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贝尔特兰的陷阱

菲格罗亚在巴尔科内斯镇的加油站便利店里拨通了马蒂亚斯的电话。便利店外面的夜色已经完全压了下来,港口方向的天空中有一层低矮的橘色光污染,把云的底部染成了铁锈的颜色。公用电话的听筒上有前一个使用者留下的烟味,塑料外壳上贴着褪色的啤酒广告贴纸。

“我需要一个不能被收买的人。”菲格罗亚没有寒暄,直接说出了这句话。

马蒂亚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然后他报了一个名字,声音里带着一种少见的郑重。“伊莎贝尔·蒙特罗。卡斯蒂利亚最高检察院金融犯罪调查科的副科长。她在五年前主办过一桩保险欺诈案,涉案金额很大,牵涉到两家跨国再保险公司。她拒绝了所有和解协议,把七个高管送进了监狱。事后有人试图通过她的丈夫向她施压——她离了婚,继续办案。她现在还在那个位置上。”

“你为什么知道她?”

“因为她是我母亲。”马蒂亚斯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忽然降了下去,像是从某个他平时不会去的角落里掏出来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说过话了。我选择黑客这条路的时候,她说过一句话——‘你可以站在我这边,也可以站在对面,但不能站在中间。’我选择了对面。但如果你要找一个绝对站在对面的人,那就是她。”

菲格罗亚用肩膀夹着听筒,在便条纸上飞快地记下蒙特罗的联系方式和办公地址。“马蒂亚斯,阿德里安给了我们四十八小时。他知道我们在巴尔科内斯,知道马特奥在我手里,知道活页夹的内容。但他不知道你。你要保持这个状态——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帮我。”

“已经晚了。”马蒂亚斯的声音忽然变得紧绷,“我的服务器在二十分钟前遭到了一次定向入侵。对方用的是科尔蒂纳风险咨询公司的IP地址段。他们没有攻进来——我设置了物理隔离——但他们知道了有人在外部协助你。菲格罗亚,阿德里安的人正在缩小范围。如果他们找到我,他们会找到所有我帮你查过的信息。包括蒙特罗的地址。”

菲格罗亚把便条纸折好放进口袋。“那就不要等他们找到你。你先去找她。”

挂断电话后,他在便利店门口站了一会儿。加油站的荧光灯管发出细微的嗡鸣声,几只飞蛾在灯管下方的塑料灯罩里反复撞击,发出轻轻的嗒嗒声。欧亨尼娅从车里探出头来,用眼神问他接下来往哪走。

“圣马特奥。但要绕路。”

他们驶离巴尔科内斯的时候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选择了省道。菲格罗亚的判断很简单:阿德里安的人会在高速入口设点,但省道太密集,他们不可能同时堵住每一条通往首都的路。代价是路程拉长了将近一倍,抵达圣马特奥的时间将是在第二天上午。

索莱达在后座上睡着了,头靠在马特奥的肩膀上。马特奥没有睡,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一直睁着,偶尔会忽然皱一下眉头,像是在脑子里和某个看不见的东西进行一场短暂的搏斗。

“每天早上六点半,误差不超过五分钟。”他在后座上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只说给菲格罗亚一个人听的,“现在是凌晨三点。我还有三个半小时。”

“你每天都会经历同样的事情?”

“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那种真实的感受。你明知道它是假的,但你的身体不知道。你的手掌开始出汗,你的瞳孔放大,你感到一种轻飘飘的喜悦从胸腔里升起来,像是真的有什么好事即将发生。然后你必须用意志把那个感觉按下去。每一天。每一次。”马特奥停顿了一下,“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你按不下去。而是你有时候根本不想按。太累了。有时候你会想——如果就让那个感觉带着我走呢?如果‘更好的生活’真的在那里,我为什么要反抗它?”

