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燕号的舱门在上午九点四十分关闭。
乘务长顾寒薇站在头等舱与经济舱之间的隔帘旁，用一支铅笔在乘客名单上逐行打勾。她今年三十一岁，在云裳航空公司飞了六年，从运-5货机跟班做起，一直做到这条南州至永平航线的乘务长。她的脸轮廓分明，颧骨略高，不说话的时候看上去不太好惹，但一开口声音却意外地柔和——那是多年空中服务练出来的职业嗓音，像被云层滤过的阳光。
头等舱八個座位，坐了七个人。二排B座的乘客登机最早，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灰色中山装，拎一只旧皮箱，从登机到落座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证件上写着“裴靖远”，顾寒薇对这个名字没有印象，但她注意到了两件事：第一，他的中山装袖口有两条对称的折痕，那是刚从折叠状态展开才会留下的痕迹；第二，他自从坐下之后，右手始终没有离开过左胸的位置，像是护着内袋里什么怕碎的东西。
二排A座的乘客是在最后一分钟登机的。这人顾寒薇认识——杜云楼，南州城防工程处前主任，现为市政改造委员会顾问。过去半年他坐过四次这趟航班，每次都是头等舱，每次都会要一杯龙井茶，但从来不喝，只是放在扶手上看着热气升腾。
经济舱坐了四十二个人，满员。顾寒薇注意到二十三排A座的乘客换过登机牌——原本系统里登记的名字是“方砚秋”，女性，但实际坐在这個座位上的却是一个男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便装，拎着军用帆布行李袋，登机牌上的名字确实是“方砚秋”。顾寒薇在核验时多看了他一眼，那人面不改色地回望她，说了句“单位临时换人，介绍信上有备注”。顾寒薇查验了介绍信，备注栏确实盖了章，字迹潦草但手续齐全。她没有再追问。干这一行久了就知道，有些事问太清楚对谁都没好处。
二十三排B座是一个年轻女子，二十五六岁年纪，短发齐耳，戴一副银框眼镜，随身行李只有一本很厚的笔记本。她的登机牌上印着本名——方砚秋。
顾寒薇忍不住笑了一下。同一个座位号分出去两张登机牌，一张男一张女，名字还一样。这种事她飞了六年头一回遇到。但手续都对，证件都真，她没有理由不让任何人登机。
二十三排A座和B座挨着。男人坐靠窗，女人坐过道。两人从坐下之后就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但顾寒薇注意到，那个年轻女子的笔记本封面上别着一枚很小的徽章，图案是一把交叉的稻穗和试管——那是南州卫生防疫站的标志。
九点四十五分，云燕号开始滑行。
副驾驶江远洲通过广播通知预计飞行时间三小时二十分钟，航线将飞越苍梧山脉，抵达永平的时间约为下午一点。他的声音年轻、标准，带着飞行员特有的那种不紧不慢的节奏。
顾寒薇站在前舱厨房里，将餐车上的铝制餐盒一个个码放整齐。她的搭档、年轻乘务员许小曼正在清点饮料柜，一边数一边小声嘀咕：“头等舱那个乘客好奇怪，一直按着胸口，是不是心脏病？”
“别瞎猜。”顾寒薇头也不抬，“把橘子汽水往前摆，龙井茶叶放最上层。”
“知道了。”许小曼吐了吐舌头，十八岁的姑娘，这是她第三趟独立值乘。
飞机抬头的瞬间，顾寒薇扶住餐车，透过厨房的小窗往外看。南州城在机翼下方迅速缩小，变成一块灰扑扑的拼图——灰色的马路、灰色的楼顶、灰色的工地，南州河像一条发黄的带子从城中穿过。她能看到柳条巷的位置——不，现在已经看不到柳条巷了，那里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土坑，推土机变成了几颗小黑点。
她在南州住了三十一年。小时候就住在柳条巷。
那时候的柳条巷还不是棚户区，是一条体面的手工业巷子，住着做梳子的、糊纸盒的、纳鞋底的、修钟表的。顾寒薇的父亲是修钟表的，铺子开在巷口，柜台玻璃下面压着十几块表盘，大大小小，圆的方的都有。她每天放学回来就在柜台后面写作业，耳边是嘀嗒嘀嗒的钟摆声。那是她关于南州最温暖的记忆。
一九四九年，铺子被征用，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城东。一九五四年，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一九五六年，云裳航空招乘务员，顾寒薇报名考上了，从此住进了机场宿舍，再没回过柳条巷。上个月她听说柳条巷要拆，本想回去看一眼，但排班太满，终究没有去成。等她再听到柳条巷的消息时，它已经不存在了。
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云层在机翼下铺成一片白色的平原，阳光从舷窗打进来，在客舱里拉出一道道光柱。
许小曼推着饮料车开始服务头等舱。
顾寒薇负责经济舱。她推着餐车从前舱往后走，挨个给乘客递送纸杯装的温茶。乘客们有的在看报，有的靠着舷窗打盹，有的低声交谈。二十三排B座的方砚秋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纸页被手遮住，看不清内容。
顾寒薇把纸杯递给她时，顺便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封面。徽章下方有一行细小的手写字：“南字七九一外调档案，第三批。”
顾寒薇没有停步。她若无其事地推着餐车继续往后走，但心里默默把这个编号记了一遍。
二十四排。二十五排。二十六排。
她在二十六排C座旁边停下来。座位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穿深蓝色工装，领口微敞，面色发灰。他的纸杯握在手里一动不动，茶水已经凉了。
“先生，需要换一杯热的吗？”顾寒薇问。
那个男人没有回答。他的手开始发抖，纸杯从指间滑落，茶水洒了一地。然后他猛地捂住自己的嘴，剧烈地咳嗽起来。
客舱里有人回头。
顾寒薇立刻放下手中的茶壶，弯腰扶住他的肩膀。“先生？先生你怎么样？”
