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黑文州的秋天总是从雨开始。
凯恩·瓦尔德坐在退伍军人互助会地下室的最后一排,脊背靠着斑驳的水泥墙,右手无意识地转动着一枚已经磨光了纹路的军籍牌。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劣质咖啡的酸苦气息,头顶的日光灯管时不时眨动一下,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这间地下室曾经是圣约瑟教堂的储酒窖,如今被改造成了互助会的活动场地。墙上的十字架还在,但下面贴满了心理援助热线、就业培训广告和预防自杀的宣传单。坐在折叠椅上的男人们大多低着头,有些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有些则裹着廉价连帽衫,眼神涣散地看着前方正在发言的中年人。
“我叫保罗·萨利纳斯,我曾经在第十山地师服役。”发言者的声音沙哑而机械,像是在背诵一份早已写好的供词,“我已经四十七天没有碰酒精了。四十七天。”
稀稀落落的掌声响起,萨利纳斯木然地坐下。
主持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退役军医,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了最后一排:“今天有新朋友加入,有谁愿意分享吗?”
瓦尔德没有动。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倾诉,而是为了一个人——布鲁诺·道尔,前海军陆战队侦察兵,三天前在这个互助会上露面后就彻底消失了。
道尔是瓦尔德在海外服役时认识的,两人曾经在同一片沙漠里背靠背作过战。退伍后道尔搬到了纽黑文,在一家私人安保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偶尔会给瓦尔德发邮件,内容简短而琐碎,无非是抱怨工资太低,或者又梦到了那些不想梦到的东西。但两个月前,邮件突然断了。
瓦尔德花了两周时间追查,最后只找到一个地址和一条模糊的消息:道尔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这个互助会上。
“如果没有新朋友愿意分享的话——”主持人正要继续,地下室的金属门突然被推开了。
两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站在门口,雨水从他们的肩膀往下淌。他们的西装剪裁考究,皮鞋锃亮,和这间破败的地下室格格不入。第一个人身形高大,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像是在清点库存。第二个人则始终站在阴影里,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的公文箱。
“抱歉打扰。”第一个人开了口,语气礼貌但不带任何温度,“我们在找一位朋友,布鲁诺·道尔,有人见过他吗?”
地下室陷入一种古怪的沉默。
瓦尔德的手指停住了,军籍牌贴在他的掌心,冰凉的金属逐渐被体温焐热。他认识这种沉默,这是猎物嗅到捕食者气味时的本能反应。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是军人,他们的意识未必能反应过来,但骨头记得。
“互助会是匿名性质的。”主持人站起来,“我不能透露任何——”
“当然。”那人微微点头,嘴角勾起一个弧度,“我们理解。”
他没有再追问,转身离开了。第二个人紧随其后,公文箱在门框上轻轻碰了一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
门重新关上。
主持人愣了几秒,清了清嗓子试图继续。但瓦尔德已经站了起来,他从后门出去,绕到教堂侧面的小巷,刚好看到那两个西装男人钻进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灯亮起,照亮了车牌的蓝色底纹和一行白色的字母——私人注册,编号无法追踪。
瓦尔德记住了尾号。
雨还在下。
同一时间,十二英里外的纽黑文州最高法院大楼里,一盏台灯在堆满卷宗的办公桌前孤独地亮着。
埃琳娜·斯特林揉了揉酸胀的眉心,摘下眼镜放在案卷上。她的办公室狭小而局促,书架上的法律典籍塞得满满当当,墙角堆着几箱尚未归档的证据材料。窗外的雨敲打着玻璃,把城市的天际线模糊成一团橙黄色的光晕。
她是一名民事权利律师,专门代理退伍军人和低收入群体的案件。这份工作不赚钱,但总得有人来做。此刻她正在处理的,是一桩看似普通的非法解雇案——退伍军人马库斯·韦伯在服役期间受伤致残,被普雷斯科特私人安保公司雇佣半年后突然遭到解职,理由是“不符合岗位要求”。韦伯坚称自己受到了歧视,但普雷斯科特的法务团队拿出了一整套严密的绩效考核记录,将他的申诉挡在了仲裁门外。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韦伯在最后一次通话中提到的一句话。
“斯特林女士,我不是第一个。”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紧张而急促,“公司里像我这伤的老兵有好几个,每隔一两年就会走一个。走的时候都差不多,先是调岗,然后绩效不合格,最后人就没了。”
“没了?”
