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三万英尺的报丧

方砚秋在咳出第一口血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被感染了。

不是通过症状判断的——症状出现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判断。她是通过统计学知道的。二十六排C座那个男人死的时候,她数了客舱里所有人的座位排数。死者坐二十六排,她坐二十三排。前排二十二排坐的是一对老年夫妇,二十排到二十一排是一家五口,孩子不停地哭。所有人登机时都经过同一条舷梯,呼吸过同一种循环空气。如果病原体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感染者的空间分布应该是随机的。

但第二例发病的是她自己。

她回忆了自己从登机到此刻的全部行动轨迹。她没有碰过二十六排任何东西。没有接触过尸体。甚至没有走进过后排的过道。她唯一做过的与众不同的事,是在顾寒薇推着餐车经过时,故意把自己笔记本的封面翻过来让她看到。

封面上那行小字——“南字七九一外调档案,第三批”——是她写的。

但不是写给顾寒薇看的。

是写给那个坐在她身边、用她名字登机的陌生男人看的。

她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但她知道一件事:她原本申请的登机牌被南州机场票务处临时换掉了,换票的理由是“单位介绍信信息不符”。等她赶到机场重新核验身份时,二十三排A座已经被划给了另一个人。她没有争辩,因为她看到了那个换票人的名字——凌寒舟。

她不认识凌寒舟。

但她认识“凌”这个姓。

三个月前,南州卫生防疫站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抽调一名流行病学调查员参与“南州旧城改造工地地下遗存物调查”项目。方砚秋被选中了。项目负责人在第一次碰头会上拿出了一份泛黄的档案目录,上面登记着日军南州防疫给水部队遗留的三十七个铅罐的原始编号。目录的扉页上盖着一个私人印章——凌柏岩。

那个把档案从地下带出来、保存了五年、最终移交给了新政权卫生部门的人。

方砚秋的任务很简单:追踪剩余铅罐的下落。三十七個铅罐,战后找到了三十五个。有一个被明确记录为“已销毁”——甲号。还有一个记录为“失踪”——丙号。

她在南州档案馆的地下库房里翻了两个月的资料,最后在一份未被归档的旧卷宗里找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潦草急促:“丙号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转移至柳条巷十七号凌宅。经手人:江。”落款日期是十二月三日——就在江雁秋被处决的前一天。

“江”就是江雁秋。南州卫生防疫站前身——南州防疫实验所的创建人之一。一九四九年被以“非法持有军事机密”罪逮捕,十二月四日枪决。

方砚秋从未见过江雁秋。她进防疫站的时候,江雁秋已经死了五年。但她听过关于他的传闻——实验室的天才,能在没有电镜的条件下用最原始的比色法判断病毒活性。他的笔记本是防疫站代代相传的“地下教材”,直到一九五七年被上级以“涉及敏感内容”为由收缴。

方砚秋在被收缴之前,抄过其中几页。

其中一页上画着一种病毒的体外培养流程图。标注的样本编号是“南字七九一—甲”。旁边用红笔写了一行小字:“本株隐性,变异可能极高。若经体外传代,三代内可出现急性表型。”

隐性。变异。急性表型。

此刻方砚秋靠在二十三排B座的椅背上,用沾着血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划下了“甲型”两个字。她的视力已经开始模糊,但思维反而变得异常清晰。她看着从后舱厨房方向走过来的裴靖远——那个锁骨上有一道陈年疤痕的中年男人。

在江雁秋的笔记里,有一页记录的不是病毒。

是三个人的名字。

“接触者一:杜云楼。虎口割伤,高烧三日,皮疹七日,愈后血清含高滴度抗体。接触者二:裴靖远。锁骨割伤,高烧五日,皮疹十日,愈后血清抗体浓度最高。接触者三:凌柏岩。无外伤,高烧三日,皮疹五日,愈后血清抗体浓度中等。”

一九四四年。

这三个人同时暴露于甲号病毒。全部存活。全部产生抗体。

而现在,这三个人中的两个坐在同一架飞机上。第三个人的儿子也坐在同一架飞机上,拿着写有她名字的登机牌。

方砚秋忽然想笑。

她花了三个月追查的线索,最终全部汇聚到了这架飞机上。而她自己,一个从未接触过病毒、从未踏进过柳条巷、只在档案里读过那些名字的年轻女人,却成了这趟航班上第二个发病的人。

