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栩死在腊月二十三，小年的前一天。
消息是从京兆府狱中传出来的，说是畏罪自缢，用腰带在牢房栅栏上打了结，整个人挂了上去。发现的时候已经凉透了，舌头吐出来老长，眼睛半睁着，像是还有什么话没来得及说。
沈墨是在东市买墨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告诉他的人是周书吏，京兆府户曹那个矮胖汉子，两人在墨铺门口碰上了。周书吏刚从衙门散值出来，官袍还没换，袖口上沾着墨渍，脸上的表情介于幸灾乐祸和兔死狐悲之间。
“死得不是时候。”周书吏压低声音说，“他这一死，好多事就说不清楚了。”
“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贪墨军资那案子呗。王栩一死，线就断了。御史台那边查到他经手的几笔账目对不上，银子确实是少了，但银子去哪儿了，他不说，谁也不知道。”周书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左右看了看，声音压得更低了，“不过我跟你说，这案子没那么简单。王栩那个人我打过交道，胆子小得很，几万贯的窟窿他一个人填不上。他背后肯定还有人，只是现在人死了，线索全断。”
沈墨沉默了一会儿，把挑好的墨锭递给墨铺掌柜，付了钱，才开口道：“他家里人怎么办？”
“抄家了，还能怎么办。老婆孩子被赶到城外的尼姑庵暂住，听说连过冬的棉衣都没带够。造孽啊。”周书吏叹了口气，“不过话说回来，他死也就死了，裴侍郎倒是松了口气。”
“裴侍郎？”
“户部侍郎裴元济啊。王栩是他的副手，军器监采办那块一直是王栩在管，但签字画押的不少公文都经过裴侍郎的手。王栩要是活着，被审急了乱咬一通，裴侍郎也脱不了干系。现在人死了，一了百了。”
周书吏说到这里，忽然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多了，讪讪地笑了笑，拱了拱手说家里还有事，转身走了。沈墨看着他矮胖的背影消失在东市的人流中，将墨锭揣进怀里，牵上骡子往回走。
一了百了。
他在心里把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周书吏说得没错，王栩的死确实帮了裴元济一个大忙。但周书吏不知道的是，这本来就在沈墨的预料之中——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他要的结果。
王栩这笔账，他早就查清楚了。王栩确实是裴元济的白手套，军器监的亏空至少有六成进了裴家的私账。但王栩这个人有个致命弱点：他怕死，怕得要命。一旦被捕，他一定会在重刑之下把裴元济咬出来。而裴元济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所以裴元济一定会让王栩在开口之前闭嘴。不是裴元济亲自下手——他没那么蠢。京兆府狱中要一个人的命有很多种办法，而王栩也不是第一个在看押期间“畏罪自缢”的犯人。
沈墨要的就是这个。
因为王栩死得越冤，他留下的那张牌就越值钱。
那张牌现在就藏在观鱼纸坊的地窖里。
三天前，也就是王栩被捕的第二天，沈墨去了崇仁坊。崇仁坊是长安城里的胡商聚居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混杂而居，街上卖的是西域的葡萄酒、波斯的银器、大食的香料，连空气里都飘着一股混杂着乳香和胡椒的气味。这里不受长安坊市规矩的严格约束，鱼龙混杂，是三教九流打探消息最好的地方。
沈墨在崇仁坊有一间秘密租下的库房。他不是用自己的名字租的，用的是蜀中一个已经死了三年的商人身份。库房藏在一条窄巷深处，门外挂着锈迹斑斑的铁锁，看起来像是废弃已久。
他在这里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油灯，还有一整套抄纸用的工具。
那天夜里，他独自坐在库房中，就着油灯的光，用一片薄如蝉翼的特制纸，开始抄写王栩的罪证。罪证的内容他早已烂熟于心——三笔军器监的虚假采办账目，总额八万七千贯，全部经由王栩之手划拨到了裴元济暗中控制的两家商号。这些证据是他花了三年时间，在蜀中通过军器监的供货商一点一滴拼凑出来的。但更致命的不止这些。
更致命的是裴元济签字画押的几份批文。
批文本身没有问题，每一份都合规合法，签的是“准予采办”，盖的是户部正印。但沈墨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几份批文的日期，比军器监实际向商号拨款的日期晚了整整五天。也就是说，裴元济先拨款，后补批文。这在律法上不算是重罪，毕竟最终批文是有的。但如果在批文发出之前五天的空当里被人抓住了把柄，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沈墨花了一整夜，将王栩留下的那些零散账目碎片重新拼接，填补了所有逻辑上的空缺。他用蝇头小楷一笔一画地写，笔触工整到近乎偏执，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贯、文、分。他不仅要让这份罪证看起来像真的，更要让它在关键的地方有一两处微小的瑕疵，让读到它的人觉得自己发现了漏洞，从而深信不疑。
假的东西看起来总是太完美。真的东西才会有破绽。沈墨要的就是有人看出来之后，不相信这是伪造的。
当他写完最后一个字，将纸举到灯下晾干墨迹时，忽然想到一个词——题漏。
二十年前裴谂泄露了考题，那是“题漏”。今天他编造罪证栽赃裴元济，这不是题漏，却比题漏更致命。题漏毁掉的是一个人对别人的信任，而罪证毁掉的是朝廷对一个人的信任。信任一旦裂开，再怎么缝补，都会留下针脚。
沈墨将这份罪证用一种特殊药水泡过的油布包好，放在了库房的暗格里。他没有急着用，因为时机还没到。
他要等王栩的死讯在长安城里发酵几天。
他要等周书吏那样的人把闲言碎语传得到处都是。
他要等所有人都觉得此案疑点重重，却找不到破局之点。
到那时候，他会把这份罪证放到一个裴元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腊月二十五，长安城开始张罗过年。
