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驶出北观区的时候，天开始下雨。
雨不大，细密得像筛过的米糠，落在挡风玻璃上凝成一层蒙蒙的水雾。雨刷是老款的橡胶片，刮了两下就开始吱嘎作响，每刮一次都在玻璃上留下一道扇形的油膜。温时砚用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始终垂在身侧——不是因为不想用，是因为已经握不住了。从北澜日报社出来之后，他的右手手指就再也没有停止过颤抖，抖得最厉害的时候，整只手掌都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青白色，像一块在冰箱里冻了太久的生肉。
苏苗坐在副驾驶座上，怀里抱着那个从档案库带出来的纸箱。她没有说话，但每隔一阵就会偏头看一眼温时砚垂在身侧的手。她注意到他在用左手做所有的事——打方向盘，换挡，拧雨刷开关。换挡的时候最困难，因为他必须短暂地松开方向盘，身体侧过来，用左手去够档杆。每一次他够档杆的时候，面包车都会在路面上轻微地晃一下。
“你可以叫我帮你换。”苏苗忽然说。
温时砚看了她一眼。
“我看你换了很多次，”她说，声音仍然沙哑，但比之前更流畅了，“往前推是三档，往后拉是四档。我知道。”
温时砚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把右手从腿上抬起来，放在档杆上——不是为了换挡，只是为了测试。手指握住了档杆顶端，但握不紧，指节在档杆上滑了两下，像一只受伤的蜘蛛试图攀住一根光滑的柱子。他把手收回去，重新垂在身侧。
“四档，”他说，“往前推。”
苏苗从纸箱上松开一只手，伸过来，握住档杆，用力往前推。变速箱发出一声闷响，面包车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平稳地向前行驶。她收回手，重新抱住纸箱，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是在做一件她已经做了很久的事。
面包车沿着海岸线往南开。雨中的海岸线灰蒙蒙一片，滩涂上的碱蓬草在雨水里泛出一种发黑的暗红色，像大地上被烫出的疤痕。路面上偶尔出现被海浪漫过的薄薄一层水膜，车轮碾过去时水花溅得很高，拍在底盘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路两边几乎没有车，也没有人。这条沿海省道在盐屿以南的段落早已被更快捷的高速公路取代，只有运海砂的卡车偶尔经过，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
温时砚把贺澜的手机放在仪表盘上，打开了导航。程涧发来的汇合坐标在南湾城以南一个叫柘林湾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废弃的灯塔，塔下的旧管理房被改成了程涧的临时据点。从他们当前的位置到柘林湾，沿着海岸线走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贺澜会怎么样。”苏苗忽然问。
温时砚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目光从导航上移开，看着前方被雨水模糊的路面。贺澜的直播在面包车驶出北观区之后没多久就断了——不是贺澜主动关的，是信号被掐断了。掐断之前，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过了五万，弹幕里有人在刷“金穗法务打人了”，也有人在刷“记者碰瓷”。但有一条弹幕被顶到了最上面，点赞数一直在涨：截图了，已报警。请北澜警方确认该记者人身安全。
“他不会有事，”温时砚说，“五万个人看见了他的脸。五万个人知道他跟辜敬松在一起。如果他在今天晚上之后出了任何事，辜敬松就是第一嫌疑人。金穗法务部不会蠢到这个程度。”
苏苗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温时砚的方向盘顿了一下的的话：“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有人看见你，你就不会死。”
温时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拧了一下雨刷开关，让橡胶片在玻璃上刮出的噪音填补了车内的沉默。但他知道苏苗说的是对的。这正是程涧让他去云顶酒店慈善午宴的目的——被看见。一个被看见的人，不能被无声无息地消失。他活了这么多年，靠的是不被看见；而现在他能继续活下去，靠的却恰恰相反。
下午三点，面包车进入了柘林湾的范围。
柘林湾是一片被陆地半包围的浅海湾，湾口朝向东南，湾内水很浅，退潮时露出大片灰褐色的泥滩。那座废弃的灯塔就立在湾口东侧的岬角上，是一座上世纪初建造的石砌灯塔，塔身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海蛎壳，顶端的灯室玻璃早就碎了，只剩一个空荡荡的铁架子在风雨中微微摇晃。
