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沙尔普尔中央监狱坐落在城市东郊一片填平的沼泽地上。
监狱的外墙是那种已经看不出最初颜色的灰色，雨水和岁月在墙面上冲刷出层层叠叠的污痕，像一张被反复涂抹却从未洗净的脸。四角岗楼的探照灯在暮色中来回扫动，光束切开潮湿的空气，在铁丝网上投下交错的阴影。铁丝网顶端卷着生了锈的刀片刺绳，在风里发出细微的金属颤音。
凯坦·达斯在探视登记窗口前排了四十分钟的队。
队伍里大多数是女人——老母亲、年轻妻子、抱着孩子的姐妹。她们穿着廉价的纱丽或褪色的长袍，手里拎着塑料袋，袋子里装着水果、饼干、换洗衣服。没有人交谈。队伍沉默地向前蠕动，只有窗口后面那个穿制服的男人偶尔喊出一个名字，像在叫号，又像在点名一种已经被编号取代的身份。
轮到凯坦时，他把身份证从窗口递进去。窗口后面的男人看了一眼证件，又看了一眼他，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一个来自苏里亚纳加尔的钟表匠，要探视一个刚被关进来不到两周的肇事杀人犯。
“你和犯人什么关系？”
“同乡。”凯坦说。
男人盯着他看了两秒，然后把身份证推回来，扔出一张探视登记表。凯坦填了表，交出随身所有的金属物品——钥匙、硬币、那根钢丝探针。探针被放进塑料托盘时，安检人员拿起来端详了一会儿，凯坦说修表用的，对方便没有多问，把它和钥匙一起锁进了储物柜。
探视室是一间狭长的屋子，被一道从地面通到天花板的铁栅栏隔成两半。栅栏这边的探视者坐在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塑料椅子上，栅栏那边的犯人坐在同样固定在地上的铁凳上。每隔一米就有一个隔板，将空间切割成一个个半私密的笼子。墙壁上方的气窗开着，但进来的空气仍然带着漂白水和汗水的混合气味，浓稠得像是可以用刀切开。
凯坦在7号隔板前坐下。栅栏那头的铁凳还空着。他等了将近十分钟。
然后铁门开了。
比朱·帕斯万被带进来的时候，凯坦几乎认不出他。
前后不过十来天，他瘦了至少十斤。颧骨从皮肤下面凸出来，眼眶深陷成两个黑洞，嘴唇干裂了几道口子，其中一道还在渗着淡黄色的组织液。他穿着监狱统一的灰蓝色囚服，囚服太大了，挂在他身上像一只布袋套在竹竿上。他的手腕上有一圈青紫色的勒痕——那是戴过手铐之后淤血未散的痕迹。走路的姿势变了，不再是那个虽然穷但脊梁挺直的汽修工，而是一个时刻低着头、肩膀内收、仿佛随时准备挨打的人。
他在铁凳上坐下，抬起头，看到了栅栏对面那张从未见过的脸。
“你是谁？”比朱的声音沙哑而警惕，带着一种在监狱里只用了十天就学会的本能戒备。
“我叫凯坦·达斯。你不认识我，但你替我女儿顶了罪。”
比朱的表情在一瞬间凝固了。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接连闪过困惑、震惊、然后是某种被压抑在深处的愤怒。他的手指攥住了铁凳边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你女儿？”
“她叫米拉。十六岁。在滨海公路被一辆黑色萨哈拉撞死。开车的人是议员苏里亚·瓦尔玛的儿子拉詹·瓦尔玛。”凯坦一字一顿，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往一块石碑上刻字，“你没有做过的那些事，都是他做的。”
比朱没有说话。他就那么盯着凯坦，嘴唇在微微颤抖。十天来，他在审讯室里被威胁，在拘留所里被嘲笑，在监狱登记处被粗暴地推搡。他被迫承认自己碾死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孩，被迫在那些他看不懂的法律文件上画押按手印。他在铁栅栏后面蜷缩着入睡的每一个夜晚都在想一件事——那个死去的女孩，她的家人一定恨透了他。他们会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会朝他的照片吐口水，会在庭审时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词骂他。
但现在，那个女孩的父亲坐在栅栏对面，对他说：我知道不是你。
比朱的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他试图控制，但控制不住。那是一种从被压扁的胸腔深处涌上来的痉挛，不是哭，不是笑，是所有被强行塞进体内的委屈和恐惧终于找到一个出口。他用双手捂住了脸，指缝间漏出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气声。那种声音和哭泣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他已经没有眼泪了——十天里他流干了所有能流的液体。