这不合理。

除非——

“甲型。”她重复了一遍,这次声音更大,足以让蹲在她身边的凌寒舟听到。“甲型病毒有两种株。隐性株感染后无症状、产生抗体、终身携带但不发病。但隐性株在体外培养到第三代时,会发生抗原漂移——变成急性致死株。感染后三分钟内出现出血热,死亡率百分之百。”

凌寒舟扶着她肩膀的手收紧了。“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方砚秋的嘴角渗出一道血丝,顺着下巴滴到笔记本的纸页上,“飞机上有人同时释放了两种病毒株。隐性株是烟雾弹——它不会杀人,只会让所有人恐慌。真正致命的是急性株。而急性株……”她艰难地吸了一口气,“急性株感染后发作太快,来不及通过空气传播。所以释放者必须确保急性株直接接触到目标人群。”

“目标是谁?”

方砚秋没有回答。她的目光移向了头等舱的方向。

准确地说,是移向了二排B座——裴靖远的座位。

“隐性株的感染方式是什么?”凌寒舟追问。

“空气传播。但活性很短,只能维持十五分钟。所以如果有人在飞机上释放,一定是在登机后到起飞前这段时间里完成的。通过通风系统扩散。”方砚秋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但逻辑依然清晰,“急性株不一样。急性株需要直接接触黏膜——眼睛、口腔、开放性伤口。它的活性只有五分钟。所以急性株的释放者必须精准地让目标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接触到它。”

她咳了一声,手从嘴边拿开,掌心里多了一小片带血的黏膜组织。

“我接触急性株的地点是二十三排。”她说,“时间是那个女人送茶水的时候。”

凌寒舟猛地抬头。顾寒薇正站在过道前方,手里还握着那只不锈钢茶壶。她的脸色发白,但不是病态的白——是震惊。

“不可能。”顾寒薇说,声音失去了职业性的柔和,变得又硬又脆,“茶水是同一个壶里倒出来的,纸杯是同一摞里拿的。如果是通过茶水传播,所有喝过茶的人都应该感染。”

“不是茶水。”方砚秋说,“是纸杯。纸杯外壁涂了一层东西。我拿杯子的时候手指沾到了,然后我翻笔记本的时候舔了一下手指。”

她翻开自己右手的手掌。食指和拇指的指尖上,隐约可见一层极薄的透明薄膜,像是干涸的胶水。

“急性株不是气体,不是液体喷雾,”她说,“是干燥粉末。附着在纸杯外壁上,接触皮肤没有危险,但一旦碰到黏膜——嘴唇、舌头、鼻腔——就会在三分钟内激活。”

顾寒薇低头看着自己手里那摞还没发完的纸杯。她的手开始发抖。

“纸杯是谁准备的?”凌寒舟问,声音冷得像冬天的河面。

“地面配餐部。”顾寒薇说,“飞机起飞前两小时送到机上的。包装完好,封条完整,我亲自拆的。”

“中途有没有人碰过?”

顾寒薇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了后舱厨房的方向。

厨房里,刚才只有一个人不是机组成员。

杜云楼。

凌寒舟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后舱厨房的门半开着,里面没有人。杜云楼已经离开了。

“他去哪了?”凌寒舟站起身。

“头等舱。”裴靖远的声音从过道另一端传来。他一直站在那里,手按着胸口,脸色比之前更白。“他拿了枪,往驾驶舱方向去了。他说这架飞机上有人感染的不是甲型病毒,是新毒株——专门为今天培养出来的。”

方砚秋闭上了眼睛,嘴角浮起一个苦涩的弧度。

“他说得对。”她说,“隐性株是旧毒——一九四四年日军留下的原始株。急性株是新的,体外培养过至少三代以上,是有人刻意变异出来的。这意味着……”

她没有说完。

但她不需要说完。在场的四个人——凌寒舟、裴靖远、顾寒薇、许小曼——都在同一时刻明白了同一件事。

如果急性株是有人刻意培养的,那么这个人的目标从来就不是随机杀人。这个人的目标是特定的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人。二十六排C座的死者是第七拆迁队的工人。方砚秋是防疫站的调查员。两个人的身份看似毫无关联,但他们都碰过同一个东西——

纸杯。

“把纸杯全部收走。”凌寒舟说,“现在,立刻。”

顾寒薇把手里的纸杯放在最近的座椅上,转身朝前舱走。走了两步,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用一种不太像是乘务长的语气问了一句:“凌寒舟,你到底是什么人?”

