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北方邦台拉山脚下开始有人说起一个修表的外乡人。
他大概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深灰色外套，背着一个帆布包。他在山路边支了一张折叠桌，桌上铺着绿色台面呢，摆着镊子、放大镜、小螺丝刀和一排白色小瓷盘。桌边挂着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墨水写着“修表”两个字——字迹工整但没有任何装饰，和他的人一样沉默。
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问他，他就说“达斯”。再问别的，他就低下头继续修表，像是没听到。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渐渐习惯了把这个修表匠当作山路边一个固定的存在，就像那棵被雷劈过却还活着的歪脖子柚木，或者路边那座废弃了半边的印度教小庙。他修表的手艺极好，收费极低。有人送来一块停了三年多的老表，他接过去，拆开，用镊子在机芯里拨弄了几下，换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齿轮，表就走了。他从不催人取表，修好的表用纸盒装好，写上顾客的名字，整齐地码在折叠桌下面的木箱里。
每隔几天，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了好几道的画纸，展开，放在工作台旁边。画上是一座钟，钟面上的数字写错了顺序，1写成了7，12写成了21，指针指着六点十分。有好奇的顾客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他女儿画的。顾客说画得挺好的，把画拿过来仔细端详，他只是点点头，然后把画重新折好放进口袋。
山里的日子很慢。晨雾从峡谷里升起来时，他就支开桌子，开始修表。太阳落山时，他就收起桌子，走回自己租的那间石砌小屋。小屋只有一间房，一张绳床，一个铁皮炉子，一扇对着山脊的窗户。晚上他会在炉子上煮一壶茶，坐在窗边，看着远处台拉山脉的轮廓在夜色中渐渐模糊。偶尔他会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几页发黄的复印件——莫汉·库尔卡尼的第六封信。他不用看内容，每一个字都已经刻在他脑子里了，但他还是会拿出来，放在桌上，像放一个零件。
苏尼尔·库尔卡尼来过一次。
他在一个闷热的午后找到了那棵歪脖子柚木下面的修表摊。凯坦正在修一块老式的印度斯坦机械表，放大镜夹在眼眶上，镊子尖夹着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游丝。苏尼尔没有打扰他，就站在旁边等着，看他把游丝一圈一圈地盘进摆轮轴心里。
等凯坦把表壳合上，摘下放大镜，苏尼尔才开口。
“我去看了我父亲的坟。”
凯坦抬起头，擦了擦手上的机油。
“在巴拉里亚村后面的枣树林里。”苏尼尔说，“和我妈说的一模一样。坟头快塌了，石头上刻的名字也被风化得快看不清了。我重新垒了土，刻了块新石头。新石头上我多加了一行字——‘无罪者莫汉·库尔卡尼’。刻完我才想起，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叫他了。我小时候叫过他爸爸，后来二十几年叫不出口。现在他死了，我又开始叫了。”
凯坦给他倒了一杯茶。茶水是用山里的茶叶煮的，比拉文德铺子里那种煮了又煮的老茶新鲜得多。两个男人坐在折叠桌旁边，背后是层层叠叠的柚木林和峡谷深处传来的溪水声。
“你母亲怎么样？”凯坦问。
“还是老样子。风湿病好不了，但收到政府那笔赔偿金之后，房顶翻新了，不用再拿旧报纸塞墙缝了。”苏尼尔停了一下，看着凯坦，“那笔钱——我听说你留了金币给库里卡尼夫人，也留了钱给比朱的母亲。你自己的积蓄还有吗？”
凯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喝了一口茶，看着远处山脊上正在堆积的白色云层。
“雨季快来了。”他说，“路不好走。你要赶在天黑之前下山，今晚有大雨。”
苏尼尔没有再追问。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放在修表摊上——是一张照片，翻拍的，画面是二十多年前那个奠基仪式，莫汉·库尔卡尼站在人群边缘，半张脸被裁掉。苏尼尔把照片上父亲的脸部放大冲印了出来，让他不再只是画面边缘的半个影子。
“给你。”苏尼尔说，“你比我更该留着它。”
然后他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碎石路上渐渐远去，被峡谷里升起来的雾气吞没。
雨季来得比凯坦预估的更早。
连续下了五天大雨，山路被冲断了三处，村子之间的交通完全中断。凯坦被困在那间石砌小屋里，没法出摊修表。他把所有修好的表排在小屋唯一的桌子上，一块一块地重新检查，确保每一块都没有在潮湿天气里受潮。铁皮炉子烧着从屋后捡来的湿柴，冒着呛人的青烟。
第六天夜里，雨势最大。山洪从峡谷里咆哮而过，裹挟着碎石和断木，发出一种仿佛大地在撕裂自己的声音。石屋的屋顶有几处漏雨，凯坦用盆和桶接水，水滴在金属盆底敲出杂乱无章的节奏。风吹得窗户嘎吱作响，闪电把整座台拉山脉照得惨白。
