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志浩在海见市旧城区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那栋楼。
海见市是伯劳市西南方向的一个旧港口城市，曾经是昭永财阀发迹的地方，如今港口淤塞，产业转移，只剩下成片的旧仓库和废弃的修船厂。巷子窄得只容得下一辆摩托车通过，两侧的建筑物墙皮剥落，露出里面被海风侵蚀了几十年的红砖。路灯坏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发出昏黄的、像旧照片一样的光。
他找的那个人住在巷子尽头一栋四层老楼的顶层。楼梯间的扶手已经锈断了，每上一级台阶都能听到水泥碎屑从裂缝里掉下去的沙沙声。四楼走廊的灯是声控的，他跺了两下脚才亮起来。灯光照亮了走廊尽头的四〇三号房门——门上的油漆是剥落的绿色，门牌号码少了一个数字，只剩下“四〇”两个模糊的印痕。
他敲了三下门。没人应。又敲了三下。
门后面传来一阵缓慢的、拖沓的脚步声，然后是锁链被解开的声音——不是一道，是三道，从门框的不同位置依次解开。门开了一条缝，宽度刚好够露出一只眼睛。那只眼睛是灰褐色的，眼白泛黄，下眼睑松垮地垂着，但瞳孔的聚焦速度很快。
“我姓朴，”志浩说，“记者。七年前写过脐带血黑市的报道。我在找一个曾在昭永生物科技工作过的人。她的档案里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只有一个编号和一行字——永久封存。”
那只眼睛没有变化。门也没有关上。过了很久，锁链再次被解开，这一次是全部。门开了。
门里的女人大约七十岁，背有些驼，但骨架很大，看得出年轻时个子很高。她穿着一件洗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棉布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前臂上一道长长的旧伤疤，伤疤的形状不规则，不像手术刀切出来的，更像被什么东西撕裂过。她用那双灰褐色的眼睛上下打量了志浩一遍，然后转身走进屋里，没有请他进，也没有关门。志浩把门轻轻带上，跟了进去。
公寓很小。一个房间，加一个只能容一个人转身的厨房。墙角堆满了旧报纸和空药瓶，窗台上放着一盆枯死的植物，窗帘拉得只剩下一条缝。空气里弥漫着老年独居者特有的那种陈旧气味，混合着膏药和某种药草茶的苦涩。但房间并不乱——床铺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一排笔按照长短顺序排列，灶台上的抹布叠成方正的小块。这是一个曾经受过严格纪律训练的人才会保持的习惯。
“我叫梁川文子。”老人在床边坐下，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动作缓慢而端庄，“梁川是我母亲的姓。我在昭永工作了三十七年。前二十二年在药厂做动物实验技术员，后十五年在明浦岛。”
志浩猛地抬起头。这是他第一次从一个人嘴里亲耳听到那个岛的名字。
梁川文子看着他的反应，脸上没有表情。“你既然能找到这里，说明你已经看过那些被封锁的文件了。那你不应该来找我。你看过的那些东西，每一样都足以让你消失。”
“我已经被跟了，”志浩说，“从伯劳市检察厅出来之后，一辆没有车牌的黑色轿车跟了我三条街。我甩掉了，但他们迟早会再找到我。与其在他们找到我之前什么都不做，不如先把该知道的都弄清楚。”
梁川文子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她弯下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纸箱。纸箱上落满了灰，封口胶带已经发黄发脆。她用手撕开胶带，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一沓发黄的纸和一叠拍立得照片。
她把第一张照片递给志浩。
照片拍的是明浦岛。不是现在那座有白色主楼和棕榈树的明浦岛，而是一个更早的版本。照片上的建筑都是灰色的水泥盒子，矮而笨重，窗户极少。建筑之间没有绿化带，只有被踩得光秃秃的泥土地和几条用碎石铺成的路。照片边缘的日期，在四十多年前。
“那是我第一次登岛。”梁川文子说，手指点在照片上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建筑上，“这栋楼后来被拆了。拆的时候已经不能再装任何新设备，因为墙里的每一个分子都被熏透了。”
志浩接过信封翻看剩下的东西。其中有几页撕下来的工作日志，纸面发黄，字迹褪色但工整得近乎偏执。日志每页都记录着数据和编号，术语冷硬到让人觉得字缝里渗着凉气。其中一页的边缘用红笔写着一行极小的字——“第四批受试体，编号A-001至A-050，来源地：泰南、忠清道、素贺县。”
忠清道。尹秀雅来自忠清道。素贺县。原田真菜来自素贺县。这两个地名和他在档案里看到的编号在脑海中相撞，撞出的火花让他后背汗毛直立。这不是随机的人口贩卖。昭永财阀的受试者招募网络有明确的、延续了几十年的地域脉络。
“她们都是被骗来的，”志浩说，“用招工、高薪护理、海外就业的名义。”
梁川文子没有回答。她从信封底部抽出一张保存得最完好的文件，递过来。文件抬头是昭永财阀生物科技部的标志，标题栏用粗体字印着——“线粒体置换与母系遗传阻断：活体实验阶段结论报告”。日期距今约四十年。
志浩接过那份报告，翻开第一页。他的手在发抖。
报告内容写道：本阶段实验共纳入受试体约五十名，平均年龄二十三岁，均无基础疾病。实验分为三组：对照组自然妊娠，实验组一行胚胎线粒体基因编辑，实验组二行卵母细胞核移植。主要观察终点为子代线粒体基因突变率及母体产后健康状况。报告的“结论”部分措辞极为冷淡，统计了几个批次的结果数据，文末附注中有一句——“实验证明，经基因编辑的胚胎在着床率和活产率上均有显著提升，母体产后健康状况与常规妊娠无差异。关于母体长期随访，因受试体流失，数据不完整。”
“受试体流失。”志浩把这两个字咬在舌尖上，“什么叫流失？”
梁川文子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颤抖，但她的声音依然平稳。“产后七十二小时内，受试体被分别转移。一部分回到受试体收容区等待下一次胚胎移植，另一部分被送进‘特殊医疗处理室’。我当时在药厂做动物实验，不清楚岛上具体怎么操作。但我们有一份每次从岛上运回的样本清单。”
