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的天空是一种不真实的钴蓝色,像是被什么人用修图软件调高了饱和度。
卡伦坐在格兰大道一家快餐店二楼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份冷掉的炸鱿鱼圈。他已经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窗户正对着西班牙国家法院那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花岗岩建筑,中间只隔了一条四车道的马路。法院正门外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但没有一个人看起来像是伊娃·马洛。
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四十分钟。从火地岛飞往马德里的航程辗转了三十多个小时,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候机厅长椅上睡了三个小时,又在巴塞罗那转乘高铁,一路上几乎没有吃东西。胃是空的,但脑子里塞满了东西——矿道里的红色LED灯、直升机舱门滑开时那一瞬间的金属反光、马特奥最后那条信息末尾的字母“M”。
“有人在马德里等我们。不是我。——M”
如果马特奥还活着,他为什么不直接联系?如果他没能从灌木丛里走出来,这条信息又是谁发的?
快餐店的自动门滑开,带进来一阵干燥的热风。卡伦抬起头,看见伊娃走进门来。她换了一身衣服,米色亚麻衬衫配深棕色的长裤,头发散开披在肩上,看上去像一个刚刚结束午休出来买咖啡的本地律师。但她的眼神不是。她的眼神里有一种被压得很深的东西,像一个人刚刚经历过一场自己还来不及处理的变故。
她在卡伦对面坐下,没有寒暄,直接把一部屏幕已经碎了一角的旧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上打开着一个加密笔记页面,里面列着一行行文字,有些是英文,有些是西班牙语,还有一些用缩写形式标注的金融术语。
“马特奥的最后一个信号发射点,”伊娃指着笔记里一个坐标说,“不在火地岛。在卡萨布兰卡。时间是你收到那条信息的同一分钟。”
卡伦盯着那组坐标,脑子里迅速计算着距离。火地岛到卡萨布兰卡,直飞也要超过十二个小时。马特奥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信号是他预设的,”卡伦说,“人在火地岛,但消息的发送指令是提前部署在某个云服务器上的。他在触发电磁脉冲之前,就已经把消息发出去了。”
“或者,”伊娃低声说,“发消息的根本不是他。”
一阵沉默。窗外的法院门口忽然走出几个穿深色西装的律师,其中一个正对着手机大声说着什么,表情激烈,但隔着双层玻璃听不到任何声音。
伊娃继续翻动笔记。她在从火地岛飞往马德里的途中,用机上不稳定的网络连接把马特奥在铁皮屋里展示过的那些数据重新梳理了一遍。她在飞机上几乎没睡,笔记里的条目密密麻麻,每一行都用不同颜色的荧光标签做了标记。
“马特奥说他做了几千次模拟,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没有三方共同签名,任何人都无法触碰那笔钱,”伊娃把笔记翻到其中一页,“但他也说过一句话:‘这个协议的设计逻辑非常奇怪。它不像保护资产的机制。’他话没说完,你接了一句‘更像一个笼子’。”
“我记得。”
“我在飞机上重新看了他留下的那组智能合约代码。合约里有一个时间锁定函数,马特奥在分析的时候可能忽略了。那个函数不是绑在钱包上的,是绑在私钥分片上的。”
伊娃从手机上调出一段代码片段,把屏幕推给卡伦。那是一小段用一种卡伦不太熟悉的脚本语言写的指令,但逻辑结构并不复杂——它定义了一个时间参数,初始值为空,一旦被外部条件触发,就会在所有三个分片上强制执行一个不可逆的锁定周期。
“如果有人打破了沙米尔秘密共享的平衡——比如用某种方法在不集齐三方的情况下强行重组了私钥——这个函数就会启动。它不是报警,不是广播,而是直接锁定所有分片,让密钥永久失效。”
卡伦盯着那段代码。慢慢地,他终于读懂了它最底层的逻辑。
“这个协议的目的不是阻止钱被转走,”他说,“是保证钱只能被转到特定的地址。”
“对,”伊娃说,“而且那个特定地址在代码里写得很清楚。一个不可更改的接收方,嵌在主合约的最底层。我把地址复制下来查了一下,结果——”
她翻到笔记的最后一页,转过来让卡伦看。
那个地址关联着一个机构账户。账户的归属方不是公司,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卡伦从未听过的组织名称:全球加密资产伦理委员会。注册地在苏黎世,注册时间是2015年3月——也就是卡斯帕尔骗局崩盘之后的第三个月。
“这个组织没有任何公开记录,没有官网,没有社交媒体。它的所有注册文件都是实体归档的纸质版,在苏黎世商业登记处的地下档案室里锁着。”伊娃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但它的登记理事名单上有一个名字。”
“亚历克斯·雷文。”
伊娃点了点头。
快餐店的天花板上,一个挂在支架上的老式电视机正无声地播放着财经新闻,画面上一根红色曲线在缓缓下坠。卡伦感觉到后脑勺某个部位在钝钝地发痛,像是有一根被拧得太紧的螺丝正在缓缓松开。
他一直在想亚历克斯留给他们的是什么。钱?一个游戏?一次人性的考验?但现在这些猜测都显得太简单了。亚历克斯不是一个恶作剧者。他从来不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任何足够精密的系统都可以被贪婪拆解。所以他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个可以拆解的系统,他给他们留下的是一个方向。一笔只能流向一个终点的钱。
如果终点是那个伦理委员会,那么他们三个人从始至终就不是继承人。他们是搬运工。
“那为什么还要分三份?”卡伦问,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如果最终的目的地是固定的,为什么还要设计一个需要三方共同签名的复杂机制?直接把钱包托管给委员会不就行了?”