凌寒舟没有回答。

他已经转身朝头等舱的方向走去了。

裴靖远跟在后面。两个男人一前一后穿过过道,经过二十四排、二十二排、二十排。客舱里其他乘客纷纷把身体往座位里缩,给他们让出通路。没有人说话,只有引擎的轰鸣声和后排某处传来的压抑的啜泣声。

在隔帘前面,裴靖远伸手拦住了凌寒舟。

“你父亲,”他说,声音很低,“凌柏岩。一九四四年和我一起在地下室吸进甲号病毒的人。他没告诉你任何事,对吗?”

凌寒舟看着他,没有回答。

“他没有告诉你他体内一直带着病毒。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十五年不生病。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在临终前把机票留给你。”裴靖远说,“但我知道他为什么让你上天。他要你找到答案——关于他是怎么死的。”

“你凭什么知道?”

裴靖远从怀里掏出那支玻璃管。琥珀色的液体在机舱日光灯的照射下泛着幽幽的暗光。他把管子举到凌寒舟眼前。

“因为这是丙号样本。一九四四年你父亲亲手从地下室带出来的。一九四九年他把它还给了江雁秋。江雁秋被杀之前重新封装了它,交给了他的妻子。今天早上,那个女人把它交给了我。”他顿了顿,“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把丙号交给我吗?不是因为我是她的仇人。是因为她知道——只有我体内的抗体浓度最高。只有我的血清可以中和丙号里的隐性株。她不是要我赎罪。她是要我上飞机救人。”

凌寒舟盯着玻璃管里的琥珀色液体。管壁上“改恶从善”四个字在光线下扭曲成模糊的阴影。

隔帘另一边,头等舱忽然传来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像是什么重物砸在了金属舱壁上。

然后是杜云楼的声音,压过了引擎的轰鸣:“所有人后退!把驾驶舱的门打开!我知道飞行员在里面——我知道你能听到我说话!”

凌寒舟一把掀开隔帘。

头等舱的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

杜云楼站在驾驶舱门前,一只手举着手枪,枪口对准门锁的合页处。另一只手攥着一条白色布条——是从二十六排C座死者衣领上撕下来的那块,上面“第七拆迁队”几个黑字在日光灯下像一排黑色的牙齿。

他的脚边,那个自称云裳航空地面保障部主任的姓徐的男人倒在地上,额头上有一道血痕,已经昏迷。

“杜云楼!”裴靖远从后面冲上来,“把枪放下!”

杜云楼回过头。他的脸上不再是那种随和从容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裴靖远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疯狂,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奇异的、近乎虔诚的平静。

“靖远,”杜云楼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楚得像金属碰撞,“你记不记得一九四四年在地下室里,你问过我一句话?你问——‘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落到坏人手里,谁能阻止?’我当时没有回答你。”

他抬起枪口,对准了自己太阳穴。

“答案是——当年把东西带出来的那三个人。只有我们三个的血清能中和它。现在一个死了,一个在天上,还有一个——”他笑了笑,“还在犹豫要不要赎罪。”

“你疯了。”裴靖远的声音在发抖。

“也许。”杜云楼说,“但有一件事你错了。急性株不是为今天培养的。急性株在十年前就被培养出来了。江雁秋在被处决前三天,用他自己的血液完成了甲号病毒的第三代传代。他成功了——他制造出了一株可以在三分钟内杀人的病毒株。但他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人。他把急性株锁在了自己的血清样本里,然后把样本藏在了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什么地方?”

杜云楼的笑容变深了。

“凌柏岩的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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