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审分庭的裁定在星期二上午九点公布。范德贝尔赫检察官亲自从书记官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文件，纸张还在微微发烫。他穿过中庭时脚步比平时快了半拍，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的节奏让长椅上所有等待的人同时抬起了头。
“证据可采性——全部通过。”他没有寒暄，直接把文件递给利亚姆，“秘密协议原件、纸质名单、暗码数据库、费尔德-4号监控视频、日内瓦四季酒店会议录像——预审分庭三位法官一致裁定，以上全部证据在形式和内容上均符合《罗马规约》第六十九条的证据可采性标准。审判阶段正式启动。”
艾莉森从利亚姆手里接过文件，快速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预审分庭的裁定结论，结尾处盖着国际刑事法院的红色印章，印章下方有三行手写签名——三位法官的名字，墨水颜色深浅不一。她盯着那些签名看了很久，然后把文件合上，递还给利亚姆。
“被告人名单？”德里斯科尔问。
“杰弗里·哈灵顿、维克多·德拉甘、艾伦·帕特森、凯瑟琳·莫罗、理查德·布莱恩，以及费尔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法人实体。总共六名被告。”范德贝尔赫从公文包里取出另一份文件，“同时，预审分庭批准了检察官办公室的紧急申请——对哈灵顿的国际逮捕令。瑞士方面已经在今天早上七点收到了红色通报。哈灵顿目前仍在迪拜，但阿联酋与瑞士之间的双边引渡协议在二十分钟前被激活。迪拜警方已经在他的酒店套房门口布置了便衣。”
“德拉甘呢？”利亚姆问。维克多·德拉甘——费尔德生物科技卡斯塔利亚分公司的运营总监，疗养院地下器官移植网络的实际执行人。他在科斯托夫死后就从索拉亚消失了，国际刑警的红色通报已经发布了好几天，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德拉甘是六名被告中唯一仍在逃的。国际刑警的追踪报告显示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边境附近——那里是山区，村子之间没有监控，边境线沿着河谷蜿蜒，有几十条非正式通道。”范德贝尔赫取下眼镜擦了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请求塞尔维亚和波黑两国协助。但在巴尔干山区找一个被当地人藏起来的人——你们比我更清楚难度。”
鲁日奇卡从长椅上站起来，走到范德贝尔赫面前。“德拉甘不是被当地人藏起来的。他在波斯尼亚边境那边有一个表兄，叫米洛拉德·德拉甘，曾经是塞族共和国军的后勤军官。他们家族在德里纳河谷有一个废弃的锯木厂。如果德拉甘在逃——他不可能去任何需要出示护照的地方。他只会去那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五年前我查过德拉甘。”鲁日奇卡的声音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早已归档的旧案，“当时他还没有升到运营总监，只是一个负责物流的经理。我查到一批没有进口批文的免疫抑制剂，追到他身上，被上面叫停了。但我把他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摸了一遍。他的表兄，米洛拉德·德拉甘，住址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福查市，德里纳河谷上游。如果你把国际刑警的追踪数据和德里纳河谷的地形图比对，你会发现他的信号消失点距离那座锯木厂不到十五公里。”
范德贝尔赫重新戴上眼镜，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把地址写在文件夹的空白页上。“我会把这条信息转给国际刑警的追踪组。如果信息准确，德拉甘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内被抓获。”
“如果他不反抗——四十八小时。”鲁日奇卡说，“如果他反抗，河谷里有足够多的山洞和废弃矿井，他可以在里面躲上几个月。”
“他不会躲，”卡洛娃突然开口。所有人都转向她。她一直站在落地窗边，背对着阳光，脸上那道从眼角到颧骨的淡黄色色素沉淀在逆光中几乎看不见。“德拉甘不是科斯托夫。科斯托夫是政客，政客会计算代价。德拉甘是执行者——焰心的核心信仰者。他相信摘取供体的器官是一种净化仪式。他不会在山洞里躲一辈子。他会选择在被他视为圣地的地方结束。”
“费尔德-4号已经被宪兵封锁了。圣维塔利修道院也是。”
“不是费尔德-4号。是疗养院地下室——暗码死了的那个数据存储室。对德拉甘来说，那里是焰心最接近实现‘净化’的地方。如果他决定不逃了，他会回到那里。”
范德贝尔赫写下了第二个地址。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母时抬起头，看着卡洛娃。“你是前重大刑事调查处的探员？”
“前重大刑事调查处。现在在档案科。不过我不确定我还有没有工作——我已经将近一周没去上班了。”