菲格罗亚握着方向盘,没有说话。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信里写的那句话:“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忘了自己是个志愿者。”忘记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当反抗的代价太高、太久、太孤独的时候,服从会披着“解脱”的外衣悄然降临。

“但你还在反抗。”菲格罗亚终于说,“三十年了。每天早上都在反抗。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

马特奥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省道的路况很差,车身在不平整的路面上颠簸起伏,前灯的光柱在荒原上忽上忽下地摆动。

“因为我有一个他永远抹不掉的东西。”马特奥的声音变得更轻,轻得几乎被引擎的噪音吞没,“我的母亲没有离开我。她在我的血液里。那个药——我后来在阿曼多给我看的半份配方里读到过——本质上不是化学意义上的对抗剂。它是一组分子序列,能够和大脑里主管依恋关系的神经递质受体结合。它不能阻止人格被剥离。但它能让剥离的刀每一次切下去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切不掉的东西——母亲。不是知识,不是回忆,不是你能写下来告诉别人的一句话。是更深的。是你在能说话之前就已经学会的那种东西。”

菲格罗亚感到自己的喉咙发紧。他想起了母亲在录音带里的声音——那个沙哑、急促、带着东部口音的声音。他从来没有在能说话之前见过她。她被“撤回”的时候他才十岁。但他记得她的气味。记得她在厨房里煮咖啡时背后飘过来的那股混着肉桂和肥皂的暖意。这个记忆是不是真实的?还是被植入的?如果是被植入的,那这个记忆对他产生的感受——此刻、现在、在这个颠簸的省道上——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马特奥在后座上忽然说,像是在读他的心思,“这就是零号的特权。也是零号的诅咒。产品不需要质疑自己是产品。但证人必须质疑一切——包括自己的质疑。”

车驶过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圣马特奥——180公里”。天色已经开始在东方泛起一层极浅的灰白色。

上午九点四十分,菲格罗亚把车停在了圣马特奥旧城区一栋没有任何标识的灰色建筑门口。这栋楼看起来像是一座被改造成办公场所的老式公寓,门厅里只有一个年迈的保安,连金属探测器都没有。最高检察院金融犯罪调查科的办公地点设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她不追求可见的权力。

马蒂亚斯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他比菲格罗亚想象中更年轻,看起来几乎像个大学生——瘦削的身材,深棕色卷发,眼镜后面是一双警惕而聪明的眼睛。他身旁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深灰色套装,头发剪得很短,没有任何首饰。她的脸上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敌意,只有一种职业性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审视。

“埃斯特班·菲格罗亚。”菲格罗亚走上前伸出手。

伊莎贝尔·蒙特罗握了一下,力道短促而有力。“我知道你是谁。你在我们系统的观察名单上待了三天了——自从你在姐妹镇调阅了孤儿院的档案。阿德里安·奥尔特加在三天前就向我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说你是一名精神状况不稳定的前保险调查员,正在四处骚扰退休老人。”

菲格罗亚没有辩解。他从欧亨尼娅手里接过活页夹,放在蒙特罗的办公桌上。“这里是五十三份归零计划的原始档案复印件,十七桩已赔付死亡案件的保单记录,一份关于‘新起点信用互助会’的资金流向表,以及阿曼多·奥尔特加本人签署的内部备忘录。你可以花时间去核实。但你没那么多时间——阿德里安知道我来了圣马特奥。”

蒙特罗翻开活页夹,一页一页地翻着。她的表情在整个翻阅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有眼睛的移动速度在加快。翻到蕾梅迪奥斯·菲耶罗的档案时,她的手指停住了。

“这个女孩——死因写的是意外溺水。但她死前在沙滩上写了同一句话写了一个小时。”蒙特罗抬起头,“三年前南部海滩的无名女尸案,我在档案里见过。当时被定性为意外。没有任何家属提出异议,因为没有家属。”

“她现在有家属了。”欧亨尼娅开口了,声音沙哑但稳定,“她是我的妹妹。”

蒙特罗沉默了片刻。然后她把活页夹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圣马特奥老城区正在清晨的阳光中慢慢苏醒,电车在街角拐弯时发出吱嘎的金属摩擦声。她背对着所有人,说了很长一段话。

