姓的陌生人。但她知道时间线：安娜在8月4日凌晨生产，同院工作的海伦娜亲手办理了她的入院手续，协助了分娩过程，在产后抢救失败后填写了死亡证明，然后过了两周零两天，海伦娜辞职了。整整十六天，她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停尸间。她会知道安娜的女儿在哪里——因为天主教慈善会的收养登记表是海伦娜·诺瓦克签的字。她签了字，把安娜的孩子送给了天主教慈善会，知道那个孩子将以艾拉·戴恩的名字活下去。然后她签了离职表，把自己从这段历史中抹去。
艾拉合上员工名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拍下了海伦娜·诺瓦克的签名样本。然后她将文件夹放回纸箱，合上箱盖，走出地下室，走出行政楼。外面的雨夹雪已经停了，地面上薄薄一层白色正在融化，停车场湿漉漉的沥青在云层裂缝漏出的光中反着暗光。
她站在圣玛丽诊所旧址的停车场正中央。脚下踩着被拆除的产科楼曾经的地基。四十一年前，就在这片地基上，她的生母安娜·诺瓦克生下了她，然后停止了呼吸。在这片地基之上，一个陌生的女人签下名字，将她送入了另一条命运的轨道。在这片地基之外，一个姓氏被她继承却永远不会知道全貌的家族可能在东海岸仍然延续，而她没有人在银湾市等过她，没有人找过她，没有人写过她的名字在任何一张纸片上，除了那张她已经发不出的七月份薪酬单。
艾拉拨通了伊莉丝的电话。“我找到了她的名字。安娜·诺瓦克。她是圣玛丽诊所的清洁工。护士长海伦娜·诺瓦克办理了她的入院手续，协助了分娩，填写了死亡证明，然后在天主教慈善会的收养登记表上签了字。海伦娜在安娜去世十六天后辞职。两人同姓诺瓦克，基本可以确定是亲属关系。我需要去圣十字墓园找那块无名墓碑。然后我要去找海伦娜·诺瓦克的下落——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伊莉丝的声音传过来：“我跟你一起去圣十字墓园。我说过，玛戈去世后，我已经学会了和无名者待在一起。你的母亲——安娜——她已经无名了四十一年。该有人去给她献一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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