“卡斯塔利亚过渡政府的司法部长今天上午发了一份传真给检察官办公室。关于你的。”范德贝尔赫从文件夹底部抽出一张纸，上面印着卡斯塔利亚司法部的官方信头，“你被复职了。不是调回档案科——是调回重大刑事调查处，代理处长。你的搭档马泰伊·鲁日奇卡同时被撤销停职处分，恢复缉私处探员职务。传真末尾有一句手写的话——‘请转告卡洛娃探员，新部长不喜欢被人在档案室里打脸，但不得不承认被打得对。’”
卡洛娃接过那张传真纸，低头看着上面的文字。她没有笑，没有哭，没有任何可以被轻易归类的表情。她只是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毛衣口袋里，然后转头看向窗外的人工湖。湖面上的野鸭已经从芦苇丛里游出来了，排成一列，在薄冰和水面的交界线上划出一道细细的涟漪。
“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回去。”她说。
“那你可以不回去，”鲁日奇卡说，“但你的证件现在又有效了。下次过边境，你不需要钻排水管了。”
当天下午，利亚姆和艾莉森在海牙中央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与欧洲失踪人口调查联合会的调查主任进行了视频通话。调查主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荷兰女人，头发剪得极短，说话时习惯用手指敲击桌面，节奏和秒针几乎同步。
“我们已经收到了ICC检察官办公室转交的供体身份调查方案和初步经费批准，”她说，屏幕上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方案的核心目标是在审判开始前，确认四百三十七名供体中尽可能多的人的真实身份。我们目前已经通过暗码数据库中的入境记录和蛇头档案，确认了其中九十六人的全名和国籍。另外有一百四十三人有了部分信息——只有名没有姓，或者只有国籍没有名字。剩下的人还没有任何线索。”
“最先确认的那九十六个人里，有没有KM-037？”艾莉森问。
调查主任低头查了一下电脑。“KM-037——男性，推定二十七岁，北非来源，血型O。他的入境记录上有一个名字，是蛇头在阿尔及利亚边境收走他护照时登记在账本上的。账本是我们三个月前从突尼斯警方缴获的。名字写的是阿拉伯文——音译为拉丁字母是伊德里斯·本·雅各布。蛇头在名字旁边注了一行字：‘付了全部费用。目的地德国。有兄弟在慕尼黑开修理厂。’”
“慕尼黑，”艾莉森重复了一遍，“他有一个兄弟在慕尼黑。他付了全部偷渡费用，不是为了把器官卖给富豪——是为了去德国找工作。他的兄弟可能还在慕尼黑等他。”
“我们已经在联系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请他们协助查找慕尼黑地区所有姓本·雅各布的阿尔及利亚裔居民。”调查主任的手指停住了，“但有一件事需要你们做好心理准备——确认身份之后，我们通常需要通知家属。而通知家属意味着把一个失踪了可能已经几年的人，以‘被谋杀且器官被摘取’的形式还给他们。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这个消息。”
“他们应该知道。”艾莉森说，声音平稳，“如果是我失踪了——我会希望有人告诉我哥真相。不管真相是什么。”
利亚姆在桌子下面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抽开。
晚上七点，五个人在距离ICC大楼两条街的一家荷兰小餐馆里吃了晚餐。餐馆的墙壁贴着代尔夫特蓝陶风格的瓷砖，暖气片咝咝作响，空气里弥漫着炸薯条和炖牛肉的香气。德里斯科尔点了一瓶比利时啤酒，给每个人倒了一杯。鲁日奇卡用叉子戳着盘子里炖得酥烂的牛肉，若有所思。
“你复职了，”他对卡洛娃说，“回去之后想做什么？”
“把档案科里所有被压下去的器官贩运案卷全部翻出来。一份一份重新立案。”卡洛娃端起啤酒杯但没有喝，“我在档案科待了两年，见过至少六十份被标记为‘证据不足’的类似案件。有些案子连调查都没开始就被搁置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因为科斯托夫的办公室在每一份被搁置的案卷上都签了字。”
“六十份案卷——背后是多少个供体？”
“不知道。我还没有数过。”卡洛娃放下杯子，手指沿着杯口划了一圈，“但我会数的。每一份案卷上的每一个名字，我都会数。”
艾莉森坐在餐桌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盘几乎没有动过的蔬菜汤。她从下午和调查主任视频通话之后就很少说话。利亚姆注意到她的沉默，没有追问。他知道她在想什么——九十六个已经确认的名字，一百四十三个只有一半的名字，还有将近两百个什么都没有。这些数字在数据库里是冰冷的编号，但在她的脑海里，它们正在变成人。
“暗码的母亲，”艾莉森终于开口，“贝尔格莱德那个杂货铺。我今天下午收到了那个本地记者的回复——她店门口的涂鸦被人洗掉了。不是市政清洗，是邻居。一个住在隔壁的老太太，用肥皂水和刷子，花了一个下午把‘小偷母亲’几个字从墙上刷掉了。老太太说她不认识德扬·斯托亚诺维奇，但她认识他母亲。她说德扬小时候每天都帮母亲搬货，从卡车上搬下整箱的罐头和面粉，从来不说累。”