“五年前我办那桩保险欺诈案的时候,发现过一个反常现象。卡斯蒂利亚每年因意外死亡的无名氏数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稳定上升。这不是因为意外事故变多了——全国交通事故率在同一时期是下降的。死亡人数在上升,但认领遗体的人数在下降。我做过一个数学模型,把这些数据和平行的人口失踪数据做了交叉比对。结果告诉我,有一个系统性的、大范围的制造无名氏死亡的机制在运转。但每当我试图申请正式调查,就会被来自上级的各种行政阻力挡回来。人事调动、预算削减、管辖权重划——他们有无数种方法让你查不下去,而且每一种方法都是完全合法的。”

她转过身来,看着菲格罗亚。“你给我的这份活页夹,是我等了五年的东西。但它不是一个案件的终点。它是一个迷宫的入口。阿德里安·奥尔特加不是迷宫的尽头。他只是一个节点。新起点信用互助会的资金,来自至少六个不同的合法渠道——退休基金、再保险赔付、政府社会福利项目的分包款。要推动这样一个系统,光靠几个罪犯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整个生态——银行里的合规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警察局里的验尸官在报告上签‘意外’,法庭上的法官在看完文件后盖下‘结案’的章。这些人不全是坏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选择不去看。”

菲格罗亚站起来。“你愿意接这个案子吗?”

“这不是一个案子。”蒙特罗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枚印章,在活页夹的封面上重重地按了下去。红色的印油在纸张上洇开,形成一个法徽的图案。“这是一个公诉。卡斯蒂利亚公诉史上最大的集团谋杀和欺诈案。我需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来正式立案和申请逮捕令。但阿德里安给了你四十八小时——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保护你和你的关键证人的地方。”

“马特奥。”菲格罗亚回头看了一眼坐在门厅长椅上的马特奥,“他是0-00-B。他是整个归零计划唯一一个活着的、能被医学检测所验证的失败案例。他体内的记忆锚剂代谢残留物可以在血液检测中作为证据——证明人格剥离是真实存在的技术手段,而不是科幻小说的编造。”

蒙特罗走到门厅,在马特奥面前停住。她看着他,那种目光不是审视嫌疑人的目光,而是一个做过无数次证人和受害者面谈的检察官在评估面前这个人是否足够坚强、是否能熬过接下来可能长达数年的法律程序。

“你愿意作证吗?”

马特奥抬起头。他的眼睛在荧光灯的照射下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瞳孔深处的那个频率还在——不是被植入的指令的频率,而是他每天早上和自己辩论时磨出来的那种频率。他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菲格罗亚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他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熟悉而温和的声音。

“埃斯特班。我知道你在蒙特罗检察官那里。这个选择很好。她是一个我无法收买的人——我试过。”阿曼多·奥尔特加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比上次在别墅时更加疲惫,但依然保持着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阿德里安在你离开巴尔科内斯之后就知道了你的目的地。他没有在路上拦截你,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因为他选择在这里解决。圣马特奥是他的主场。蒙特罗的办公楼、你以前住的公寓、你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所有这些地方他都有比你更详尽的地图和比你更多的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菲格罗亚能听到奥尔特加的呼吸声,缓慢而沉重,像是一个人在做某件他很久以前就知道必须要做、但一直拖着没做的事情之前,最后深呼吸的那一口气。

“因为时间快到了。你的激活预备窗口——按照我当年写下的时间表——就是在最近几天。我不知道它具体是哪一天。我设计了这个延迟,让激活日期由一个外部变量触发,而不是由我手动控制。这是整个零号实验的最后一个环节:在证人完全了解了真相之后,激活指令。测试他在知情的状态下,是否仍能抵抗。”

菲格罗亚握着电话的手开始发颤。蒙特罗正在和马特奥说话,欧亨尼娅在活页夹上标注页码,索莱达在整理她随身带着的信件。周围的一切都还在运转,正常的、有序的、按照计划推进的。但他自己的大脑里,有一个他从未察觉过的开关,可能正在逼近它被设定的那一天。

“如果我不抵抗呢?”菲格罗亚压低声音,“如果我也像罗哈斯一样——像梅伦德斯一样——踩下油门不松脚?”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极轻的叹息。不是怜悯。更像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悲哀。

“那你就证明了我一生所有的理论都是对的。而你的母亲,就真的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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