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审前会议在星期四上午召开，距第一次会议结束不到二十四小时。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格雷戈里·米勒的证人传唤申请。旁听席上的记者比昨天少了一些，不是因为关注度下降，而是因为ICC的媒体准入规则开始限制非核心媒体的旁听名额。留下的都是最大的几家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和卡斯塔利亚国家通讯社。卡斯塔利亚国通社的记者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女人，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膝盖上摊着一台贴着褪色贴纸的旧笔记本电脑，正在用极快的速度打字。
审判席上的三位法官比昨天更沉默。阿德耶米法官在宣布开庭后，直接要求德拉甘的辩护律师陈述传唤米勒的理由。荷兰籍律师站起来，陈述了他之前提交的申请——米勒可以证明美国执法机构在知情情况下未加阻止，从而分摊被告的刑事责任。他的论证逻辑是：如果一个主权国家的执法机构默许了某种行为，那么行为实施者有理由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不是无罪辩护，而是罪轻辩护。他在试图把德拉甘从“主犯”降级为“被默许的执行者”。
范德贝尔赫检察官站起来反对。他的反对词很短：“默许不是豁免。知情不是授权。联邦调查局个别探员的失职或犯罪行为，不能等同于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更重要的是，即使米勒本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知情且未加阻止，这也不能改变德拉甘亲手管理费尔德-4号手术准备室的事实。德拉甘不是被默许的旁观者，他是器官摘取链的核心执行人。他每天签发供体筛选审批表，每周监督器官转运物流，每月向费尔德总部提交运营报告。米勒是否知情，与德拉甘是否扣动扳机无关。”
阿德耶米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进行合议。十五分钟后三位法官返回审判席，阿德耶米宣读裁定：米勒的传唤申请被部分批准。米勒可以出庭作证，但他的证词范围被严格限定在“联邦调查局对费尔德生物科技活动的知情程度”这一问题上，不得涉及被告的个人品格或作案动机。证人传唤日期被安排在两周后的第三次审前会议。
“两周，”德里斯科尔在旁听席上压低声音对利亚姆说，“足够米勒的律师替他写好每一句证词。他会在法庭上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被上级指令困住的执行者——一个试图在制度缝隙里做正确事情的人。他会用‘国家安全’这个词至少十次，用‘上级指令’至少二十次，用‘我当时认为’至少三十次。”
“他还会用‘遗憾’。”利亚姆说，“不是对他做的事感到遗憾——是对‘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感到遗憾。这是他和德拉甘的区别。德拉甘不遗憾。德拉甘认为他做的事是对的。米勒知道他的事是错的，但他的遗憾不是道德判断，是成本收益分析。他遗憾的不是伤害了谁，是他的职业生涯完了。在法庭上，这种遗憾比沉默更难被拆穿，因为它听起来像忏悔。”
“所以你不打算去听他的证词？”
“我打算去。但不是听他忏悔——是看他怎么在宣誓之后继续撒谎。”利亚姆说，“他的加密通讯记录每一页我都读过。他和科斯托夫之间的那三十二封邮件，每一封都标注了时间、坐标和行动指令。他的谎言不需要我来拆。证据会拆。”
审前会议结束后，利亚姆和艾莉森走出审判庭时，在中庭遇到了那位卡斯塔利亚国通社的年轻女记者。她收起了那台贴满褪色贴纸的笔记本电脑，走上前来自我介绍——她的名字是米尔娅娜·波波维奇，贝尔格莱德人，和暗码同乡。她用带着口音但语法精确的英语说，她在做一篇关于暗码的专题报道，已经联系了暗码的母亲、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计算机系教授、以及暗码在焰心内部潜伏期间唯一一个保持联系的外部朋友。
“那个朋友是谁？”艾莉森问。
“一个住在卢布尔雅那的斯洛文尼亚独立记者，”米尔娅娜说，“暗码在叛逃前三个月开始给她发加密邮件。不是关于数据——数据他留给你了。是关于他自己。他说他担心自己一旦消失，没有人会知道他是谁。所以他每周给她写一封长邮件，讲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童年、他在大学里参加的一次编程马拉松、他母亲做的李子馅饼、他第一次看到费尔德-4号手术室录像时的感受——他说他吐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决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拷贝下来。”
