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和市中央公园的露天广场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
广场在市政府正前方,中间是一个干涸的喷泉水池,四周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平日里这里是上班族午休时吃便当的地方,偶尔有街头艺人在水池边弹吉他,声音被风吹散之后只剩下几个零碎的旋律碎片。但今天下午,水池四周架起了三台摄像机、两排折叠椅和一个临时搭建的发言台。发言台上没有鲜花,没有名牌,只有一只麦克风,孤零零地竖在那里,像一根被插在水泥地面上的金属标杆。
人群从下午一点就开始聚集。除了媒体记者之外,还有很多自发前来的市民——有在东和市朝鲜裔社区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有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年轻志愿者,有韩素英曾经待过的那家咖啡店的同事。他们站在水池外围,手里举着自制的标语牌,有的写着“真相不会过期”,有的写着“再审李春植”,还有一块牌子被举得很高,上面只写了两个字——“相信”。
韩智浩站在广场东侧的一棵银杏树下,背靠树干,视线越过人群扫视着广场周边的每一栋建筑和每一条通道。他今天穿的是便装,但腰间别着配枪,手里拿着的咖啡杯已经凉透了,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沿着指缝滑下来。他已经在这里站了将近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他用刑警的目光看过了广场对面那栋百货商场的每一扇窗户、喷泉西侧停车场里每一辆停着的车、以及所有通往广场的六条路径。
他没有发现异常。但正是因为没有异常,他才更加警觉。
金东汉的护送车队应该在一点半到达。路线是金相基亲自规划的——从长浜出发,走沿海国道,避开高速收费站,在两县交界处由东和警署的同事交接,然后从中央公园北侧的建设路进入广场。全车配备了三名持枪警员,金相基和金东汉坐在后座,车窗贴了深色防窥膜。这条路线只有参与护送的八个人知道。
但韩智浩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保密的路线。
一点二十分,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金相基发来的短信:“已进入东和市区,距离中央公园约十五分钟。”
他把短信转发给崔正雅,然后收好手机,朝发言台走去。崔正雅站在发言台旁边,正在和三位从东海地方法院赶来的书记员低声交谈。这是她特意安排的——记者会的全部过程将由法院书记员做独立记录,这是为了确保金东汉的每一次陈述都具有法律效力。李美妍坐在发言台侧面的折叠椅上,今天她没有穿那件日常的牛仔外套,而是换了一身深色正装,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像一个准备出庭的证人。她的手里握着那把黄铜钥匙,大拇指在钥匙的齿口上来回摩挲。
韩智浩走过去,俯身在她耳边低声说:“快到了。”
她点了点头,握着钥匙的手指收紧了一瞬。然后她抬头看向他,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等待。她已经等了五年,这十五分钟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一点三十分。人群开始骚动。广场北侧建设路方向出现了一辆深蓝色警用厢型车,车顶上没有警灯,但车身上印着“东海道警察本部”的字样。两辆巡逻摩托车在前面开道,后面跟着一辆便衣刑警乘坐的深灰色轿车。车队以极慢的速度驶入广场北侧入口,围观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通道。
厢型车停稳,侧门打开。最先出来的是金相基,他的白发在人群中被海风吹得蓬乱,但腰板挺得笔直,和韩智浩在警署停车场见到他时一模一样。他扫视了一圈广场,眼神里的警觉丝毫不亚于韩智浩,然后转身从车里扶出了金东汉。
那一刻,所有快门同时按了下去。
金东汉比记者们在档案照片里看到的模样老了至少二十岁。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灰褐色夹克,领口松松垮垮地耷拉在锁骨上,头发稀疏,面色灰败,眼睛下面浮着两团肿胀的眼袋。长期酗酒在他脸上刻下了不可逆的痕迹,他的手指在身体两侧微微颤抖——不是紧张,是酒精依赖症的戒断反应。但他的眼睛很清醒。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在浑浊中挣扎出来的清明,像一个在沼泽里陷得太久的人,终于摸到了一根可以抓住的树枝。
崔正雅走到麦克风前面,她的声音和第一次记者会时一样平稳有力:“各位,站在我身边的是金东汉先生。他是五年前李春植抢劫杀人案的关键目击证人,也是当年案件得以定罪的核心依据。今天,他自愿站在这里,在法院书记员和诸位的见证下,发表一份与本人口述一致的书面声明。”
她从发言台上拿起一份文件,双手递到金东汉面前。金东汉接过文件,低头看了一遍。他的嘴唇翕动着,像是在默念文件上的每一个字,然后他抬起头来,走向了麦克风。