凯坦没有说话。他就那么坐着，等着。他见过太多损坏的钟表，知道有些故障不能在齿轮还在转动的时候强行修理。你必须等它们停下来，等发条释放完最后一点能量，然后才能拆开外壳，找到断裂的地方。
过了好一会儿，比朱把手从脸上拿开。他的眼睛发红，但没有泪。
“我有个老母亲。”他开口了，声音低得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在老家。她不知道我在这里。她的腿不好，下不了床，邻居用我的钱给她买药。等她知道我在监狱里——”
“她知道。”凯坦说。
比朱猛地抬起头。
“我托人打听了。你的老母亲已经知道了。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她不识字。是迪帕克·夏尔马的人去老家找过她。他们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在谅解协议上按手印。”
比朱的脸扭曲了。那是一种凯坦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痛苦，不是愤怒，而是两者被拧在一起之后生出的一种更复杂、更致命的东西。
“她按了吗？”
“按了。”
比朱闭上眼睛。他的嘴唇在动，凯坦听不到他说什么，但看得出他在反复念一个词——可能是母亲的名字，可能是脏话，可能是在祈祷。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双眼睛里的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到底的绝望，和绝望底下正在缓慢燃烧的火焰。
“他们答应我，只要我认罪，就照顾我母亲。”比朱说，声音忽然变得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他们说她住的那间泥房子产权有问题，我不配合就会被强拆。他们说只要我在认罪书上按手印，就会修好她的房子，给她请医生，让她晚年有人照顾。我信了。我只能信——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凯坦等着他继续说下去。但比朱停了下来，像是在整理那些碎片化的记忆。
“你刚才说什么？那个开车的人是谁？”
“拉詹·瓦尔玛。苏里亚·瓦尔玛的儿子。他的副驾驶座上还坐着一个叫阿米特·辛格的年轻人。那辆肇事的黑色萨哈拉是辛格家族的，案发后不到十二小时就被报失——报失的签名是迪帕克·夏尔马伪造的。”凯坦把这些信息以修表匠报零件编号的速度清晰地列出来，“在你签下认罪书之前几个小时，他们在瓦尔玛宅邸的密室里制定了整个计划。马丹·拉尔负责法律程序，迪帕克负责抓捕替罪羊，苏里亚·瓦尔玛负责协调所有环节。”
比朱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只是一个修车的，不关心政治，不看新闻，不认识议员和律师。但他听懂了一件事——他不是撞错了一个人。他是被一群人，精确地、有预谋地、像选用一个标准零件一样选用了。
“你为什么会来找我？”比朱问，“你不恨我吗？报纸上写是我撞死了你女儿。”
“因为你和我女儿一样。”凯坦的声音变低了，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你们都是被同一台机器碾过去的。区别只是她被碾碎了身体，你被碾碎了名字。”
比朱沉默了。
探视室里其他隔板的交谈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女人的抽泣和狱警的呵斥。气窗外面传来远处岗楼上士兵换岗时的口令声，被风切成断断续续的音节。日光灯管的镇流器嗡嗡作响。但在这个隔板之间，时间像被冻结了。
“你能帮我做什么？”比朱终于问。
“两周后你的案子要开庭。速审程序。”凯坦说，“如果没有新证据，你会被判七年以上。但如果有新证据——如果有证据证明撞死我女儿的车不是你开的，你的供述是被胁迫的，你的认罪签名下面压着另一个人的指纹——那么案子就可以被推翻。”
“你有证据吗？”
“我有六封信。一个叫莫汉·库尔卡尼的人从这所监狱里写给他妻子的信。他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二十二年前，苏里亚·瓦尔玛的建筑工地发生了一起撞死两人的事故，库尔卡尼被选中当了替罪羊。他在信里写清了全部真相，然后在监狱里病死。他死的时候四十三岁。”
比朱的手指在铁凳边缘松开了。他直直地看着凯坦，眼睛里的绝望忽然裂开了一道缝，光线从裂缝里漏进来。不是希望——希望太奢侈了。是一种更锐利、更冰冷的东西。
“二十二年前他们就做过同样的事？”
“可能不止一次。库尔卡尼的信里提到了一个前调查官，叫拉文德。这个人可能掌握着从那时到现在的全部内幕。我接下来要去找他。”
比朱忽然向前倾了倾身子，额头差点撞上栅栏。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几乎只是嘴唇的翕动：“你要我做什么？”
