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双重猎杀

东区移民服务中心的二楼报告厅从来没有坐满过这么多人。

这栋建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外墙上挂着卡斯特里亚移民局的新招牌，蓝底白字，设计简约，透着一种刻意为之的现代感，但走进大厅就能看到天花板上发黄的水渍和墙角脱落的漆皮。政府预算总是优先拨给那些能被拍进宣传片的门面，至于暖通系统和消防管道，能运转就行。报告厅的折叠椅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坏的，坐上去会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但今天连那些坏椅子都被坐满了。来的人有东区的移民社工、几个穿着褪色衬衫的社区法律援助志愿者、一群戴着方巾的斯瓦希里裔妇女、以及零星几个看起来跟移民权益毫无关系的面孔——那些面孔上的表情太过平静，目光扫过人群的方式太过系统，玛雅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是做什么的。

坐在她旁边的埃琳娜也注意到了。她用只有玛雅能听到的音量说了句：“左边，倒数第三排，那个戴灰色鸭舌帽的。他进来之后一次都没有看讲台，一直在看人。”

“还有后面靠门那个，穿深蓝防风夹克的。”玛雅没有转头，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他刚才假装接电话走出去，两分钟后回来了。外面有人，他在汇报情况。”

两个盯梢者。玛雅不确定他们是科尔贝特派来的人，还是移民局自己的便衣——在卡斯特里亚，移民局对斯瓦希里社区的公开集会向来保持着一种介于监视和骚扰之间的微妙态度。不管怎样，有人已经在关注这个会场了。这意味着她今天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传回某个人的办公桌上。但她已经不在乎了。从她走进废弃地铁站B3层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站在了聚光灯下。躲藏不再有意义。

十点零五分，主持人——一个瘦高个子、戴无框眼镜的东区社区组织者——走上讲台，用磕磕绊绊的斯瓦希里语做了一段开场白，然后用英语宣布了今天的主题：“战乱与流亡——斯瓦希里冲突中的失踪者与幸存者”。

演讲者的名字叫阿马迪·基贝拉。当他走上讲台时，报告厅里的斯瓦希里裔妇女中有几个站起来鼓掌，掌声不大，但持续了很久。基贝拉大约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剪得很短，露出头上一道从太阳穴延伸到头顶的旧伤疤。他的身体干瘦而挺拔，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绿色军装外套——那件外套的袖口处有一块深色的补丁，看起来像是某种制服拆除了徽章之后留下的痕迹。他站在讲台上，双手扶着讲桌边缘，没有拿讲稿。他的目光缓慢地扫过全场，在斯瓦希里裔聚集的片区停留了片刻，然后开口。

“我十六岁加入军医部队。”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东非口音，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有多爱国。是因为我们村子被叛军烧了，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死在那场大火里。参军的念头很简单——我要学医术，救更多人。这样至少能让我觉得，那些我没能救的人，他们的死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

报告厅里安静下来，连空调的嗡鸣声都仿佛降低了几分。基贝拉说话的方式没有煽情，没有修辞，只有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平静。他讲述了他所在的医疗部队如何在战火中辗转，如何在双方的封锁线之间冒险搜寻伤员，如何在物资耗尽时用煮沸的布条代替消毒纱布，用渔线代替手术缝合线。这些故事在场的斯瓦希里裔听众大概听过无数次了，但她们的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下来，沿着脸颊滴在膝盖上。

然后基贝拉讲到了1998年。那一年，冲突进入最惨烈的阶段，难民营在边境线上如雨后蘑菇般冒出来。医疗部队被调到东部最大的难民营执行防疫任务。也就是在那里，他们第一次遇到了阿克顿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医疗队。

“我们最初很感激他们。”基贝拉的声音没有变调，但握着讲桌边缘的手指明显收紧了。“他们带来了我们急需的抗生素、手术器械和营养补充剂。他们把营地里的孩子一个个抱起来，测体温、打疫苗、登记信息。我们觉得他们是上帝派来的。”