快门声密集到几乎连成了一片白噪音。金东汉站在麦克风前面,抬起一只手想握住麦克风支架,手却在半空中抖得无法稳住。李美妍从侧面站起来,走过去帮他把麦克风调整到了合适的高度。她的动作很轻,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在退回座位的时候,和金东汉的目光短暂地碰了一下。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有恨意,有悲悯,有五年漫长等待里积攒下来的每一个失眠的夜晚,也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做伪证的老人在各自的人生被同一桩冤案碾碎之后生出的某种复杂的理解。
金东汉清了清嗓子。麦克风把他的声音放大,在广场上空回荡,带着略微失真的金属音质。
“我叫金东汉。五年前我在东和地方法院就李春植抢劫杀人一案出庭作证。我在法庭上说,我在案发当晚看到李春植离开书店走向案发现场。我当时的原话是,‘我亲眼看见的’。”
他停顿了一下,把文件翻到下一页,手指在纸面上摸索着字行。台下的快门声忽然变小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这是假话。我什么都没有看见。那天晚上我在自己家里喝酒,根本没有去过港区。我在法庭上说的一切,都是受人指使编造的。指使我的人叫赵明哲,当时是东和警署重案组的组长。他通过一个中间人找到我,承诺给我一笔钱,让我按照他写的证词在法庭上念。我当时欠了一大笔赌债,走投无路,就答应了。”
广场上的沉默像一堵墙。然后快门声忽然炸开,像冰雹砸在铁皮屋顶上。后排的记者开始对着手机高喊,有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往更靠前的位置挤。站在外围的市民中传来压抑的嗡嗡声,那声音不大,但一层层地涌过人群,像某种积蓄了太久的能量终于在裂隙中找到了出口。
金东汉没有停下来。他把声明翻到最后一页,念出了最后一段。
“我知道做伪证是什么罪。我要求法庭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我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这件事是让我最抬不起头的。每次在新闻上看到李春植的女儿在拘置所门口求人的照片,我就喝一整瓶酒把自己灌趴下。酒醒之后照片还在,人还在。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不管以后法庭怎么判我,我认。”
他把声明放下,退后一步,然后朝李美妍的方向弯下了腰。不是点头,不是一个简单的前倾——是一个完整的、腰部弯过九十度的深鞠躬。他的灰发垂下来遮住了整张脸,弓着的背在快门声中轻轻颤抖。李美妍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捂住了嘴,眼泪从指缝里无声地淌下来,但她的脊背始终笔直,没有弯腰去扶他,也没有退后。她只是站在那里,接受了这个鞠躬,用她父亲教给她的那种沉默的、不可折断的尊严。
崔正雅走到麦克风前面,从金东汉手里接过那份声明,向法院书记员和在场媒体各递交了一份副本。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平稳,但每一个音节都带着法槌落下的重量:“今天傍晚之前,金东汉先生的书面翻供声明将与朴武德刑警的补充意见书及密信原件一并提交东海地方法院。我们将同时申请紧急停止执行令和再审正式受理。在提交法庭的同时,上述全部证据的副本也将抄送法务省刑事局。”
台下的提问声此起彼伏,但她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记者会到此为止。
人群散得比聚起来时更慢。记者们扛着机器小跑着去赶发稿截止时间,市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水池边不愿离去,几个上了年纪的朝鲜裔老人互相搀扶着站在冬青丛旁,嘴里念叨着韩智浩听不懂的朝鲜语。金东汉在两名警员的护送下重新回到厢型车里,车门关上的瞬间,他透过深色车窗看了李美妍最后一眼。那一眼很短,但装着一个六旬老人用五年时间才攒够的沉默。
而就在同一时刻,东和市另一端发生的事情正在以另一种速度推进。
东和警署署长办公室的门紧闭了整整六个小时。从上午九点赵明哲被第二次传唤归来之后,那扇门就再也没有开过。行政课的警员试着敲门递送文件,没有回应。副署长吴明洙在门外站了将近五分钟,最终还是转身离开。整层楼的人都默契地避开了走廊尽头那个角落,仿佛署长办公室里装着的不是一个被传唤的长官,而是一颗即将爆炸的炸弹。
下午四点,特别调查部的两名检察官带着四名搜查员走进东和警署一楼大厅。他们手里拿着东海地方法院签署的搜查令和逮捕令,目标明确——署长办公室和署长本人。搜查令列出的罪名是“滥用职权”、“隐匿证据”、“教唆伪证”和“受贿”。逮捕令上的名字是“赵明哲”。
搜查行动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没有通过警署内部的任何人,也没有提前通知。这是特别调查部在传唤两次之后做出判断的结果——赵明哲在两次传唤中全程行使了沉默权,除了“不予置评”和“我要求律师在场”之外,没有说过一句实质性的话。但证据不需要他说话。密信原件、朴武德的补充意见书、金东汉的翻供声明,三样东西在案卷中一字排开,已经构成了一个闭环。特别调查部需要的不再是他的供述,而是他办公室里可能藏匿的任何补充证据。