她推开了蔬菜汤的盘子，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被记住。举报者的名字也应该被记住。暗码的名字已经在ICC的证人名单上了——但他的邻居不知道。他的邻居只知道有人在他母亲的店门口喷了‘小偷母亲’。我要写一篇报道。关于暗码——德扬·斯托亚诺维奇。不是关于他偷了什么数据，是关于他是谁。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计算机系拿了全额奖学金，他喜欢喝樱桃白兰地，他每个周末坐大巴回家帮母亲搬货。他在焰心内部隐藏了两年，每天都在和自己的恐惧打交道，但他没有停。他录下了那段会议视频，他知道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杀。他还是录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利亚姆问。
“今晚。去海牙分社用他们的稿发。”艾莉森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如果他在贝尔格莱德的邻居能看到这篇报道——他们就会知道，他不是小偷。他是英雄。”
德里斯科尔把啤酒杯放在桌上，站起来。“我陪你去。分社在海牙火车站旁边，走过去十五分钟。你需要一个人在旁边帮你核对他母亲引言的翻译——荷兰语翻译英语可能出错，万一不小心把她写成了‘承认儿子犯罪’，等于二次伤害。”
两个人披上外套走出餐馆。门开的一瞬间，海牙夜晚的冷空气涌进来，把桌上的餐巾纸吹得翻了一个面。卡洛娃看着他们消失在街角的背影，然后转向利亚姆。
“你妹妹是那种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停下来的人。”
“我知道。”利亚姆说。
“她和你一样。”
利亚姆没有否认。他把盘子里最后一块牛肉吃完，放下叉子，看着窗外海牙的街灯在冬夜的薄雾中晕开成一团团柔和的光球。从波士顿洛根机场到海牙中央车站——不是地理距离，是时间密度。这六天里发生的事，比他过去六年在联邦机构经历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不是因为事件更重大，是因为这一次他的每一个决定都直接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鲁日奇卡把最后一口啤酒喝完，用袖子擦了一下嘴角。“明天审判阶段的第一次审前会议。检察官会宣读起诉书。媒体会挤满中庭。那三个美国议员可能会派律师团——他们自己不会来。但如果法官签发传票，他们必须来。”
“他们会来吗？”
“如果他们不来，法官可以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判，但这对他们更糟——他们没有机会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鲁日奇卡说，“不过他们最怕的可能不是被定罪。是被迫坐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席上，和费尔德生物科技的CEO、和焰心的执行人一起，被同一个法庭审判。对三个美国国会议员来说，这个画面本身就是最大的惩罚。”
卡洛娃站起来，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围巾——还是那条暗红色围巾，洗过了，但边缘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深色污渍，可能是血，可能是泥，她没有去分辨。“明天我要回一趟索拉亚。不是现在——审前会议结束之后。我需要去档案科，把那六十份被压下去的案卷调出来。过渡政府还没有正式撤销科斯托夫时期的所有内部指令。如果有人趁过渡期销毁案卷，我就永远找不到那些人的名字了。”
“我跟你一起去。”鲁日奇卡也站起来。
“你不是刚复职吗？缉私处不要你第一天就旷工。”
“缉私处的处长是新上任的——他是我在警校的同学。他可以等我一天。”鲁日奇卡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格洛克19，放在桌上推给利亚姆。“这把枪还给你。我在卡斯塔利亚不需要了——我自己的配枪今天下午已经发还给我了。”
利亚姆接过枪，在手里转了半圈。枪身上的出厂润滑油已经被擦干净了，握柄上多了几道细小的划痕——是鲁日奇卡在调度站负一层撬砖墙时留下的。他把枪递给德里斯科尔。
“不带着？”德里斯科尔问。
“海牙不需要枪。”利亚姆说。
走出餐馆时，海牙的夜空突然飘起了细雪。雪粒极小，落在石板路面上瞬间就化成了水迹。鲁日奇卡仰头看了一眼天空，用卡斯塔利亚语低声说了一句什么。卡洛娃在旁边翻译：“他说——‘在我们那边，冬天第一场雪落在死人身上的时候，活着的人才开始哭。’”
利亚姆把手插进口袋。指尖碰到了那张照片的纸边。他没有拿出来。他只是站在海牙的细雪里，和三个从索拉亚一路走到这里的人一起，等着明天的审前会议，等着全世界最正式的一套规则对着全世界最不正式的一套罪行做出裁决。
雪越下越密。人工湖上的野鸭已经全部躲进了芦苇丛。远处和平宫的钟楼在雪幕中依然亮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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