“这些邮件可以公开吗？”
“那个记者愿意全文提供，前提是暗码的母亲同意。我刚才在休庭时给她打了电话——老太太说可以。她说，‘如果连他吐了一个下午这种事都能让人知道，也许别人会相信他不是小偷。’”米尔娅娜停了一下，手指在笔记本电脑边缘磨了一下，“她说她的儿子吐了一个下午。然后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恐惧中拷贝数据。他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最好的编程学生，他本可以在欧洲任何一家科技公司拿高薪。他选择了拷贝数据。”
艾莉森伸手从米尔娅娜那里接过了记者的联系方式，存进手机通讯录。“暗码的邮件——报道发表之后，发一份完整的中文和英文翻译到我的邮箱。我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要补充。昨天发的那篇是第一稿。现在可以有第二稿了。”
下午，利亚姆独自去了海牙中央火车站附近的那家荷兰小餐馆。餐馆里只有他一个客人。暖气片咝咝作响，墙壁上的代尔夫特蓝陶瓷砖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釉光。他点了和前天一样的炖牛肉，坐在靠窗的同一个位置。手机里是卡洛娃从索拉亚发来的加密邮件——她和鲁日奇卡在档案科里待了整整一个通宵，找到了四十二份被科斯托夫办公室压下案卷。不是六十份——是四十二份。另外十八份已经被销毁了，销毁日期是科斯托夫死亡当天下午。有人在收到内政部内部通报后抢在宪兵接管之前烧了档案室的碎纸机。
“四十二份，”利亚姆自言自语，“至少四十二个案子。每一个案子至少一个受害者。可能更多。”
他继续往下读。卡洛娃在邮件末尾说，她在翻查这些案卷时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代号——“Nest 7”。这个代号不在暗码的数据库里，不在科斯托夫的名单上，不在任何已经被发现的证据中出现过。它只出现在四份案卷的边注中，笔迹潦草，像是某位调查员在做交叉比对时随手写下的联想。卡洛娃查了这四份案卷的共同点——所有四个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
“Nest 7，”利亚姆把这个词写在餐巾纸上。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了暗码数据库中的所有条目。没有Nest 7。搜索费尔德生物科技的内部邮件服务器。没有。搜索秘密协议的全部条款。没有。搜索科斯托夫的加密通讯记录——他和米勒之间的三十二封邮件全部已被拆解索引，没有出现过这个代号。
但他在搜索德拉甘的内部业务报告时找到了一个可能的关联。德拉甘在一年前给费尔德总部写了一份关于“特殊供体来源”的拓展计划，报告中提到费尔德-4号的供体主要来源是非法移民和边境拘留者，但这两个来源的供体年龄普遍偏高，器官质量不稳定。报告建议“拓展青少年供体来源”，措辞极其隐晦，没有提及任何具体地点或操作方式。但报告的最后一页有一条被删除又恢复的附注——恢复后的文本只留下了一行不完整的句子：“Nest 7的准备进度请参见附件D。”附件D已被删除，无法恢复。
利亚姆把这条发现转发给卡洛娃，加了注释：“Nest 7可能与未成年人供体来源有关。德拉甘的计划可能不只费尔德-4号一个地点。如果你在档案科找到任何与青少年失踪案有关的记录，尤其是发生在山区或边境附近的——全部拍照。不要等明天。今天。”
他关上笔记本电脑，把餐巾纸上写的“Nest 7”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窗外，海牙的天色已经暗了，街灯亮起，细雪又开始飘落。餐馆老板走过来收走了他的空盘子，用带着浓重荷兰口音的英语问他是否还要点别的。他说不用了。老板转身回厨房前，在柜台上的收音机上调了一下频道——荷兰国际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新闻，主播用荷兰语报道了ICC审判的进展，中间夹杂着哈灵顿、帕特森、莫罗、布莱恩的名字，还有一个利亚姆熟悉的名字——KM-089。主播的荷兰语口音把这个编号念得特别重，像是在念一个名字。
利亚姆在餐馆里又坐了半小时。他想起了那些被销毁的十八份案卷。那些案子里的受害者——他们的名字可能再也不会被任何人知道了。不是编号，不是数据库里可以被恢复的文件，是被销毁的纸质案卷，碎纸机吐出来的纸条可能已经被扔进索拉亚河，顺流漂进了黑海。
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卡洛娃的回复。她没有发邮件，直接打了个电话过来，背景音是档案科老式暖气管道的哐当声。