他停顿了一下。整个报告厅里只剩下日光灯的嗡鸣声和远处街道上传来的模糊车流声。

“直到我们发现，有些接受了‘常规体检’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玛雅感到埃琳娜在旁边倒吸了一口凉气。基贝拉从讲桌上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举起来给所有人看。照片拍的是一排低矮的帐篷，帐篷外排着长队，大部分是瘦弱的妇女和儿童。队伍尽头站着几个穿着白色医疗服的西方人，其中一个正在为一个抱孩子的妇女采血。照片的右下角有日期戳：1998年10月。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偷出了这份照片和他们的一部分采集记录。”基贝拉把照片放回文件夹，声音变得更加低沉。“阿克顿在斯瓦希里东部三个难民营里系统地采集了超过两千份基因样本。他们筛选的对象包括具有特定遗传特征的人——极快的伤口愈合速度、先天免疫标记、对常见疟疾的天然抗性。这些特征在斯瓦希里地区的特定族群中分布频率较高，阿克顿的采集人员被告知这些样本将用于‘公共健康研究’。但没有任何一份样本被用于公共健康。每一份样本都被送往了一家私人机构的实验室。”

基贝拉翻开文件夹的另一页。那是一份被翻拍的采集记录表，字迹潦草，但表格顶部的标志清晰可辨——橄榄枝环绕的十字架，阿克顿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

“他们采集的不仅是血液。还有骨髓、皮肤组织和精子。他们采集的方式——当被采集者拒绝时——是这样的。”他念出了一段被翻译成英语的记录。“‘对象拒绝，按特殊情况处理程序执行。由三名工作人员协助固定。采集量：8毫升骨髓，200毫升全血。’协助固定。这就是他们的说法。”

报告厅里的气氛已经变得沉重而紧张。前排有人发出了低沉的呜咽声，后排有人用斯瓦希里语愤怒地说着什么。玛雅注意到那两个盯梢者在交换眼神，戴鸭舌帽的那个把手伸进了口袋里——大概是在发消息。

“你们可能会问我，”基贝拉合上文件夹，“为什么要来卡斯特里亚讲这些事？三十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看着台下的听众，眼神里有一种超越了愤怒的东西——更接近于使命。“因为我在三个月前收到了一份匿名发来的文件。那份文件告诉我，那些在1998年被阿克顿从斯瓦希里难民营里采集的基因样本，被用来制造了超过两百个衍体——人造生命，被当成商品，被批量生产。而那些衍体现在就在卡斯特里亚的土地上。有些在这里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做工，有些在地下躲避追捕，有些已经被普罗维登斯基因优化中心回收并销毁。他们在你们脚下，在这个国家的黑暗角落里，承受着三十年前从我的同胞身上被偷走的东西。”

报告厅里爆发出一阵嘈杂的议论声。主持人试图维持秩序，但没有人听他说话。玛雅感到自己的心跳正在加速——基贝拉提到的匿名文件，极有可能是自由衍体联盟发出去的。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同伴们不只是在地下等待救援，他们正在主动出击，正在寻找所有能与地面上的正义力量建立联系的渠道。而这个从斯瓦希里远道而来的流亡领袖，正在成为他们的同盟。

基贝拉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他翻到了文件夹的最后一页。“我这次来卡斯特里亚，带了一份名单。是我和几位前军医同事花了将近三十年时间整理出来的——在斯瓦希里难民营中被阿克顿采集了基因样本后失踪的人员名单。有些人后来找到了，有些人确认死亡了。但有一个人，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找。”

他抽出一张照片，举起来展示给全场。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年轻男子，皮肤黝黑，颧骨高耸，脸上带着沉静而坚定的表情。照片是黑白的，边缘已经被反复摩挲得毛了边。照片下面是一个手写的名字——“法里德·奥科诺”。

“法里德·奥科诺，前军医部队战地外科医生。”基贝拉的声音终于开始发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某种被压了三十年的悲痛正在从每一道缝隙中渗出来。“他在1998年11月14日被阿克顿的工作人员强行带走采集了血液和骨髓。根据阿克顿内部的采集记录，他在采集过程中进行了反抗，最终挣脱并逃离了采集点。在那之后，他消失了。我们找过他——在斯瓦希里的每一个难民营，在邻国的每一个边境小镇，在国际失踪者数据库里。始终没有找到。他留下了当时他带着的一个急救箱，里面有一张纸条，写着他自己的名字和他参战时的部队番号。这张照片，就是从纸条上翻拍下来的。”