伊娃没有立刻回答。她转头看向窗外,法院门口那两个律师已经走了,留下空荡荡的花岗岩台阶。阳光在台阶上投下了几根灯柱的影子,细长、笔直,像监狱的栏杆。
“因为他选的不只是三个人,”她最终开口,“他选的是三个有能力互相制衡又互相需要的人。这三个人在过去的十年里分别掌握了他留下的锁的不同部分,但没有一个人能单独打开它。只有当三个人都同意的时候,这笔钱才能被移动。而当三个人都同意的时候,他们——”她停顿了一下,“——也就会同时看到那个终点。”
“然后要么遵守他的设计把钱转过去,”卡伦接下去,“要么——”
“要么三个人达成一致,背叛他的设计。但要做到这一点,三个人必须同时选择背叛。”
卡伦闭上了眼睛。他忽然想起了亚历克斯在黑板上画过的那张图,硬币被分成三块,每一块单独无用,但组合在一起能买到世界上任何东西。老头站在黑板前面,粉笔灰落在粗花呢外套的肩膀上,背对着所有人,用那种带着轻微苏格兰口音的英语说:“孩子们,这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从来不是密码。”
他们当时以为他说的是人。但现在卡伦明白了,他说的不是人。他说的是结构。一种让人别无选择的精巧结构。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屏幕上弹出一条加密信息,发送者的密钥指纹他从未见过。信息内容是几个文件夹的共享链接,附带一行简短的说明:“我在卡萨布兰卡机场拿到了监控数据。他们的人昨天已经入境西班牙了。——M”
卡伦把屏幕转给伊娃看。两人对视了一秒,然后同时站了起来。
他们刚走到快餐店门口,法院方向忽然传来一片急促的警笛声。五辆警车从法院地下车库冲出,闪着警灯向北驶去,方向正是马德里中央商务区的拉斯塔布拉斯。那里聚集着几十家区块链企业和加密资产交易所。
卡伦的手机再次震动,第二条消息跳出来:“他们要抓活的。——M”
快餐店角落里的电视机画面切换成了一则突发新闻快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刚刚查封了拉斯塔布拉斯地区一家名为“链盾资本”的加密资产托管机构,涉嫌与一宗跨国加密资产非法转移案有关。画面里,防暴警察正在大楼玻璃门外拉起警戒线,一辆深色厢式警车停在一旁,后门敞开。
卡伦盯着电视屏幕,忽然认出了那栋大楼的外观。他在日内瓦候机时,曾在区块链浏览器上查过的六个DeFi协议中,有一个协议的节点服务器就托管在那栋楼的第十四层。
那不是巧合。
“亚历克斯的棋盘,”他低声说,声音被窗外此起彼伏的警笛声盖住了大半,“下一步棋已经走出来了。”
伊娃站在他身边,手里握着那部屏幕碎了一角的手机,指节泛白。她的侧脸在午后的强光里轮廓分明,眼角的细纹被光影雕刻得分外清晰。
“马特奥到底在马德里还是卡萨布兰卡?”她问。
卡伦还没来得及回答,手机第三次震动。这次是一条语音消息,长度只有三秒。他按下了播放键,把它贴在耳边,听见的是一个经过变声器处理的金属质嗓音,语调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
“替我问伊娃好。她口袋里的那部旧手机,从日内瓦起飞的航班上就已经被定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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