“活着。”凯坦说，站起了身，“活着等我把证据带回来。你是他们选中的替罪羊——替罪羊活着，牧羊人就睡不安稳。”
探视时间到了。狱警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敲了敲隔板。比朱被从铁凳上拉起来，他转身朝铁门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回头看了凯坦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他最终没有说。
铁门关上了。
凯坦走出探视室，在储物柜取回自己的物品——钥匙、硬币、那根钢丝探针。他把探针插回外套内袋，背上帆布包，从监狱正门那道沉重的铁门下面穿过去。当他走出监狱的阴影范围时，暮色已经完全沉入了黑暗。
他沿着监狱外面那条狭窄的碎石路走向公交站。碎石路两侧是被推土机铲平的荒地，零星长着几丛耐旱的灌木。远处维沙尔普尔的灯火在低垂的云层下发出昏黄色的光晕，像一座巨大的熔炉在夜色中缓慢燃烧。
他走到公交站时才发现不对劲。
公交站旁边停着一辆灰蓝色的旧轿车。车灯是灭的，引擎是熄的，但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件灰布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上，露出一截深色的手臂。凯坦见过这截手臂——巴拉里亚村矮墙根下，那个靠着墙抽烟的男人。
凯坦的手指本能地滑向外套内袋。钢丝探针就插在左侧的皮革夹层里，距离他的指尖不到两厘米。他握住探针的尾端，把它悄无声息地抽出来，藏在掌心。
轿车驾驶座的门开了。那个瘦长脸的男人走下车，脸上的表情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不分明，但他的步伐是朝凯坦走来的。不是偶然相遇，不是擦肩而过。是目标明确地、一步接一步地缩短距离。
“达斯先生。”他开口了，口音带着北方邦东部特有的尾音上扬，“苏里亚·瓦尔玛先生想见你。”
凯坦站住了。他的手仍然放在外套内袋里，指腹贴在那根冰冷的钢丝上。
“我不认识他。”
“但他认识你。”瘦长脸男人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算不上微笑，更像是一条线被勾了一下，“他知道你去了巴拉里亚。知道你从库尔卡尼的老婆手里拿了些东西。也知道你今天来监狱看了一个不该看的人。”
凯坦没有动。他的大脑在以修表匠的精确度计算着每一种可能的反应——跑，这个人会追；喊，公交站周围没有人烟；跟他走，瓦尔玛家族有一千种方式让一个钟表匠消失在维沙尔普尔的底层。但掌心那根钢丝提醒着他另一件事：零件越小，越容易被忽视。
“苏里亚·瓦尔玛。”凯坦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语气平淡得像在读一个表盘上的数字，“他想在哪里见我？”
“在他的宅邸。车已经备好了。”
“现在不行。”凯坦说，“我今天还有一块怀表要修。约明天吧。”
他转身朝公交站的反方向走去。布鞋踩在碎石路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他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先是朝他走了两步，然后停住了。那个瘦长脸男人没有追上来，但也没有回到车里。
在他身后，发动机的轰鸣声迟迟没有响起。那辆灰蓝色轿车仍然停在公交站旁，车灯熄灭，像一只伏在黑暗中的动物。
他加快脚步，拐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巷道。巷道通向苏里亚纳加尔方向，他需要走将近一个半小时才能到家。这条路上没有公交车，没有出租车，没有行人。只有他自己越来越急促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
苏里亚知道他去了巴拉里亚。知道他拿了库尔卡尼的信。知道他见了比朱。这意味着凯坦的所有行动都已经暴露在对手的视野里。但这也意味着另一件事——如果他们这么急着想见他，说明他拿到的那些东西，确实能伤到他们。
帆布包里，莫汉·库尔卡尼的六封信叠着米拉的画。二十二年前的替罪羊和今年的替罪羊，隔着时间的栅栏，在同一个包里相遇。
夜风从贫民区的方向吹来，带着铁皮屋顶被太阳暴晒后残留的燥热气息，和远处海水的咸腥味。凯坦握了握口袋里的钢丝探针，加快了脚步。钟表匠要在天亮之前决定一个对策——但他至少已经在敌人动手之前，握住了他们最害怕的那个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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