灯塔下方的管理房是一栋两层的石砌小屋，屋顶盖着红色的波形瓦，门窗都被木板钉死了。但温时砚走近之后发现，有一扇侧窗的木板是被活页装上去的，从里面可以推开。
他敲了三下窗。隔了几秒，木板从里面被推开了一条缝。缝里露出一张苍白而消瘦的脸——四十岁左右的女人，颧骨很高，眼窝很深，短发，没有化妆，眼角有几道细细的鱼尾纹。她的眼神很锐利，扫过温时砚的脸，然后落在他身后抱着纸箱的苏苗身上。
“你带了孩子。”程涧的声音和她电话里一模一样——沙哑，低沉，带着某种被电子设备训练出来的冷静。
“她是何淑云的女儿。”温时砚说。
程涧的眼睛在苏苗身上停了两秒。然后她把木板推开，让两人从侧窗钻了进来。
管理房的内部被程涧改造成了一个简陋但功能齐全的工作站。一面墙被钉满了铁丝网，网上用夹子夹着几十张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公司注册文件和人物照片。另一面墙上放着三台笔记本电脑，屏幕都亮着，一台显示着实时的金穗金融股价走势，一台跳动着加密通讯频道的消息列表，第三台上是一张展开的电子地图，地图上有几个红点正在缓慢移动。屋子正中间是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一台短波电台、几部不同型号的加密电话和一堆拆开的电子设备零件。
程涧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右前臂上一道纵贯的旧烧伤疤痕。她注意到苏苗在看她手臂上的疤痕，没有遮掩，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三年前我假装坠楼死亡的时候，在起火的车里留了一具穿了同样衣服的尸体。为了把DNA对上，我得把自己的血抽出来换到尸体身上。那个过程中被排气管烫了一下。”
她说这件事的语气，像是在说今天早上煮了一杯咖啡。
“贺澜被围在报社档案库了。”温时砚把贺澜的手机递给她，“他在围堵之前开了直播，在线人数过五万。他让我把备份数据传给你。”
程涧接过手机，插上数据线连到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屏幕上跳出了密密麻麻的文件列表。“贺澜的备份数据很完整，”她边敲边说，“采访录音、暗访视频、财务数据、合同复印件，三年份的原始证据，一共两百三十七个文件。加上你从云顶档案室拷出来的资金流转图和名单，加上我从观澜内部拿到的跨境转账记录——三份拼图，现在齐了。”
“什么时候能公开。”
“现在就可以。但公开的时机决定了证据能活多久。”程涧停下来，用手指着屏幕上的电子地图，“金穗金融总部今天下午突然召开了紧急董事会。辜岳霖在会上提出了一项境外资产重组方案，要把金穗旗下最值钱的三个子公司从母公司剥离，装进一个注册在岛国的壳公司。这个操作如果完成，金穗的资产就会被彻底掏空，就算我们手里的证据把金穗告倒了，受害者也拿不到一分赔偿。”
“他在跑路。”
“已经开始了。”程涧点开另一个窗口，上面是一张航班信息截图。“辜岳霖订了一张明天上午十点从南湾城飞往境外某自由港的包机。包机公司是蔚澜基金会的长期合作方。如果他上了飞机，引渡条约签不下来，人就没了。”
温时砚走到窗前，透过木板缝隙看着外面灰蒙蒙的海湾。雨已经小了，但风很大，吹得灯塔顶上的铁架子发出呜呜的啸声。他的右手在腿侧叩击着，节奏和灯塔铁架晃动的频率几乎一致。
“魏念霖说可以合作，把辜岳霖送进去。”他说。
程涧抬起头看着他，表情没有变化，但手指从键盘上停了下来。“魏念霖跟你说合作。”
“他在电话里说的。他说金穗要沉了，辜岳霖在转移资产，如果不先把辜岳霖按住，所有证据都会失效。”
“他说的有一半是真的。辜岳霖确实在转移资产。魏念霖也确实想搞掉辜岳霖——但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观澜资本。”程涧站起来，走到钉满文件的铁丝网前，用手指点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公司架构图，“你看这张图。观澜资本是蔚澜基金会的壳，蔚澜基金会的理事长是辜岳霖。如果辜岳霖倒台，蔚澜基金会进入清算程序，观澜资本就会自动脱离金穗体系，变成一家独立的离岸公司。魏念霖是观澜资本的实际控制人——他已经在这家公司里藏了将近十年的钱。他让辜岳霖去死，是为了把钱洗干净。”
“所以他要我帮他捅辜岳霖一刀。”
“对。捅完之后，他转身就是一家干净离岸基金的老板。你手里的证据只针对金穗和辜岳霖，碰不到观澜资本。魏念霖算得很清楚——他借你的刀杀人，你拿他没办法。”
温时砚沉默了。他看着铁丝网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文件，那些照片和名字像一张巨大的蛛网，每一个节点都连着另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背后都藏着一个人。田伯修、苏远程、何淑云、贺澜、程涧、梁则、他自己。所有人都在网里，没有一个逃得掉。
“有没有办法同时按住两个人。”他问。
程涧没有立刻回答。她转过身，从折叠桌上拿起一支红色的马克笔，走到那面铁丝网前，在辜岳霖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又在魏念霖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她用一条横线把两个圈连起来，在横线上写了四个字：蔚澜基金会。
