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南城郊的旧粮仓在战争最后一年被燃烧弹削去了半边屋顶,剩下的半边像一具被开了膛的巨兽骨架,斜插在荒草丛生的野地里。据说战后有人想把它改建成难民营,但周围方圆二里地没有水源,冬天灌穿堂风,夏天生蚊蝇,最终连最潦倒的流民都不肯住进来。于是它就这么荒着,日复一日,被疯长的蒿草和野藤蔓一层一层地缠裹起来,渐渐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沈渡一行人赶到的时候,东边的天际线刚刚翻出第一线鱼肚白。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不是木柴燃烧的那种焦香,而是谷物被烧焦之后发出的那种苦涩的焦臭——像一口烧干了水的锅底,糊透了。车灯的强光劈开晨雾,照出粮仓门口一辆侧翻的牛车。车轮已经散了架,辐条断成好几截,散落在车辕四周。拉车的老黄牛倒还活着,拴在门柱上,一双湿润的黑眼睛在车灯光里安静地反着光,鼻孔里呼出白色的雾气。
“车是死者自己的。”年轻警员举着登记簿,用另一只手电的光照着上面的记录,“年仲谋,六十八岁,光复前担任昭南民政署遣返事务科副科长。战后被开革公职,一直住在城东柳巷,靠养牛卖奶为生。昨天下午他赶车出门送牛奶,一夜未归,家人报的是失踪。”
“家人?”霍铮问。
“一个女儿,叫年小曼。”警员朝牛车的方向瞥了一眼,压低声音,“她说父亲这辈子谁也不欠,不该落到这个下场。”
霍铮没有对这个判断发表意见。他推开粮仓的铁门,门轴发出锈迹斑斑的哀鸣。
门内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收住了脚步。
粮仓的内部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高耸的穹顶下,堆积如山的麻袋一直垒到断壁的最高处,全部装满了陈年稻谷。有些麻袋已经腐朽破损,谷粒从裂缝里倾泻出来,铺了满地,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空气里那股焦糊味更浓了,几乎呛得人睁不开眼。
年仲谋的尸体躺在粮仓正中央的一片空地上。
他仰面朝天,身体僵直,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姿态安详得像一座刚入殓的遗体。嘴里塞满了生米,腮帮子鼓得变了形,米粒从嘴角和鼻孔里溢出来,在脸侧洒了一小堆。但他真正的致命伤在面部——双眼圆睁,瞳孔缩小如针尖,嘴唇发绀,面部肌肉呈现出一种痛苦的痉挛。那是窒息而死的典型体征。
米不仅仅是塞在嘴里。他的喉管和气管里也灌满了谷粒,像一只被强行填食的家禽。
“用生米堵住呼吸道,”霍铮蹲下身,用镊子从死者鼻孔里夹出一粒带血的稻谷,在灯光下转了转,“从填塞到窒息,至少需要五到十分钟。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是清醒的。”
“但他没有反抗。”林若薇站一旁的稻谷堆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整具尸体,“手没有被捆绑的痕迹,指甲里没有挣扎时留下的皮肤组织或者衣服纤维。如果他是被人按着灌米,不可能这么干净。”
“你的意思是他是自愿的?”