男人的咳嗽越来越剧烈，身体剧烈颤抖，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胸腔里拼命挣扎。然后他咳出了血。
不是血丝。是整口的血。
深红色的液体从他的指缝间涌出来，滴在他的工装前襟上、膝盖上、地板上的茶水渍里。他的眼睛瞪得很大，瞳孔里写满了惊惧，嘴张着，却发不出声音。
客舱里炸开了锅。
有人尖叫，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有人把行李从头顶的格子里拽出来想要往后退。后排一個老太太开始念阿弥陀佛，前排的孩子被吓得大哭。
顾寒薇直起身子，用乘务长特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语调喊了一句话，声音压过了所有嘈杂：“所有人坐回原位，系好安全带！许小曼，拿急救箱！”
许小曼从头等舱的方向跌跌撞撞跑过来，手里拎着急救箱。但等她跑到二十六排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不动了。
从咳嗽到死亡，前后不到三分钟。
二十六排A座的乘客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抖着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是南州人民医院的内科医生，让我看看。”顾寒薇让开位置。医生蹲在过道里，检查了死者的瞳孔，然后把手指按在他的颈侧。
过了很久，医生抬起头，面色苍白。
“死了。”他的声音很低，“症状像急性出血热，但发病速度完全不对。我从没见过这么快的发展过程——这不像自然疾病。”
客舱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喊了一声：“传染病！”
恐慌像病毒一样在机舱里蔓延开来。人们纷纷用衣袖捂住口鼻，把身体往远离尸体的方向缩。后排有人试图打开座位上方的通风口，更多的人在朝乘务员大声发问——“有没有医生？”“飞机会不会迫降？”“我们能不能下去？”
顾寒薇没有回应任何声音。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举动——她伸出手，把那个男人的工装领口轻轻翻开。
领口内侧缝着一块白布条。
布条上用黑色丝线绣着一行字：“南州市政改造委员会，第七拆迁队。”
她认识这个单位。
第七拆迁队——就是两个月前负责推平柳条巷的那支队伍。
许小曼拉了拉她的袖子，脸色惨白。“姐……机长问情况，我怎么说？”
顾寒薇站起身，声音恢复了冷静。“告诉机长，机上有乘客突发疾病死亡，疑似烈性传染病。建议封闭事发区域，所有乘客留在原位。”
她脱下自己身上的制服外套，轻轻盖在死者的脸上。
然后她转身，目光扫过整个客舱。二十三排B座那个年轻的女人——方砚秋——此刻已经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手里拿着那本厚厚的笔记本，眼神不是惊恐，而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警觉，像是一个猎人终于看到了猎物留下的踪迹。
而二十三排A座那个用假名登机的男人，仍然靠在舷窗上，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他手里的纸杯稳得像焊在掌心。
顾寒薇穿过过道走到他面前。
“先生。”她说，“你的登机牌上印着方砚秋。坐在你身边的这位女士也叫方砚秋。你们认识吗？”
那个男人抬起眼。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像冬天的河床。
“不认识。”他说。
顾寒薇看着他，没有移开目光。“那请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
沉默。
客舱里所有的人都在看这一幕，但没有人说话。头等舱方向的隔帘掀开了，杜云楼探出半个身子往这边张望。而坐在他身边的裴靖远仍然保持着右手按胸的姿势，只是脸色比登机时白了几分。
那个男人把登机牌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扶手上。
“我叫凌寒舟。”他说，声音不高，但在寂静的客舱里足以让所有人听见。“前陆军宪兵队副队长。退役。”
他说完，目光越过顾寒薇，落向她身后二十六排座位上那具被制服盖住的尸体。
“如果我判断没有错，”他说，“你的机组成员现在应该做三件事。第一，把尸体移到隔离位置。第二，排查所有乘客是否出现类似症状。第三——”他转过头，直直地看向头等舱的方向，“查清楚这架飞机上还有谁认识那个死者。”
顾寒薇看着他，心头升起一股奇怪的直觉。这个自称宪兵的男人显然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他说话的语气、观察现场的方式、下达指令的顺序，都不是普通人该有的反应。
他不是来坐飞机的。
他是来追什么东西的。
她还没来得及细想，许小曼从驾驶舱跑过来，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
“机长让我转告，”她压低声音，但发抖的声音还是传到了顾寒薇耳朵里，“无线电坏了。不是故障，是有人故意把报务员打晕了，还拆了通讯设备。”
飞机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继续平稳地飞行。云燕号变成了一个与地面彻底隔绝的铁棺。
而在它腹部的货舱里，三十六件托运的行李中，有一件正在发出极其细微的、像是钟摆走动一般的嘀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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