“什么样本？”
“血液、组织切片、器官样本、胎盘。装在干冰冷藏箱里，凌晨三点运到药厂后门。我的工作是登记入库。”
志浩闭上眼睛。片刻后他重新睁开，声音干涩：“那份实验结论报告里说，母体长期随访数据不完整，是因为受试体流失。”
“是。”
“你知道流失是什么意思。”
梁川文子站了起来。她走到窗前，透过窗帘的缝隙看着楼下巷子里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她的背影很瘦，肩胛骨透过棉布衬衫清晰可见。
“四十二年前，”她说，“有一个编号A-019的受试者。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来自素贺县，家里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她丈夫在她被抓走之前就去世了，儿子寄养在奶奶家。她在岛上生了一个孩子，孩子被抱走之后，她拒绝接受下一次胚胎移植。她被送进了驯服室。七天后放出来，又拒绝。又被送进去。反复五次。后来有一天晚上，她逃出了驯服室。她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门锁——后来查明是用发卡撬开的。她赤脚跑出了主楼，跑过了草坪，跑到了悬崖边上。”
梁川文子停了一下。
“她没有跳下去。她在悬崖边上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对着追来的保安说了一句话。她说——把我儿子还给我。”
志浩的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后来呢？”
“后来她被按在地上，注射了镇定剂。第二天被送进了特殊医疗处理室。那天晚上，焚化炉的烟比平时更黑。”梁川文子的声音碎了一下，然后迅速恢复了平稳，“我在登记入库的清单上看到了她的编号。样本类型写的是卵巢组织切片。备注栏里写了两个字——活体。”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楼下巷子里有一只野猫踩翻了垃圾桶，金属盖子在地上滚了几圈才停下来。
“你在岛上工作了十五年。”志浩说，“你为什么离开？”
梁川文子转过身来。她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两颗被岁月磨去了光泽的灰褐色石子。
“因为我犯了一个错误。”她停顿了一下，“我记住了一个名字。不是编号。是名字。”
她把最后一张照片递给志浩。那是一张婴儿的照片，拍立得，褪色得很严重，但婴儿的五官还隐约可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名字和一组日期。
“那是我最后一次被允许登岛之前，在育婴室外面隔着玻璃拍的。”梁川文子说，“那个孩子是我接生的。我在岛上既是技术员也是备用的助产士。我看着她从产道里出来，看着她被裹进襁褓，看着她的编号被贴在恒温箱上。我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我把它写在照片背面。这是我在昭永三十七年里犯下的唯一一个错误。”
“你被发现了？”
“没有被发现。但我自己知道，从写下那个名字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不能再待在那里了。因为一旦你给一个编号取了名字，你就再也无法假装你不知道她们是人。”
梁川文子把照片从志浩手里抽了回去，小心地放回信封里，然后把信封放回纸箱，把纸箱推回床底下。她的动作很慢，但每个步骤都很坚定，像是在完成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仪式。
“你现在查到的这些，”她直起腰，看着志浩，“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小块。真正可怕的东西都在水面以下。如果你继续查下去，他们会用比你想象中更安静的方式让你消失。不是车祸，不是枪击。是一针胰岛素，一份伪造的病历，一个‘自然死亡’的结论。你连尸体都不会被人看到。”
志浩把那份实验报告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外套的内袋里。他站起来，对着梁川文子鞠了一躬。
“梁川女士，那个岛上有多少个受试体，现在？”
梁川文子沉默了。她走到门口，把手放在门把手上，背对着志浩。
“我离开的时候，岛上同时维持着大约八十到一百名受试体。每一批走了，就有新的一批从伯劳市港口那边运过来。这条路走了几十年，没有一天停过。”
她打开门，让巷子里的冷风灌进来。志浩走出门时，她在身后说了一句话。
“那个编号A-019的女人——在悬崖边上转过身来对着保安喊话的那个——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把我儿子还给我’。”
志浩转过身。
“她说的是——”梁川文子的声音在黑暗的走廊里低低地回响，“我儿子叫原田翔太。记住这个名字。总有一天会有人替我来找他。”
走廊的声控灯灭了。志浩站在黑暗里，一动也不动。
原田。素贺县。纺织女工。
他从外套内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那封匿名邮件，把附件里的水文图放大到最大比例，盯着地图上那个代表明浦岛的小小黑点看了很久。然后他退出地图，打了一行字给那个加密发件地址。
“我需要一张明浦岛现在的人员名单。所有受试体的编号和本名。不管用什么方法。”
他按下了发送键。屏幕上显示“消息已加密发送”，然后自动删除了发件记录。
巷子尽头，海见市旧港的雾角响了一声。那声音低沉悠长，像一头被困在浅水里的巨兽在深夜里发出的叹息。志浩把手机塞进口袋，往巷子深处走去，没有回头。
他走得不快。但他知道，从梁川文子把那张婴儿照片放进信封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接过了什么。一条从四十二年前那个悬崖边上的女人手里递过来的线，穿过黑暗的走廊，穿过编了号的标本瓶和液氮罐，穿过焚化炉上升的烟尘，最终系在了他的手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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