“我的意思是,凶手让他相信,吞下这些米是唯一的选择。”林若薇蹲下身,用手帕垫着手指,翻开死者右手。掌心里有几道平行的抓痕,是死前自己抓出来的——不是因为外力威胁,而是因为无法忍受的窒息痛苦时本能地想要撕开自己的喉咙。“但他忍住了,从头到尾都没有把米从嘴里抠出来。一个处在窒息边缘的人能忍住这样的本能反应,要么是有极大的恐惧,要么是有极大的信念。”
霍铮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向墙边。
粮仓的墙壁是裸露的红砖,上面常年附着谷壳和灰尘,黑乎乎的,像被涂了一层柏油。就在这层黑色的底子上,有人用木炭画了一头牛。
画的线条极为潦草,像是用尽全身力气一笔划成,炭屑嵌在砖缝里,有些地方的笔画粗得像在凿墙。牛的背上驮着一团不规则的火苗,火苗从牛头一直烧到牛尾,把整头牛裹成一个巨大的火球。火焰用红色砖粉涂抹,在晨光里呈现出一种干涸血迹般的暗褐色。
牛的眼睛是空白的——画者刻意在那两个眼眶里留了白,什么都没有画。于是那头燃烧的牛就失去了任何可以被定义为“生物”的特征,变成一件纯粹的容器,一张空白的脸,在火里被烧得干干净净。
“《地狱变》的结尾,”林若薇盯着那幅画,声音低得仿佛只是在自言自语,“良秀画完了地狱变屏风的最后一笔——牛车里的女儿被火焰吞噬,头发、衣服、皮肉,一层一层在火里剥落。他把这个场景画得如此逼真,以至于所有看到屏风的人都闻到了皮肉烧焦的气味。但芥川最后加了一笔:画完最后一笔的那个凌晨,良秀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了。”
“杀了人,然后自杀?”霍铮皱眉。
“良秀不是凶手。烧死他女儿的是他主人。”林若薇转过头,看着年仲谋的尸体,“但良秀从头到尾都在场。他站在火堆前面,看着自己的女儿被烧成灰烬,一边看,一边用笔把每一个细节画下来。他不是凶手,但他也没有救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他那支记录真相的笔,和放火者的火把,烧死的是一个同一个人。”
她走到画前,用手指虚指那头牛的眼睛留白处。
“凶手画这头牛的时候,特意留了眼睛不画。因为他想告诉我们,真正的火不在牛身上,而在于——看着火烧的人。年仲谋不是良秀。他只是那头被烧的牛。而真正应该被审判的人,凶手认为,还没有到场。”
霍铮点了一根烟,在烟雾后面眯起眼睛打量着林若薇和沈渡。他的目光在两个人之间来回移动了两次,最后停在沈渡身上。
“沈记者,你有什么看法?”
沈渡一直站在人群边缘,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握紧那把怀表。他的指尖已经冰凉到几乎感觉不到金属的温度。从踏进这个粮仓的第一秒钟起,他就在刻意避免去看墙上的画。因为他认得这个构图。他见过。
弟弟八岁那年的秋天,藤原医生从神户寄来几本画册,其中有一本是日本浮世绘的摹本集。苏暮寒最爱其中一幅——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被绑在烧红的铜柱上,四周是翻涌的火焰和狞笑的鬼卒。画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地狱变相图·焦热地狱”。弟弟把那幅画临摹了三遍。每一遍都把火焰画得更密一些,画到第三遍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火要是烧得足够大,就看不出人有没有在哭了。
“沈记者?”霍铮的声音提高了半度。
“我觉得林小姐说得对,”沈渡收回思绪,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凶手不是在惩罚年仲谋本人。年仲谋在他的叙事体系里只是一个角色。真正的戏在后面。”
霍铮缓缓吐出一口烟,目光仍然钉在他脸上。那种审问式的注视持续了大约五秒钟,然后他像是做出了某个决定,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转向年轻警员:“继续扩大搜索范围。粮仓周围半径五百米,任何可疑的脚印、车轮印、烟头、纸片,全部登记在册。”
警员应声跑出去了。粮仓里暂时只剩下三个人。
林若薇趁着这个间隙开始系统地查看墙上那些木炭画的细节。她沿着墙根走了一圈,最后在最北面那堵墙上停住了。这堵墙是整个粮仓保存最完好的部分,没有被火燎过的痕迹,砖缝里填的白灰还依稀可辨。在那片空白的墙面上,同样用木炭写着一行瘦硬的字迹。
“第三幕:饿鬼。”
字迹的风格和档案室那本《希腊棺材之谜》上的批注一致——潦草,但笔锋有力,横折的末端有用力过猛的拖笔,把炭条压断后在墙上留下一道刺目的划痕。
“前三幕都对应食物的缺乏,”林若薇掏出笔记本,边记边说,“第一幕空棺——棺材里没有尸体,对应的是‘空缺’。第二幕童谣杀人的每一个环节都和食物有关——士兵们在宴会上一个接一个死去,对应的是‘饕餮’。第三幕直接用粮食堵死呼吸——生米塞满口腔,对应的是‘饥饿’。”
她抬起头,目光在两个男人之间来回扫了一下。
“如果凶手真的在严格按照某种文学谱系作案,那他不可能没有更大的逻辑。空、食、饿——这三者加在一起,会导向什么?”