检察官进入二楼走廊时,韩智浩正从电梯里走出来。他刚刚从中央公园回到警署,还没来得及换下便装。他侧身站到走廊一侧,看着那群穿着深色西装的检察官和搜查员从面前经过。他们经过时没有人看他,只有走在最后面的一名年轻检察官助理侧过头,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韩智浩回了同样的点头,没有说话。
办公室的门被从外面打开。赵明哲坐在办公桌后面,穿着便装,领带松到了衬衫第三颗纽扣以下。办公桌上摆着一杯早已凉透的咖啡和一份摊开的卷宗。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即将被捕的人,更像是一个在等待某样东西很久的人——不是等待救援,不是等待翻盘,是等待结局。
检察官出示了搜查令和逮捕令,语速极快地宣读了罪名和权利告知。赵明哲全程没有表情变化,只是在听到“隐匿证据”和“教唆伪证”两个词时,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那个表情介于嘲讽和疲惫之间,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一种。
搜查员开始对办公室进行系统性的物品清点和封存。抽屉、文件柜、电脑硬盘、个人储物柜——每一件东西都被贴上编号封条。一名年轻搜查员在打开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时,动作停了一下。他朝检察官做了个手势。
抽屉里放着一把黄铜钥匙。
齿口圆润,尾端拴着一根褪成暗棕色的红绳。和朴武德打的那三把一模一样——这是第四把钥匙。
检察官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证物袋,在标签上写了一行字:“在嫌疑人赵明哲办公桌内发现,疑似与朴武德案证物同款,用途待查。”然后他们给赵明哲戴上手铐,带他走出了办公室。
赵明哲走出警署大门的时候被守在门口的记者拍了个正着。快门声在警署一楼的走廊里回荡,闪光灯照亮了他脸上每一条纹路。他的表情始终如一——不是愤怒,不是绝望,不是悔悟,而是一种把自己彻底抽离出当下的空白。像一个在舞台上站了太久的人,终于在落幕前放下了所有的表演。
在警署一楼大厅靠近楼梯口的角落里,韩智浩站在那里,看着赵明哲被带上检察院的黑色轿车。他的手指插在便装外套的口袋里,指腹按在手机屏幕上。屏幕上是他刚打完的一条短信,收件人是朴正宇。
“赵明哲已逮捕。金东汉翻供声明提交完毕。证据链闭环。你父亲翻案的路已经铺平了。接下来是李春植的再审。至于你自己,想想他在信里跟你说的话。”
他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一行字。
“我等你回来。搭档。”
按下发送键之后,他抬起头来,黑色轿车已经驶出了警署大门。尾灯在薄暮中变成了两个暗红色的光点,渐渐消失在通往检察厅的街道尽头。
吴明洙从电梯里走出来,在韩智浩身边停了一下。他看起来像是在短短几小时内老了十岁。署长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捕,对任何一个副署长来说都是职业生涯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但他脸上的表情不止于此——还有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介于如释重负和难以置信之间。
“智浩,”吴明洙开口了,声音沙哑,“从现在开始,关于赵明哲的所有文件全部移交特别调查部。警署内部启动内部调查。另外——姜民硕案的拘捕令正式撤销。”
韩智浩转头看向他。
“证据不足。”吴明洙说,目光直视前方,没有看韩智浩的眼睛,“赵明哲签发的拘捕令所依据的监控截图在时间戳上存在问题,技术科今天下午提交了补充鉴定报告。换句话说,从法律意义上,朴正宇目前不是嫌疑人了。”
韩智浩站在原地,感觉到一阵不可名状的东西在胸腔里翻涌。不是喜悦,不是安心,不是胜利。是某种更复杂的、他一时无法命名的情绪——像是你花了很长时间追一个影子,你以为自己在追一个罪犯,但其实你一直在追一个和你一样想抓住罪犯的人。
他走出警署大门,站在人行道上,抬头看向傍晚的天空。积压在头顶很多天的乌云终于开始散开了,一缕橙红色的夕阳光芒从云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警署门口那根旗杆上,在灰色的石板地面上投下了一道长长的影子。空气里有一种雨后初晴特有的清冽,混着远处东海飘来的咸腥海风。
而在东和市的另一处,朴正宇坐在那辆灰色卡罗拉的驾驶座上,手机屏幕亮了。他点开韩智浩的短信,从头到尾读了两遍。读到“证据链闭环”的时候,他的呼吸微微停了一下;读到“搭档”的时候,他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
他没有回复。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放下手机,把副驾驶座上的铁皮工具箱打开。工具箱里现在只剩下两样东西——郑秀妍的照片,和那块刻了“二审开庭”和“延期审理”的金属牌。他把照片拿起来,用指腹轻轻擦过妻子的脸,然后放了回去。
然后他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出了停车场的阴影,融入了东和市傍晚的车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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