“但是他没有死。”

声音是从报告厅中间的一排座位上发出的，不高，但异常清晰。所有人都转过头去看那个说话的人。那是一个同样穿着旧军装外套、头发已经灰白的老妇人——她的胸前戴着和埃琳娜相似的一枚圣母像别针，但不同的是，她别针下面的布条上绣着一行斯瓦希里文字。她缓缓站起身来，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我叫卡塔琳娜·奥德罗。法里德·奥科诺是我的主治医生，也是我的救命恩人。1998年11月14日，他在被阿克顿带走之前，刚刚为我做完一台紧急手术——没有麻醉剂，没有手术刀，他用一把消过毒的剃刀片切开我腹部的脓疮。他在被带走之前，把手里的纱布和剩下的半瓶抗生素塞给了我，然后说了一句话——‘卡塔琳娜，不管发生什么，活下去。’”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但她继续说了下去。整个报告厅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1999年5月，我在边境另一侧的难民转运站里，见到了法里德。他瘦得不成样子，背上的伤还没好——那是被阿克顿的人按住打伤的。但他还活着。他找到了一份在边境集市上给商户看病的差事，用的还是他从部队带出来的那套手术器械。他说他不打算离开斯瓦希里地区。他说他的病人在这里。然后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如果有一天能到卡斯特里亚，找一个在移民中心工作的社工。他说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追究阿克顿的所作所为。”

卡塔琳娜举起手里的纸条。纸张已经脆弱不堪，折痕处几乎快要断开。

“这是法里德最后一次被人看见的时间。1999年5月。地点在斯瓦希里东部边境的一个集市。从那之后，他再次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基贝拉接过话头，声音哽咽。“但他没有死。卡塔琳娜的证词证明他活过了1999年。”

玛雅感到自己的手心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法里德·奥科诺。SUB-1174。那个在采集记录中被标注为“前政府军军医，拥有初级外科培训”的男人。那个在1998年11月14日被阿克顿的工作人员按住、抽走骨髓和血液、然后奋力挣脱逃离的男人。那个基因被植入P系列衍体第一代模板的起源供体。他没有死在难民营里。他在1999年5月还活着，在边境集市上给人看病。如果法里德活到了1999年5月，那他就有可能活得更久。他可能还活着。他可能就在斯瓦希里地区的某个地方，也可能——在经历了更多年的战乱之后——流亡到了邻国，甚至通过某些途径到了卡斯特里亚。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拿出手机，发了一条加密信息给加布里埃尔。“起源供体的名字：法里德·奥科诺，SUB-1174。最后被目击：1999年5月，斯瓦希里东部边境集市。有证人证词。他还有一个在卡斯特里亚的联络人。我们需要找到这条线索。”

与此同时，她朝报告厅前方走去，穿过交头接耳的人群，走到基贝拉和卡塔琳娜面前。两个老人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她——一个穿着西装、戴着法援律师证件的年轻女人，在这种场合显然不属于斯瓦希里社区。

“基贝拉先生，奥德罗女士，”玛雅压低声音，“我叫玛雅·索伦森。我是一名移民律师。我知道法里德·奥科诺的基因去了哪里。如果您愿意坐下来跟我谈谈，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您——包括他的基因现在存在于多少个人的体内，以及是谁在试图隐瞒这件事。”

但她永远不会有机会说完她接下来准备要说的话了。

报告厅的后门被推开了。不是那种正常的、有人迟到的轻轻推门——而是被一股力量猛地撞开，两扇门板重重地撞在墙壁上，发出的巨响让全场所有人都瞬间转过头。阳光从门外涌入，将两个身影拖成两道长长的黑色剪影。当那两道身影走进室内，日光灯的冷光落在他们的脸上时，玛雅认出了其中一个人——西蒙·德拉尼，科尔贝特家族的安保全主管。他穿着深灰色西装，胸前别着身份卡，身边跟着两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人。