“就是联系不上了。我打过几个人的电话,全都停机。有一个叫布鲁诺·道尔的,以前是陆战队的,去年秋天离职,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埃琳娜当时正在做笔记,听到这个名字时,笔尖停顿了一瞬。
她把这段录音反复听了五遍,然后开始调阅相关的法院档案。过程比她想象的困难得多——普雷斯科特是一家拥有政府合同的大型安保公司,它的法务团队在州法院系统里的影响力远超一家普通企业。埃琳娜提交的几次调查令申请都被以各种理由驳回,有的法官声称“证据不足”,有的则干脆不批。
直到她发现了一个细节。
在过去十年间,纽黑文州至少有十二起退伍军人的失踪案被归档为“自愿失踪”或“推定自杀”。其中六个人,最后的工作单位都是普雷斯科特私人安保公司。另外三个曾在同一家私人医学鉴定机构接受过伤残评估。还有两个的社保记录在被注销后,突然出现了一笔来源不明的遗产转入。
埃琳娜把这些名字抄在一张便签纸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十二个名字,十二个曾经穿过军装的人,全部消失在无声无息之中。
今天下午,她终于等到了一个突破。
一位在退伍军人事务处工作的内部人士匿名寄来了一份复印件,是普雷斯科特公司人事部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备忘录的日期是两年前,标题只有一行字——“第8号资产转移确认”。
正文内容被大段涂黑,只有最后一段清晰可辨:“该人员已被移交至阿斯特庄园,合同编号ARC-0217。后续责任免除,档案按标准流程清理。”
阿斯特庄园。
埃琳娜知道这个名字。查尔斯·阿斯特,纽黑文州最富有的慈善家之一,阿斯特集团的掌门人,每年举办盛大的慈善晚宴,邀请政商名流出席,为退伍军人基金会募捐。媒体称他为“纽黑文的良心”,州长在公开场合叫他“老朋友”。
她把那份备忘录放进保险柜,锁好。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窗外的雨声渐渐稀疏。十二英里外,凯恩·瓦尔德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走着,衣领竖起来挡住寒风,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两个西装男人站在地下室门口的画面。他们不像是警察,也不像普通的私家侦探。他们身上有一种训练有素的气质,那种精确的、克制的暴力感,瓦尔德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次。
他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一间位于老工业区边缘的廉价出租屋,楼下是废弃的印刷厂,电梯永远是坏的,走廊里的灯有一半不亮。
打开门的那一刻,瓦尔德的身体条件反射般地进入了战斗状态。
房间里有人来过。
不是入室盗窃,来的那个人根本不想隐藏痕迹。桌上多了一样东西,一个军用规格的加密U盘,金属外壳被磨得露出了底层的钛色。U盘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行字,笔迹潦草而急促——
“他们选中了你。跑,或者反击。没第三条路。B.D.”
B.D. 布鲁诺·道尔。
瓦尔德把U盘插进电脑,屏幕上弹出了加密输入框。他试了一组数字——他们在海外行动时共用的安全码——密码锁开了。
文件夹里只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一份名单,按时间排序,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十年前。每个条目都包含一张照片、一个军籍编号和一个“终结日期”。他往下翻,看到了道尔的照片,终结日期那一栏是空的。再往下翻,是他自己。
凯恩·瓦尔德。编号终结日期:待定。
第二个文件是一段视频,画质粗糙,拍摄角度晃动。画面里是一片茂密的针叶林,月光穿过树冠洒在地面上,可以勉强看到几个人影在树林间穿行。他们穿着全套狩猎装备,手里端着步枪,姿态放松而自信。镜头转到其中一个人的脸上——模糊,但可以辨认出轮廓,颧骨突出,眼窝深陷。
正是今天下午出现在互助会地下室门口的那个男人。
视频的最后一帧定格在一棵树干上。树干上钉着一块金属铭牌,铭牌上刻着一个标志:一个被荆棘缠绕的权杖,下方是一行小字——
“荣耀归于猎手。”
瓦尔德盯着那个标志看了很久。
他认识这个符号。十年前,在海外,他所在的小队被派去执行一次所谓的“定点清除”任务。任务地点是一处偏远的山区庄园,目标据称是反政府武装的高级指挥官。但当他们突入庄园时,里面没有武器库,没有指挥中心,只有几间空荡荡的房子和墙上刻着的同一标志。
那场任务是个陷阱。小队遭遇了远超预期的火力阻击,十个人进去,只有三个人活着回来。而军方给出的行动报告里,那场失败的伏击被描述为“情报失误导致的常规交战”。
瓦尔德关掉视频,站起来走到窗边。雨水在玻璃上流淌,将城市的灯光切割成无数碎片的金色。楼下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引擎熄火,车灯关闭。
他知道那辆车里坐着谁。
瓦尔德把军籍牌塞进衣领里,冰凉的金属贴上皮肤。他打开衣柜最下层的抽屉,从一堆旧衣服底下取出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检查了弹匣,然后关上了抽屉。
桌上那张纸条的背面还有一行字,他刚才没注意到。
“互助会的人已经把你卖了。你所有去过的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清楚。游戏规则很简单——你有七十二小时。从他们第一次接触你的那一刻开始算起。”
瓦尔德看了一眼手表。
距离互助会地下室里那两个西装男人的出现,已经过去了四小时又十七分钟。
楼下那辆黑色轿车的车门打开了,两个身影走出来,不紧不慢地穿过马路,朝公寓楼的方向走来。
瓦尔德的嘴角肌肉抽动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熟悉的、危险的东西正在苏醒。
他伸手关了灯。
房间陷入黑暗,只有电脑屏幕上那行“荣耀归于猎手”还在发出微弱的、血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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