西市的商铺纷纷在门口挂起了灯笼，红色的绢灯在冬日的薄阳下连成一片，看上去喜气洋洋。街面上的人比平时多了不少，有采买年货的，有从外地赶回来过年的，也有趁着岁末四处走动的。沈墨的纸坊生意冷清了一些——衙门过年封印，公文纸张的采购暂停——但他没有闲着。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让隔壁香料铺的胡商帮他从崇仁坊找来了一个落魄的粟特画师。画师叫康末离，四十来岁，因为酗酒被雇主赶了出来，现在靠给人画货签谋生，穷得连画笔都快买不起了。沈墨请他喝了一顿酒，又给了他五贯钱，让他画一样东西。
“画什么？”康末离问。
“一份文书的残片。”沈墨说，“要画得像是从火盆里抢出来的，边缘烧焦，有些字迹模糊不清，但关键的地方要能看得出来。纸上要画出一个人的名字和几行账目数字。名字写裴元济。数字照这个抄。”
他把一张纸条推过去。康末离看了纸条上的内容，手抖了一下。但他抬头看到沈墨的表情，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五贯钱够他活一个月，这个世上比命值钱的东西不多，但比钱值钱的事更少。
第二件事，沈墨去了裴府送第二批纸。
这一次他没有走侧门。裴绍卿之前吩咐过，往后再送纸直接从偏院后门进，不必通报。沈墨牵骡穿过那条窄窄的备弄时，发现府中的气氛比上次来时紧张了许多。几个下人聚在回廊下窃窃私语，见他经过便住了嘴。管家在正院那边大声吩咐着什么，声音透过几重院墙传过来，听不太真切，但语气焦急。
裴绍卿在书房等他。
少年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锦袍，头发用玉簪束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是要出门的样子。但他的脸色不太好，眼圈发青，嘴唇紧抿，像是一连几天没睡好觉。
“沈先生来了。”裴绍卿的语气比上次更客气了几分，称呼也从“你”变成了“沈先生”。沈墨暗暗记下了这个变化。
“公子要出门？”
“去一趟吏部。”裴绍卿说着，从案上拿起一卷写好的策论递给沈墨，“这是我昨日写的策论，你帮我看看。论的是科举取士之法，我总觉得结尾不够有力，你给我参详参详。”
沈墨接过策论，展开细看。裴绍卿的文章写得确实好，引经据典，条理分明，一看就是名士指点过的。但沈墨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策论中有一段论及“考官守密之道”，裴绍卿引用了开元年间的一桩旧事，大谈考官与举子之间应严守关防，杜绝私相授受。文辞慷慨，义正词严。
“写得很好。”沈墨将策论卷好交还，“公子这段论考官守密，尤为精彩。”
裴绍卿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但很快被愁容取代。“文章好有什么用，”他低声说，“这几日朝中又有人在翻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旧账。王栩那个案子，有人说跟我父亲有关，连带着把我也牵扯进去了。明年宏词科的考官要是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怕是对我不利。”
“公子多虑了。二十年前的旧事早已结案，令祖也已不在人世，谁还会抓着不放？”
“你不懂。”裴绍卿摇了摇头，“官场上的人心，比你想的复杂得多。有人就是见不得裴家好。我祖父当年在吏部主考，因为考题泄露一事被贬谪而死，那是被人陷害的。如今又有人想用同样的手法，把我父亲也拖下水。”
沈墨没有说话。
他低头看着案上一叠崭新的练字纸，那些纸是他三天前送来的，裴绍卿显然已经开始用了。纸面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的是策论，有的是诗赋，笔迹都还很新。沈墨的目光在其中一页上停了一瞬——那页纸上写着一首应试用的试帖诗，题目是《望终南山》，诗的末两句是“高处多冰雪，低枝有岁寒”。
他认得这句诗。
这是大中九年宏词科考试的试帖诗题之一，出自裴谂之手。二十年后，他的孙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了同一道题，写出了同一联诗。像是一个刻在血脉里的轮回，绕过了一代人的性命，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沈墨收回目光，面上没有一丝波澜。他对裴绍卿拱了拱手，告辞离去。
走出裴府侧门时，天色已经暗了。务本坊的坊墙上挂着几盏风灯，灯焰在腊月的寒风中摇曳不定，把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沈墨牵着骡子慢慢走过坊巷，脚下的积雪发出细碎的咔嚓声。
他走了不到百步，忽然停下来。
前方坊墙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人。
那人身材矮小，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灰布棉袍，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毡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沈墨刚想绕过去，那人忽然开口了。
“沈先生。”
声音沙哑，但语气里有一种奇怪的笃定，像是早就知道他会从这里经过。沈墨心中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淡淡地问了一句：“你是哪位？”
那人往前走了两步，抬手摘下毡帽，露出一张苍老而憔悴的脸。那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满脸皱纹，左眼下方有一颗豆大的黑痣，嘴角微微下垂，像是常年愁苦刻下的痕迹。沈墨不认识这张脸，但他认得那颗痣——裴府那个被拖走的老仆，在龙门宴上说过半句话的人。
“我叫崔安，”老者说，“二十年前在裴府做门房。我见过你母亲。”
沈墨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崔安像是怕他听不懂似的，又补了一句，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几乎被风吹散。
“她死的那天，我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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