没有人回答。
霍铮走到年仲谋的尸体旁边,脱下自己的风衣,盖在死者脸上。风衣的下摆垂下来,遮住了那些洒在脸侧的谷粒。这个动作让沈渡有一瞬间的意外——在档案室的时候,霍铮对待顾秉渊尸体的方式完全是职业性的,冷静、疏离,像法医在翻弄一件标本。但现在他盖住死者面孔的手势里有一种几乎不像他的东西,一种笨拙的、不合时宜的尊严。
“你认识他?”沈渡问。
霍铮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依然背对着沈渡。
“我认识他的女儿。”他直起身,把手插回口袋里,声音平稳得几乎没有起伏,“年小曼在我小时候的同一个弄堂里长大。她父亲那时候还在民政署上班,穿着笔挺的制服,皮靴擦得比任何人都亮。每次他下班回家经过弄堂口,所有的小孩子都会围上去,因为他口袋里总装着糖果。不是一颗两颗,是一大把,分给每一个伸手的孩子。”
他顿了顿,像是在把某种汹涌的东西压回喉咙里。
“那一年大饥荒,他坐在遣返科副科长的位置上,手握着几万人的名单。名单上的每个人,去和留,都由他盖的那个章决定。但他口袋里装的不是糖果,是遣返令。”
粮仓里忽然安静得只剩下牛棚那边传来的老黄牛低沉的反刍声。
林若薇打破了沉默。“霍探长,我有个疑问。”她从墙边转过身来,用笔记本的一角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我们现在看到的三起案子,每一件都做得极其精密。凶手不但要提前踩点,掌握受害人的作息,还要在犯罪现场留下大量的文字和图像装饰,这需要很长时间。旧军营那堵墙,光是把一首完整的歌谣写满整个房间,就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但没有任何邻居听到动静,也没有任何人报告可疑人员出入。”
“你的意思是?”
“凶手要么能在这几个地方自由进出而不引起怀疑,要么就是这些受害者身边的人——他们的亲属、同事、或者别的什么有正当理由靠近他们的人。”她把笔记本合上,直视霍铮,“顾秉渊闭门谢客二十年,能把他半夜叫出门、让他穿着睡衣坐上自己的轿车跟着走的人,不可能是陌生人。钱伯庸也一样,他是半夜死在自家的,门窗都没有撬损痕迹,只能是他自己开的门。”
“年仲谋呢?”霍铮问。
“牛车。”沈渡开了口。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说话,但话已经出来了,“年仲谋赶着牛车出门送牛奶,结果牛车出现在粮仓门口,牛还活着。他不是被人绑架到这里的,他是自己赶着车来的。”
霍铮转头看他:“所以你觉得,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
“他们都认识凶手。”沈渡说,“而且他们都心甘情愿地跟着凶手走到那些地方去。没有人尖叫,没有人求救,邻居没有报警——他们不是被暴力胁迫的,他们是被一个他们信任的人,一个一个地引到死亡陷阱里去的。”
他说话的时候下意识把怀表在掌心里转了一下。那个动作极其微小,但林若薇的目光却像被牵引一样落在了他的口袋上。
“沈记者口袋里有东西在响。”她轻声说。
沈渡的脊背一紧。他没有把怀表掏出来,而是松开了手,让那个冰凉的金属物件滑进口袋最深处。“一个旧打火机。坏了。”
林若薇看了他大约三秒钟,那双井水般的眼睛里没有流露出任何判断,但她也没有追问。她重新把目光转向墙上的字迹,用一种几乎是无害的语调继续说道:“如果凶手是受害人共同的熟人,那么这十三个人的名单上,必然有一个共同的节点。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地方,曾经把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1943年的那场审判。”霍铮说。
“1943年的那场审判。”林若薇点头,“但审判本身只是结果。是什么把他们聚到审判席上的?是被审判的那些人——那些人的家属、后代、或者是那些因为那场审判而改变了命运的人。”
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边缘被剪成锯齿形,似乎是某本杂志的内页插图。照片拍的是1943年昭南特别军事法庭的台阶,一群穿黑袍的法官和律师站成三排,对着镜头微笑。和档案室柜子里那张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这张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
“昭南审判全体司法人员合影,摄于开庭首日。第一排左起:顾秉渊(审判长)、裴仲达(主诉检察官)、钱伯庸(翻译官)、宋谨言(书记员)。第二排右起第三位:年仲谋(遣返事务联络官)。”
四个人。三具尸体。
