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亭落成那天，高昌城下了一场细雨。
雨丝细得像磨过的铜丝，落在渠水上溅不起涟漪，只在水面铺开一层薄薄的银灰色。龙口东岸的胡杨树被雨水洗过，叶子绿得发亮，树干上康驼子刻的那道刀痕旁边，不知什么时候被人系了一根新的麻绳，绳头上拴着一枚小小的铜铃。风一吹，铜铃发出极轻极脆的响声，像是有什么人在远处敲了一下，又停了。
王文欢天没亮就起了床。他从灶台下面翻出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素色麻布袍——这是他舅舅死后留下来的，他只在每年除夕穿一次。他把袍子抖开，袖口被虫蛀了两个小洞，他用针线补了补，补得不怎么好看，但还算平整。曹参靠在门框上看着他补衣服，拄着那根云杉木拐杖，左腿的夹板已经拆了，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大夫说再养半个月就能恢复如常，他没听，每天都从医馆溜出来。
“你这针脚比验尸时缝伤口还难看。”曹参说。
王文欢没抬头，咬断线头，把袍子套在身上。“你缝过尸体？”
“缝过。缝得比你好。”
两人出了门。雨还在下，不大，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坊市里的铺子都还没开门，只有卖陶器的老胡在屋檐下支了个小摊，用油布遮着陶罐。他看见王文欢穿着一身素袍走过来，放下手里的活计，也跟了上去。走到坊市口时，布庄的老秦、粮铺的老马、铁器铺的老郑，还有几个王文欢叫不上名字但面熟的街坊，都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铺子里走出来，跟在他身后。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问去哪，只是安静地走着。
龙口东岸已经聚了不少人。军法司的人在渠岸边搭了一座临时的祭棚，棚下摆着两副新漆的柏木棺，棺盖还没合上。裴悔庵的遗体已经被从石窖里迁出来了，军法司的人用香料和石灰做了防腐，给他换了一身干净的青色布袍。他的面容已经干缩得接近木乃伊，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仍然交叉放在胸前，保持着五十多年前在石窖里等死时的姿势。康驼子躺在他旁边的棺里，穿着那件衣襟内侧画满名字的旧褐衫，面容安详，像是在做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宋长安站在祭棚前面，手里捧着那本旧册子。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袍，须发被雨水打湿了，贴在脸上，但他没有擦。都督府派来的军法司参军站在他旁边，手里捧着一份用朱砂封好的公文，公文里是都督亲笔签发的匠作追恤令和第七渠通水令。参军不在棚下——他还在庭州，第七渠最后一段暗渠的收尾工程需要人盯着。但他托人送来了一样东西，搁在祭棚供桌上。是一包蜜饯，用油纸包着，油纸上写着五个字：胡杨树下见。
辰时三刻，军法司参军当众宣读了追恤令。一百零二个名字，一个接一个念出来，念了将近半个时辰。每念一个名字，宋长安就在旧册子上用秃笔划一道线，线划得极慢极稳，五十多年的账，一笔一笔，在今天划完了。念到最后一个名字——王大有，火头军——王文欢上前一步，从怀中取出那只干透了的咸菜罐，放在供桌上。军法司参军宣读完通水令后，宋长安将旧册子合上，放在两口棺木之间。
然后碑亭的碑布被揭开。
碑亭不大，用青砖砌成，亭中竖着一块高约一丈的青石碑。碑阳刻着一百零二个匠人的姓名，以工种分组，从凿工、锻工、铸工到火头军，依次排列。最末一行刻的是第七渠三十七名留驻匠作的姓名，学徒排在最后。碑阴刻着裴悔庵、裴镜和康驼子三人的名字，以及一行从裴悔庵遗书上摘录的话——“七闸不是用来杀人的，是用来保命的。”碑座侧面还刻了一行小字，是都督亲笔题的：大业十三年至贞观某年，凡五十余载。匠作百余人，因饷银截留冻饿病故。今渠通债清，勒石为记。
王文欢站在碑前，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过去。看到最后一行时，他的手停在了学徒的名字上。那是三十七名匠作中最年轻的一个，十六岁，工种是学徒。名字后面刻着一行小字，笔迹极新，是今天早上才刻上去的：“后从裴匠悔庵习水利，尽得真传。大业十三年冬留驻待命，五十余载后卒于天山。名裴镜。”
裴镜的名字没有单独刻在碑阴，而是和那三十七个匠作刻在一起。他没有当自己是水镜的传人，他只当自己是一个学徒。