“我找到了一份未销毁的附件D副本，”她劈头就说，声音急促而沙哑，显然从昨晚到现在没有睡过觉，“不在德拉甘的案卷里，不在费尔德的案卷里。在州安全局的一份旧情报评估里——科斯托夫当内政部副部长之后下令把州安全局的旧档案并入内政部档案科，但并档过程中有人贴错了标签，把这份情报评估和一堆边防巡逻报告混在了一起。鲁日奇卡在翻边防巡逻报告的时候翻到的。”
“附件D是什么？”
“一份计划书，代号‘Nest 7’，起草人是德拉甘和一名不在我们目前被告名单上的人——埃米尔·韦利奇科。不是我们在费尔德-4号抓到的那个安保组长韦利奇科，是他的哥哥。”
“他哥哥是干什么的？”
“索拉亚市中心孤儿院院长。”卡洛娃说，声音里的沙哑突然变成了一种冷到骨髓的平静，“孤儿院名字叫圣斯特凡儿童之家，注册为非营利慈善机构，接收对象是孤儿和家庭无力抚养的未成年人。但计划书上写着——孤儿院是供体筛选和预处理的第一站。未成年的器官移植需求量比成年人高得多，价格也高得多。圣斯特凡的孩子们在官方记录上被标注为‘合法收养后被外国收养人带走’，实际上是被送上费尔德-4号的手术推车。德拉甘在计划书里用了‘高质量供体池’这个词来描述这些孩子。”
利亚姆握紧了手机。指节发白。
“这份计划书——有没有执行？”
“有。情报评估的日期是计划书起草三个月后。州安全局的一个分析师在报告里写道，过去一年中圣斯特凡儿童之家登记的‘涉外收养’数量增加了四倍，但卡斯塔利亚外交部没有对应的出境签证记录。分析师请求上级批准深入调查。他的请求被打了回来——驳回人科斯托夫，亲自签的字。分析师后来被调去了边境巡逻站的文职岗。他没有继续追查。”
“他的名字是什么？”
“达米尔·约万诺维奇。目前还在边境巡逻站工作。”
利亚姆站起来，把笔记本电脑塞进包里。“你现在能不能联系到他？告诉他——他当年的分析报告现在是ICC证据的一部分。告诉他他的报告没有白写。如果他知道关于圣斯特凡的任何其他细节——受害者的名字、时间线、运送路线——让他现在就发过来。明天第三次审前会议，我要把Nest 7和圣斯特凡的证据补充进检察官的案卷里。”
他挂了电话，走出餐馆。海牙的细雪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落在他肩头的速度比他走进餐馆前快了不止一倍。他站在雪地里，看着马路对面亮着暖黄灯光的公寓窗户，想起了卡洛娃在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那些话——“在卡斯塔利亚，失踪案分两种。一种会立案，一种不会。”圣斯特凡的孩子们是第三种——他们根本没有被当成失踪。他们被当成“涉外收养”，被签上名，被盖上章，被送进一辆冷藏货柜车，然后在官方记录里彻底消失。
他的手机又震了。这次是艾莉森。
“我找到了KM-089的兄弟，”她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维也纳机场的背景噪音——广播登机提示和行李箱滚轮的辘辘声，“他没有在慕尼黑开修理厂。他在法兰克福。他在一家汽车零件仓库做夜班搬运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攒钱寄回尼日利亚给母亲。欧洲失踪人口调查联合会的调查员今天下午找到了他。告诉他——他妹妹的器官被卖给了一百四十四万欧元的人。他听了之后坐在仓库的装卸台上，很久没有说话。然后他问——‘她的心脏还在跳吗？’调查员告诉他，她的心脏在沙特阿拉伯的一名受体胸腔里，根据医疗记录，移植手术成功，心脏功能正常。他又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那我妹妹没有死。她的心还在跳。’”
利亚姆闭上眼睛。雪落在他的眼睑上，化成冰冷的水滴。
“他的名字叫什么？”他问。
“伊德里斯·本·雅各布。他的妹妹——KM-089——名字叫阿米娜·本·雅各布。二十一岁。不是十九岁。蛇头账本上写错了年龄。她从阿尔及利亚出发时刚满二十一岁，护照上贴着一张她在生日蛋糕前拍的证件照。她许的愿望是到德国学会修车，然后在慕尼黑开一家自己的修理厂。”
“她的名字——阿米娜。范德贝尔赫检察官需要在明天的庭审记录里更正它。”
“我已经通知他了。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伊德里斯的证词是否可以列入受害者影响陈述。如果可以，他将在审判的最后阶段远程作证。不是作为编号，是作为阿米娜的哥哥。”
利亚姆挂了电话，在雪地里站了很久。从他站的位置往北看，穿过海牙市区低矮的建筑轮廓线，可以看到和平宫的钟楼在雪幕中亮着暖黄色的灯光。钟楼下面，国际刑事法院的中庭里，石墙上刻着的《罗马规约》序言正在被雪花一层一层地覆盖上去。
他转身向酒店方向走去，靴子踩在新雪上发出干燥的咯吱声。口袋里那张写着“Nest 7”的餐巾纸仍然折着，压在他的手指边缘。圣斯特凡的孩子们，阿米娜·本·雅各布，伊德里斯在法兰克福仓库装卸台上问出的那个问题——四百三十七不是最终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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