米拉被撞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雨。
凯坦坐在绳床边，听着屋外的暴风雨，发现自己脑海里那个画面又回来了——不是米拉躺在公路上的画面，不是苏里亚·瓦尔玛站在法庭上的画面，不是任何和这起案件有关的画面。是他自己，在那个雨夜，蹲在女儿身边，雨水从伞的边缘滑落，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那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是唯一正确的。没有人可以指责一个父亲在女儿被碾死之后去追查凶手。但当他在这个暴风雨之夜独自坐在石屋里，看着雨水从天花板裂缝里滴落在搪瓷盆中，他第一次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他追的到底是什么？
他追到了真相。真相被法庭认可了。有罪的人被判了刑。无罪的人被释放了。正义——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正义——在程序意义上被实现了。但他此刻坐在这里，听着峡谷里山洪咆哮，感觉胸腔里那根被拧紧的发条并没有松开。它还在走。
他用了三个月拆掉苏里亚·瓦尔玛花了三十年搭建的系统。他赢了。但他赢的方式，和苏里亚控制棋盘的方式，有没有本质的不同？他利用库马尔的调查能力，利用了拉文德的愧疚，利用了阿米特的恐惧和负罪感，利用了迪帕克妻子的怀孕，利用了马丹·拉尔的自保本能。他把每一个人都当作齿轮，放进自己设计的那套精密传动系统里，然后一圈一圈地拧紧发条。他没有伪造证据，没有胁迫任何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文。但他用的是同一种思维——为了达到目的，把所有人变成零件。
复仇成功了。但复仇成功之后的那个空洞，没有人告诉过他该怎么填。
他从床边站起来，走到桌前，拧亮手电筒。手电筒的光柱照在桌子上那些修好的表上，每一块都在走，指针在不同的时间刻度上跳动，像一群互不相干的心跳。他忽然想起莫汉·库尔卡尼在第四封信里写的那句话——“身体不行了。肺里的毛病。药不够。我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出去的那天。”
库尔卡尼没有等到出去的那天。但库尔卡尼的信替他等到了。那些被压在铁皮柜子最底层二十多年的铅笔字，替他完成了复仇。凯坦只是那个把这些信送到法庭上的人。他不是主角。库尔卡尼才是。拉文德才是。那个用碎纸机烧坏了马达、最终交出供罪清单的马丹·拉尔才是。那个在贫民区里被迫签下认罪书却从未放弃清白这个念头的比朱·帕斯万才是。
他不是主角。他只是一个修表的，恰好拆对了几个齿轮。
凯坦把手电筒关掉，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雨声渐渐小了，山洪的咆哮退到了峡谷深处。窗外，台拉山脉上方的云层正在散开，露出一小片被洗过的星空。星星很亮，比维沙尔普尔的星星亮得多——那座城市有太多灯光，太久没人抬头看了。
天亮之后，凯坦把修好的表全部装进木箱，在箱盖上贴了一张纸条：“请转交各顾客。如有未取的，捐给村里需要的人。”他把折叠桌折起来靠墙放好，把那块写着“修表”的硬纸板翻过去，在背面写道：“此处不再修表。”
然后他背上帆布包，锁上石屋的门，把钥匙压在门楣下面的砖缝里。他沿着被山洪冲刷出深沟的碎石路往下走，布鞋踩在湿泥里，每走一步都陷下去一个浅浅的印子。雾气从峡谷里升起来，很快就把石屋吞没了。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库马尔不知道，苏尼尔不知道，比朱不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件事情：维沙尔普尔还有一些旧案没有重审。库尔卡尼的案子和米拉的案子是通过了，但马丹·拉尔那份清单上还有另外九起案件。有的已经过了追诉时效，有的还有。有的替罪者还活着，正在某个他不知道的地方蹲在铁栅栏后面，每天醒来时面对的是和自己无关的罪名。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许都有一个小时候磕豁过门牙的女儿，一个把数字顺序写错了却执拗地画下钟表的女儿。
一个老钟表匠，还能为这些人做什么？他不确定。但他口袋里有马丹·拉尔那份清单的复印件，每个名字、每个日期、每个案件的编号都清清楚楚。他还有库马尔调查报告的电子版，存在一只防水防摔的移动硬盘里，硬盘缝在他外套暗袋最深处。
沿着山路走到中午，他在一个岔路口停下来。左边的路通往台拉山脉更深处，右边的路通往山下的小镇，从小镇可以搭长途巴士回维沙尔普尔。
他站了很久。山风吹动他花白的头发，帆布包带被肩膀勒出了一道深深的褶痕。远处有人赶着水牛在田埂上走，牛的铃铛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