德拉尼没有看玛雅。他甚至没有看台上的基贝拉。他只是缓缓走向报告厅前排，步履不紧不慢，手里拿着一张公文，在日光灯下泛着冷硬的白色。

“阿马迪·基贝拉先生。”他的声音不高不低，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却让整个报告厅在几秒之内完全安静了下来。“根据卡斯特里亚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对你入境签证的审查，你未如实申报1999年斯瓦希里内战期间因涉嫌组织非法跨境人口转移而被国际刑警组织列名的事件。你的签证即刻作废，你需要配合我们前往移民局接受进一步调查。”

基贝拉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他握着讲台边缘的手松了一下，又紧紧抓住了。卡塔琳娜站起来，挡在他的面前，用斯瓦希里语急促地说着什么。人群开始骚动，有人站了起来，有人在喊叫，有人在用手机拍摄。戴鸭舌帽的人和穿防风夹克的人已经消失在人群中，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正在朝讲台靠近。

玛雅挡在了德拉尼和基贝拉之间。

“德拉尼先生，”她的声音很稳，比她预想的更稳，“你有官方文件吗？行政复议通知书？还是你只是代表科尔贝特先生来威胁一个来作证的目击者？”

德拉尼停住脚步。他低头看着玛雅，表情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惊讶，只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带着笑意的耐心。他比玛雅高出整整一个头，俯视她的方式像是在打量一只挡在路中间的流浪猫。

“索伦森律师。你的存在在我的备忘录上。但我今天的任务不是你。所以请让开。”

“如果我说不呢？”

“那你就需要开始为自己的执业资格担心了。”德拉尼的语气依然平静，像是在谈论天气。“法援中心不会愿意看到他们的律师因为‘滥用法律援助资源’被投诉的。”

玛雅没有动。她站在原地，背挺得很直，右手紧紧握着公文包的肩带。她的手心里全是汗，但她的声音没有丝毫颤抖。

“你告诉科尔贝特先生——你们越是这样，我就越是确定。如果法里德·奥科诺的失踪毫无蹊跷，如果SUB-1174的基因采集完全合法，如果普罗维登斯的衍体项目正大光明——你们就不需要派一个退役情报军官来威胁一个六十多岁的流亡老人。”

德拉尼注视着她，沉默了大约三秒。然后他把手中那张公文收了起来——收得很慢，像是故意要让所有人看清楚那个动作——然后转身。他身后的两个人跟着他走出后门。阳光在门框里晃了一下，然后被缓缓合上的门板再次切断。

报告厅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更大的骚动。有人在用斯瓦希里语大声质问，有人在哭泣，有人在打电话。玛雅转过身，发现基贝拉正用一种锐利而复杂的目光注视着她。

“你知道科尔贝特。”基贝拉说。这不是一个问句。

“而且我知道你们的来源。”玛雅伸出手，把手机屏幕转向他。“法里德·奥科诺不是一个人消失的。他的基因被偷走了。被复制了。被用来创造了超过两百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现在就在这座城市里，有些在地上，有些在地下。他们需要一个能证明他们来处的人。而您——您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法里德下落的人。”

就在这时，玛雅的另一部手机——那部专门用于接收自由衍体联盟加密信息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上跳出了一条消息，发件人是加布里埃尔。消息很短，只有一行字：

“我们找到了一个可能知道法里德去向的人。明天晚上，巴里奥斯区。你们都要来。带上斯瓦希里来的证人——有些答案，需要不同的人拼在一起才能完整。”

玛雅读完消息，抬起头。在报告厅的窗外，卡斯特里亚的天际线正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那些高楼依然光鲜，那些生活在高楼里的人们依然不知道在城市的脚下正在发生什么。

但快了。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而她手中现在握着的，不再只是一个拆分通知的法律争议，或者一个实验室的内部检举。她手中现在握着的，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从1998年斯瓦希里难民营里被按住采集的血样，到普罗维登斯培养罐里漂浮的人造生命，再到最高法院即将审理的口头辩论。每一个环节都有证据，每一个证据都指向同一个名字。

法里德·奥科诺。SUB-1174。起源。

她和基贝拉一起走出了报告厅，身后跟着卡塔琳娜和埃琳娜。四个人的影子被正午的阳光拖得很短。她们知道被盯上了，知道德拉尼不会善罢甘休。但也知道，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