王文欢从怀中取出那面铜镜，放在学徒的名字下面。铜镜背面已经有了几行字——裴悔庵的，裴镜的，参军的，他的。他把铜镜翻过来，正面朝上。镜面映出细雨蒙蒙的天空，映出碑亭翘起的飞檐，映出远处那棵被康驼子浇了五十年渠水的胡杨树。然后他退后两步，跪在碑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时，曹参已经把两口棺木的盖子合上了。八个军法司的士兵抬起棺木，朝胡杨树的方向走去。
裴悔庵的墓穴挖在胡杨树的正下方，康驼子的墓穴在旁边一尺。两口棺木被缓缓放入墓穴，宋长安将旧册子放入裴悔庵棺中，王文欢将那只咸菜罐放在父亲的名字下面。第一锹土落在棺盖上时，细雨忽然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透出一束天光，正照在胡杨树顶那些油绿的新叶上。
填完墓穴后，宋长安从怀中取出那三枚铜牌——癸酉、甲戌、乙亥，背面分别刻着清偿止三个字。他把三枚铜牌一枚一枚放在坟前，然后从袖中取出那支秃笔，放在铜牌旁边，对王文欢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
“清偿会的账册已经交给军法司归档了。老何在第七渠工地服苦役，张尾仁在庭州帮铸限制齿轮，段仲康捐了三十石粮食给匠作遗属，沈仲明的五十石粮票已经兑付了，陆伯安在伊州狱中写了一份认罪书。参军还在石脊，他说等第七渠最后一段暗渠验收完了就回来，去胡杨树下埋第二包蜜饯。名册上能划掉的名字都划掉了。”
他顿了顿，看向王文欢。
“你手里的名册，是你自己的。”
王文欢没有说话。他蹲下来，从坟前捡起那支秃笔，又从那本被雨水打湿了几页的册子里撕下一张空白纸，铺在膝盖上写了一份新的名册。名册上只有两个名字——他自己，和曹参。没有编号，没有铜牌，没有罪责和欠饷数额，只写着两个名字。他把名册折好，放入怀中。
日落时分，众人散去。碑亭前只剩下王文欢和曹参两个人。曹参拄着拐杖坐在碑亭的台阶上，把那条还没好利索的左腿伸直了。渠水在背后安静地流淌着，胡杨树下的新坟上已经有人放了一束野花，花瓣上还沾着雨水。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曹参问。
王文欢在台阶上坐下，望着碑亭里那块青石碑，说：“回饼铺。揉面，蒸饼，卖饼。”他从怀里掏出那份新名册展开，“这个也留着，说不定过几年又有人来找我还债。”
曹参没有接话。他从腰间解下柴刀，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很久，然后递给王文欢。
“这把刀我用不着了。腿好了之后回县衙复职，县衙发配刀。”
王文欢接过柴刀，刀柄上还留着曹参掌心的余温。刀柄末端刻着曹参的名字，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他把柴刀别在自己腰间，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朝饼铺的方向走去。曹参拄着拐杖跟在他身后，两人沿着渠岸往回走，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渠水上，像两面被水流缓缓推着往前漂的铜镜。
饼铺的门板还虚掩着。王文欢推开门，灶膛里的火早就熄了，铁锅还是凉的。他生上火，舀了一瓢粗面倒进盆里，加水，揉面。面团在他手掌下渐渐光滑，曹参坐在门口那把三条腿的矮凳上，用剔刀削一根新拨火棍。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夜幕完全降临后，坊市安静下来，只有渠水声仍在继续。王文欢揉完最后一团面，直起腰时，看见灶台上放着一块木牍。巴掌大小，边缘粗糙，刻痕新鲜。他拿起木牍走到门口，就着月光看。正面刻着那面无波的水镜，背面刻着两行字——水镜无形，照人而已。若有人问，就说渠水还在流。
王文欢把木牍翻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放进灶膛里。火烧了一会儿，木牍的边缘卷起来，焦黑，然后燃成一朵极小的火焰，又熄了。他盖上灶膛的铁盖，洗手，擦干，将铜镜从怀里取出挂在墙上，旁边是那根曹参削的新擀面杖和那把沾过血的拨火棍。
门外渠水声依旧，像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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