沈渡盯着照片,视线却不由自主地飘向照片边缘那个蹲在台阶下玩石子的小小身影上。这一版照片剪裁得比档案室那张更宽,可以看清那个孩子的全身——他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条纹棉袄,袖口挽了好几道,露出手腕上一块亮闪闪的东西。不是怀表。只是扣子。
他在心里松了一口气,随即又意识到这种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本身有多么荒谬。弟弟是生是死都还没有定论,他已经在害怕一个模糊的银光会暴露这个他甚至不知道是否还存在的人。
“这张照片是今天凌晨我从档案馆调出来的。”林若薇把照片放在桌上,“报案记录显示,同一张照片在所有三个案发现场都出现过。顾秉渊的档案室里那张压在镇纸下面,钱伯庸的被夹在那本《英日辞典》里,年仲谋的在牛车的座位底下被发现。”
“挑衅?”霍铮问。
“是邀请。”林若薇纠正他,“凶手不是想炫耀,是想让我们按照他设定的顺序,逐一找到这些死者。他不是杀了人之后逃离现场——他是在为我们铺设一条通往某个终点的路。”
她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张纸。一张昭南市的行政区划图,上面用红墨水标注了三个位置。
顾秉渊:档案室,城中心。
钱伯庸:旧军营贫民窟,城西。
年仲谋:旧粮仓,城南。
“如果按照这三个点在地图上的位置连线,”她用指尖在纸上缓缓画出一条弧线,“它们构成一段残缺的圆弧。圆心的位置——”
她的手指停在一个没有标注任何建筑的位置上。那里只有一片灰色的空白,旁边用极小的铅字印着两个几近褪色的字:“旧址”。
昭南特别军事法庭旧址。
霍铮一把拿起那张地图,盯着圆心看了片刻,然后把地图折起来塞进风衣口袋。他转身朝门外走去,皮鞋踩在稻谷上发出碎冰般的咔咔声。
“去哪?”林若薇追上去。
“回城。”霍铮没有回头,“既然凶手用三具尸体画了一个圆,圆心必然就是最后一具尸体的位置。我们必须在第四个人死之前赶到那里。”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住了脚步。沈渡跟在他身后,差点撞上他的后背。
霍铮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他的皮鞋旁边掉着一小片纸。不是旧报纸,不是剪报,也不是照片。纸片只有半个巴掌大小,边缘整齐,像是用裁纸刀切出来的。上面只有一行字,用铅笔写的,笔迹纤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掉。
“第四幕:饥饿纪念碑。”
霍铮抬起头,在晨光中看着沈渡。他的瞳孔因为某种迅速涌上来的念头而微微收缩。
“年仲谋的尸体通知家属了吗?”
年轻警员从门外探头进来:“霍探长,正要跟您汇报。年仲谋的女儿来了,就在车上。她说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您。”
霍铮三步并两步走出粮仓。警车旁边站着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上别着一朵白色的绒花。她的眼睛红肿,但神情异常镇定,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霍探长,我叫年小曼。”她的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昨天晚上有人往我家门缝里塞了这个。信封上写的是您的名字。”
霍铮接过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宣纸,展开之后大约三尺见方。纸上没有写任何字。只画着一幅铅笔素描——一个巨大的石砌纪念碑,碑身爬满了藤蔓,碑座上长满青苔。碑的正前面刻着一个空白的方框,里面什么都没有写,只刻着一行极小的字。
“献给所有饿死的人。”
沈渡的目光越过霍铮的肩膀,落在那行小字上。他的血一瞬间冻住了。他认得这幅画。他见过的——不是原画,而是它的摹本。1942年那个冬天,弟弟坐在难民收容所的角落里,借着窗外微弱的雪光,用铅笔在一张捡来的草纸上画过。那时候昭南正在经历那场夺走无数人性命的大饥荒。弟弟画完这幅画抬头对他说:“这个碑应该立在我们家门口。”
现在这幅画被人用更精确、更冷酷的笔法重绘了一遍,被塞进一个死讯传出来之前的门缝里,被交到了警察手上。
而画上的那个空白方框,像一只等待填入名字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着清晨里所有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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