他最终迈出了脚步。不是往回走，不是去维沙尔普尔，也不是往山里更深的地方去。他沿着岔路口的第三条路——那条最窄最不起眼的小路——朝山脊的方向走去。这条小路通向哪里，地图上没有标注，路牌也没有写。也许通向另一个村子，也许通向一片被遗忘的枣树林，也许通向一条被拦截在乡道上的拖车，一辆蒙着防雨布的深色轿车，一排站在雨中的特区警员。也许通向一个还在铁栅栏后面等待的陌生人，一个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在某个旧文件袋里被绑定了的人。
雾气吞没了他的背影。布鞋踩在碎石路上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和山风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维沙尔普尔正在照常运转。新城区的高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贫民区的铁皮屋顶反射着炽白的光，滨海公路上的车流一如既往地奔涌不息。法院门口那幅画着钟表的壁画经过几次雨水冲刷，边角褪了些色，但指针还指着十点。有人在画下面放了一束花——白色茉莉，和凯坦放在路缘石旁边的那朵是同一种。
比朱·帕斯万在老家巴哈杜尔普尔村修了一间新的修车棚。棚子不大，比他在苏里亚纳加尔那间铁皮屋大不了多少，但门口的招牌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他自己的名字——不是犯人编号，不是嫌犯档案号，是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他母亲坐在棚子旁边的竹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毯子，看着儿子弯腰修理一辆破旧的摩托车。
阿米特·辛格在他父亲的建材公司做基层销售员。他的包庇罪被从轻处理了，理由是主动出庭作证且提供关键证词。他父亲仍然不和他说话，但公司里的人说，老普拉卡什最近在办公室里悄悄留了一份报纸，上面登着儿子在法庭上作证的照片。
马丹·拉尔的律师事务所关了门。卷帘门上贴着一张字条：“本所永久停业。”没有人知道马丹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去了一所法律学院当客座讲师，专门讲“律师伦理与职业底线”。也有人说他只是换了一个城市继续做律师，只是再也不打刑事案件了。
迪帕克·夏尔马的女儿在判决生效后第二个月出生了。他妻子带着女儿的照片去监狱探视，隔着玻璃举起那个襁褓中的小脸。迪帕克把手指贴在玻璃上，女儿不知道玻璃的存在，伸出小手朝他的方向抓了一下。
拉文德仍然在老城区阿南德巷的旧报铺子里。他把莫汉·库尔卡尼儿子的来信钉在墙上，和那份调查报告原稿的影印件钉在一起。铺子里的茶壶还是那个搪瓷茶壶，杯子还是那两个杯子。不同的是，现在时不时有人来敲他的门——不是来找茬的人，是来问旧事的人。年轻的记者，法学院的学生，还有那些在报纸上看到库尔卡尼名字之后从别的城市赶来的陌生人。拉文德一个一个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有时候说到夜深，茶壶里的茶续了又续。
苏里亚·瓦尔玛在维沙尔普尔中央监狱服刑。他的囚号取代了他曾经所有的头衔，牢房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他以前书房密室的四分之一。他每天放风时沿着监狱操场走圈，双手仍然习惯性地背在身后。和他在同一所监狱里服刑的囚犯中，有些人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认出他之后只是冷冷地看他一眼，然后继续干自己的活。
三个月的台拉山区生活之后，凯坦·达斯离开了那间石屋。但他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
后来有人在不同的地方见过一个修表的老头。一次是在北方邦东部靠近比哈尔边境的一个小镇上，一次是在尼泊尔台拉平原边缘的某个集市，又一次是在维沙尔普尔以北巴里普尔工业区的工人棚户区附近。每一次都是同样的装束——洗得发旧的深灰色外套，帆布包，折叠桌，绿色台面呢，写着“修表”两个字的硬纸板。每一次都有人看到他修完表之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画——画上是一座钟，数字顺序不对，指针指着六点十分。
但没有人在同一个地方见过他两次。他总是修完一批表就离开，从不留下地址，从不告诉任何人下一步去哪里。他就像一个被上了发条的人，沿着一条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路线，从一个齿轮走到另一个齿轮，从一块停走的表走到另一块停走的表。
偶尔有人问他，老师傅，你为什么不待在一个地方安度晚年？
他没有回答。他把镊子夹紧了一个新齿轮，对准轴孔，轻轻按下去。齿轮咬合时发出一声极细的咔嗒声，和它周围那些完好的齿轮一起开始转动。
那块表在他手里重新走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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