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宇在凌晨三点十七分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那不能算是一个家。家是有人的地方，而他住的地方只有一个塑料洗衣篮、一张从二手市场买来的折叠床和一台永远开着但从来不看的电视机。东和市下町的这栋老旧公寓楼里住满了像他这样的人——被生活碾过一遍之后，学会了在最小的空间里维持最大的沉默。
他脱掉外套，走进逼仄的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冷水冲在手上的时候，他看见指甲缝里嵌着一点深色的东西。他用旧牙刷反复刷了三遍，直到指缝发红，然后关掉水，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人也在看他。
朴正宇今年三十六岁，但镜子里的那张脸看起来至少老了十岁。颧骨突出，眼眶凹陷，下巴上的胡茬已经三天没刮。曾经在警队里被称作“鹰眼”的那双眼睛，现在像两口枯井，瞳孔里映着昏黄的灯泡，没有任何光芒。
他把目光从镜子上移开，走回房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工具箱。
工具箱里没有工具。
里面放着三样东西：一张照片，一块金属牌，和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在樱花树下回头微笑。郑秀妍，他死了三百九十四天的妻子。照片的边角已经被他的手指摩挲得起毛，但他每次拿起来的时候还是会用指腹轻轻擦过她的脸，仿佛隔着那张光滑的相纸还能触碰到她的温度。
他放下照片，拿起那块金属牌。
这是他自己用车床打磨的，五公分见方，四角圆润，边缘光滑得能照出模糊的人影。不锈钢材质，不会被腐蚀，不会变形，像他要做的事一样坚定。
他翻过金属牌，背面是空白的。
第一块牌子上刻的是“一审终结”，他已经别在了姜民硕的胸前。这一块是要留给下一个人的。他用大拇指摩挲着光滑的金属表面，感到一阵冷意从指尖蔓延到手腕，然后被某种更深沉的温度取代。
那种温度叫恨意。或者说，是在恨意燃尽之后剩下的灰烬的温度。
笔记本里记录了他过去十一个月里收集的所有信息。不是随便记的，而是像当年在重案组整理案件卷宗一样，有时间线，有交叉关系图，有证据链条，有嫌疑人行踪轨迹。如果这本笔记本落在任何一个刑警手里，他们会在十分钟之内判断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
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警察一模一样，只是不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他翻开笔记本，在姜民硕那一页打了个勾。
然后翻到下一页。
那一页上贴着另一个人的照片——沈泰俊，东海娱乐株式会社代表理事，四十八岁，旗下拥有三间艺人经纪公司、两家夜店和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照片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沈泰俊穿着银灰色西装，站在自己公司大楼前，笑容得体，姿态从容，看起来就像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企业家。
朴正宇在这一页上已经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沈泰俊在过去六年里被七名女性以性侵犯罪名起诉，其中三起被检方正式立案，但全部以“证据不足”或“原告撤诉”告终。没有人成功告倒过他。他的律师团队是东和市最贵的刑事辩护团队，而他的公关团队则负责让每一个站出来指控他的女人最终都变成“别有用心”的人。
其中一个女人叫韩素英。
朴正宇认识她。
韩素英曾经和郑秀妍在同一家咖啡店工作。她在两年前入职东海娱乐，梦想成为演员，三个月后辞职，随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她从未对任何人详细描述过发生了什么，但朴正宇看过她手腕上的疤痕。
那是一个二十岁女孩用美工刀在浴室里割出来的。
郑秀妍去世前两个月，正是她陪着韩素英去警局报的案。
报案编号：东和西署第2023-04781号。
案件状态：不予起诉。
朴正宇合上笔记本，把它重新放进工具箱里，然后把工具箱推回床底。他关了灯，躺在折叠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一小块漏水留下的黄渍出神。
窗外的东和市正在醒来。早班的公交车开始发出沉闷的引擎声，楼下便利店的卷帘门被拉开，晨间新闻的播报声从隔壁房间隐约传来。
“……樱丘区今晨发现一具男性遗体，警方初步判断为他杀，死者身份已确认，为兴业集团社长之子……”
朴正宇闭上眼睛。
他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稳健，缓慢，像一个已经做出所有决定的人那样平静。
他想起了姜民硕最后的样子。
当那张薄膜覆盖在脸上，当胶带被一圈圈缠紧，当空气一点一点被抽离，姜民硕的瞳孔里终于出现了那种他从来没有在法庭上表现过的情绪——恐惧。
朴正宇当时就坐在副驾驶座上，距离姜民硕的脸不到三十公分。他看着那双充血的眼睛，脑子里反复播放着同一个画面：郑秀妍在那条斑马线上被撞飞出去，身体在空中翻转了半圈，落在地上又滑出去七八米远。姜民硕当时甚至没有踩刹车，车头灯照亮了她的脸，然后她就消失了。
事后，兴业集团的律师团说，那个路口的路灯不够亮。
所以他们说是郑秀妍闯了红灯。
朴正宇睁开眼睛，坐起身来，走向卫生间。
他用力洗了一把脸，然后用毛巾擦干。
今天还有事情要做。
上午十点，韩智浩出现在东和市下町的一间茶室里。