“蔚澜基金会是整张网的中心节点，”她说，“金穗的非法放款通过蔚澜洗白，辜岳霖的贪污通过蔚澜走账，魏念霖的佣金通过蔚澜境外转账。如果我们能拿到蔚澜基金会的完整账本，就能同时钉死两个人。但账本不在云顶档案室。账本在辜岳霖自己手里——准确地说，在他的私人服务器里。那台服务器放在金穗总部顶楼董事长办公室的密室隔间里，物理隔绝，不联网。必须有人亲手进去把数据拷出来。”
“密室怎么进去。”
“指纹加虹膜双重识别。只有辜岳霖本人能开。”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雨又开始下大了，雨点砸在屋顶的波形瓦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苏苗一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抱着纸箱，听着两个大人的对话。她不认识屏幕上的那些字，但她能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那个叫辜岳霖的人正在把所有的坏钱都藏起来，藏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如果让他跑掉了，她爸爸和妈妈的死，就永远没有人来负责。
她从纸箱里拿出那盘标签上写着母亲名字的录像带，用袖口轻轻擦了擦上面的灰。
温时砚在沉默了很久之后忽然开口：“辜岳霖明天上午十点的飞机。在那之前，我有一次机会——他今晚一定在总部准备跑路的文件，不会离开办公室。”
“你一个人进不去金穗总部。”程涧说。
“我不是一个人。”温时砚转过身，目光落在墙角一个盖着防尘布的长方形箱子上。那是程涧一直没有向他介绍过的设备。他走过去，掀开防尘布。箱子里面是一套完整的伪装入侵装备——黑色战术服、攀爬绳索、电子信号屏蔽器、便携式切割工具、以及一把全新的轻型手枪。
程涧看着他的手。“你的右手还能开枪吗。”
温时砚低头看着自己仍然在颤抖的右手。他把右手抬起来，举到眼前，手指蜷曲了一下，又蜷曲了一下。然后他伸出左手，把桌上那把轻型手枪拿起来，放进左手的掌心，握紧，松开，再握紧。
“我不是非要右手才能开枪。”他说。
苏苗从角落的板凳上跳下来，走到他面前。她把那盘录像带塞进自己的外套内袋里，然后仰头看着他，用沙哑的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要跟你去。我会换档。”
温时砚低头看着她。她的脸上还有眼泪干涸后留下的盐霜，眼睛红红的，但眼神很硬。那种硬不是成年人的冷酷，而是一个孩子在经历了所有不该经历的事情之后，把自己骨头里最后一点力气全部拿出来的样子。
“你不能进大楼，”他说，“但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他把程涧桌上的加密电话拿起来，塞进苏苗手里。“这把电话可以联系到我。你跟她留在这里。如果我在天亮之前没有回来，你打电话给这个人——”他把一个号码写在纸条上，塞进她口袋，“告诉他柘林湾灯塔的坐标。他是一个叫梁则的人。如果他接了电话，你就把贺澜的证据全部发给他。如果他没接，就把证据交给程涧，她知道怎么处理。”
苏苗把纸条叠好，放进口袋，和那半袋面包碎屑放在一起。她没有哭，也没有哀求。她只是点了一下头。
然后她忽然伸出双手，把温时砚正在颤抖的右手合在掌心里，用力按住，按了很久。她的手很小，很凉，但是很稳。从他救了她的那个黄昏开始，每一次他的手开始发抖，她就会这样做。她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但她知道这是他需要的东西。
暮色彻底降临的时候，程涧开着她那辆改装过的黑色越野车，载着温时砚离开了柘林湾。苏苗站在灯塔管理房的窗口，透过木板缝隙看着那辆车的尾灯在海湾的雾气中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被黑暗完全吞没。
她转身回到屋里，把纸箱放在折叠桌上，从里面把那盘录像带重新拿出来。她把录像带推进播放机，按下播放键。屏幕上出现了母亲的脸。她坐在何淑云采访录像的暂停画面前，伸出食指，轻轻碰了碰屏幕上母亲脸颊上的那道旧伤。
然后她把口琴的事暂时放在了脑后，坐在折叠椅上，把加密电话放在膝盖上，开始等。
而在柘林湾外海方向大约十海里的地方，一艘没有任何标记的白色游艇正在黑暗中缓缓驶近。游艇的驾驶舱里，一个穿着防水夹克的男人正透过夜视望远镜观察着灯塔方向的灯光。他的脸上有一道纵贯右脸颊到耳根的旧刀疤，刀疤在海水的反射光中泛着冰冷的银白色。
他把望远镜放下，拿起对讲机。
“辜经理。灯塔管理房有热源。三个人的热量信号，现在只剩两个。目标正在移动方向，南湾城。”
对讲机里传来魏念霖平稳的声音：“知道了。按计划，他自己会送到辜岳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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