茶室位于一条偏僻的商业街尽头，招牌已经褪色，门口摆着两盆快要枯死的发财树。老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除了端上两杯大麦茶之外，再也没有出现过。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穿深灰色风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他的姿态和口音都带着典型的官场气质。
他是东和警署副署长，吴明洙。
“智浩啊，”吴明洙端起大麦茶抿了一口，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姜民硕的案子，上面很重视。”
“我知道。”
“你不知道。”吴明洙放下茶杯，十指交叉搁在桌面上，“兴业集团的姜太英社长今天早上六点就打了电话给本部长。本部长七点打了电话给我。我的手机到现在还没有停过。”
韩智浩没说话，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侦破。姜社长那边需要一个交代，检方需要一个交代，媒体需要一个交代。”吴明洙顿了顿，“上面给了我们七天时间。”
“破命案不是做外卖。”韩智浩的语气平淡，“凶手是个行家，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七天，我不保证。”
“那就先找到嫌疑最大的方向。”吴明洙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推到韩智浩面前，“你看看这个。”
韩智浩拆开档案袋，里面是一份内部调查记录。记录的时间是三年前，调查对象是当时重案组的刑警朴正宇。
“朴正宇？”韩智浩抬眼看了一下吴明洙，“他不是已经——”
“看下去。”
韩智浩继续往下看，然后停住了。
档案里附着一份秘密监视报告，记录的是朴正宇在妻子去世后三个月的行踪。报告显示，他在那段期间内曾四次前往与兴业集团相关的地点，其中有两次被记录为“可疑行为”。报告的结论建议：鉴于该人此前有被开除警队的不良记录，且存在明显的报复动机，建议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落款日期是姜民硕案发前三个月。
“你们一直在监视他？”韩智浩的声音低沉下来。
“预防性监视。姜社长本人要求的。他当时就担心朴正宇会对他儿子不利。”吴明洙摘下眼镜擦了擦，“现在他的担心成真了。”
韩智浩放下档案，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他在想很多事，但他只说了一句：“动机不等于证据。”
“那就去找证据。”吴明洙站起身来，把茶钱压在杯子底下，“智浩，我知道你和朴正宇以前是搭档，但现在不是讲人情的时候。找到他，审问他，这是命令。”
吴明洙走了，茶室里只剩下韩智浩一个人。
他坐了很久。
监视报告的出现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上面已经认定朴正宇就是凶手，他们不是在找凶手，他们在找证据。第二，有人提前三个月就知道朴正宇可能会做些什么，但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只是监视。
他们像是在等一场必然发生的悲剧。
韩智浩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备注为“朴前辈”的号码，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拨出去。他把手机放回口袋，仰头喝掉已经凉透的大麦茶，也起身离开。
走出茶室的时候，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睛。街对面，一个穿校服的小女孩正牵着妈妈的手等红绿灯。妈妈低下头帮她整理了一下书包带子，小女孩仰起脸笑了一下。
韩智浩移开视线，快步走向停在路边的警车。
他决定去一个地方。
那地方他很久没去过了。
姜民硕案的第一个工作日，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东和警署。年轻刑警们在茶水间窃窃私语，老刑警们在走廊里交换眼神。有人提到了“判官”这个称呼，说这个案子不像是普通的复仇杀人，更像是在执行一种法外审判。
就连那块金属牌上的“有罪”二字，都带着某种冰冷的仪式感。
而此刻，在东和市另一端的公寓里，朴正宇正在仔细研究沈泰俊的日程表。
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摸清了沈泰俊的所有行动规律：每周三晚上八点，他会独自去自己名下的“紫夜”会所，从后门进入私人VIP室，在那里待上至少两个小时。会所的后门通向一条没有监控的窄巷，巷子里只有一个灯泡和两个垃圾桶。
每周三。
像某种不变的安排。
朴正宇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日期：三天后。
然后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金属牌的形状。
这一次，背面要刻什么字，他还没有想好。但他知道该刻什么的时候，自然会知道的。
窗外，夕阳将整座东和市染成了暗红色。楼下的街道上，下班的人群川流不息，便利店的灯光亮起来，城市正在切换成夜晚模式。
没有人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某扇窗户后面，有一个人正在为下一场审判做最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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