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十一分,艾琳·瓦尔特被手机的震动声从浅眠中拽了出来。
她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屏幕,蓝光刺得她眯起眼睛。调度中心发来的坐标定位在新日内瓦东岸的月湖公园——那里是富人区的地标,湖岸两侧种满了从北欧移植过来的冷杉和银桦,每棵树的养护费用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两个月。艾琳去过那里两次,一次是某位对冲基金经理在家中猝死,另一次是一位科技公司创始人的游艇着火,两桩案子最终都以“自然原因”和“意外事故”结案,干净利落得让人起疑。
她套上工作夹克,从冰箱里抓了一瓶冷咖啡,开车驶入空荡荡的城市街道。
十月的夜风裹着湖水的腥味从半开的车窗灌进来。新日内瓦的街灯是暖金色的,柔和地打在人行道两侧的法国梧桐上,连影子都显得优雅。这座城市从来不允许自己显露出任何丑陋——哪怕是凌晨三点,路面也干净得像手术台,每隔五百米就有一块电子公告屏滚动播放着奢侈品广告和即将在日内瓦宫举行的慈善晚宴预告。精致。这是外来者对这座城市用得最多的形容词,艾琳曾在某本旅游杂志封面上看到过这样的标题——《新日内瓦:文明生活的终极样本》。
她从来不觉得这是个褒义词。
月湖公园的北入口已经被两辆警车封锁。蓝色的警灯在冷杉林间无声旋转,把树影切割成扭曲的碎片。艾琳向门禁处的年轻警员出示了证件,对方核对了足足十秒钟才放行。小伙子面生,应该是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看她时的眼神里还带着那种新人才有的紧张和兴奋。艾琳没说什么,径直沿着石板步道向湖边走去。
尸体被发现在湖岸的游船码头旁边,半浸在水里,上半身搁在木制栈道上,好像是从湖里爬出来之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探照灯的白光打在死者身上,艾琳在十米外就看出了问题。
那是一个男人。他的脸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皮肤光滑,额头宽阔,五官匀称,闭着眼睛的样子甚至称得上安详。但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像是被抽走了四十年的时间。手臂上的皮肤松弛皱缩,紧紧贴在细瘦的骨头上,手指关节因为严重退行性改变而扭曲成鸟爪状。艾琳走近蹲下,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按压死者的前臂肌肉,触感像按压一块晒干的海绵,完全没有活体组织的弹性。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她抬头问旁边站着的现场勘查员。
“体温和水温的条件综合来看,大约四到六个小时。”勘查员是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说话时目光一直停留在死者那张年轻得过分的脸上,“瓦尔特长官,您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脸和身体根本不像同一个人。”
她见过。但不在犯罪现场。她在法医期刊上读到过类似的病例报告——早衰症患者,细胞老化速度是正常人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但早衰症患者通常从童年就开始显现症状,面部也会出现典型的衰老特征。眼前这具尸体完全不符合这个规律。他的面部组织样本和躯干组织样本如果分别送到两个实验室,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来自同一具身体。
“运回法医中心,我要尽快做解剖。”艾琳站起身,摘下手套。她又看了一眼湖面。湖水漆黑如墨,远处对岸的别墅群亮着零星的灯火,那些灯光在微风中轻轻晃动,像一排安静的眼睛。
法医中心的解剖室永远弥散着福尔马林和消毒剂的混合气味。艾琳换上手术衣,戴上双层手套,在无影灯下开始工作。死者被仰卧放置在解剖台上,从胸腔和腹腔的线条来看,他生前体型很瘦,但骨架结构完好,没有外伤骨折的痕迹。她做了标准Y形切口,逐层分离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暴露出胸腔和腹腔脏器。
然后她停了下来。
肺脏。肺脏的颜色不对。正常的肺组织应该呈现出粉灰色的海绵状质感,但这具尸体的肺脏表面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点,斑点中心微微隆起,像某种寄生物在内部增生。艾琳用手术刀切开一个斑点,发现下面是一团高度血管化的异常组织,结构杂乱,既不像肿瘤,也不像炎症反应。
她用同样的方法检查了心脏、肝脏和肾脏。每一个器官都或多或少出现了异常增生,增生的组织形态各不相同——有些类似平滑肌,有些像是未分化的间充质细胞,还有一些她自己都无法归类。这不像任何一种已知的病理学模型。
艾琳取下组织样本,封装进无菌管,送到隔壁的基因分析室。值班的基因学家卡塔琳娜·穆勒正在显微镜前观察一批细胞切片,听到开门声头也没抬。
“这个时候你不在家里睡觉,就说明有麻烦了。”
“大麻烦。”艾琳把样本管放在工作台上,“我需要你对这些样本做全基因组测序,越快越好。”
卡塔琳娜这才转过来。她四十六岁,头发灰白,戴一副圆框眼镜,在基因鉴定领域有二十年经验。十年前她和艾琳合作过一桩连环案的DNA鉴定工作,那之后两人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她接过样本管,对着灯光看了看。
“这些组织来自同一个供体?”
“同一个。面部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身体器官的状态像是六七十岁。”
卡塔琳娜的眉头皱了起来。她没有再问,直接打开测序仪的样本舱,开始处理样本。艾琳靠在门框上喝着第二罐冷咖啡,看着卡塔琳娜操作仪器,两个人之间不需要多余的对话。机器的运转声在安静的实验室里格外清晰。
四十分钟后,测序仪吐出了第一组数据。
卡塔琳娜盯着屏幕看了两分钟,脸色越来越难看。她做了两次比对,又调出数据库中的参考序列重新跑了一遍分析。然后她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
“艾琳,”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不该在的东西听到,“这个人的基因片段里,有至少四个不同个体的DNA序列。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从父母各继承一套染色体,而是——怎么说——他的细胞里被硬生生塞进了别人的基因。而且这些外源基因片段之间的拼接方式,带有明显的人工编辑痕迹。”
艾琳握着咖啡罐的手指收紧了一下。
“你确定?”
“我确定。”卡塔琳娜把屏幕转向她。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碱基序列比对图,外行根本看不懂,但卡塔琳娜用红色高亮标注出来的几个区域异常清晰——那是几段不该出现在人类基因组中的重复序列,它们的排列方式整齐得几乎具有几何美感,自然界不可能产生这种东西。“这不是疾病,不是突变,不是偶然。这是用CRISPR或其他基因编辑工具刻意制造出来的。”
艾琳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一件事。”卡塔琳娜的声音更低了,她拖动鼠标,放大其中一段序列,“你看这一段。这段序列我已经在数据库里比对过一次,没有匹配。但它的侧翼序列,就是这些不参与编码的填充片段——我见过。”
“在哪儿见过?”
“七年前。”卡塔琳娜把眼镜摘下来,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了两下,“七年前有个失踪人口案,失踪者是诺瓦生命科技公司的一名研究员,叫马库斯·霍尔特。当时的案件没有找到尸体,但他的家属提供了他在实验室留下的个人物品,里面有一支他用过的牙刷。我们从牙刷上提取了他的DNA存档。他的基因序列里,正好有这一段侧翼标记。”
诺瓦生命科技公司。艾琳听过这个名字,新日内瓦没有人没听过。它是全欧洲最大的生物科技企业之一,总部坐落在城市北部的科技园区,一栋由玻璃和白色合金构成的流线型建筑,本地媒体喜欢称它为“诺瓦大厦”。这家公司的业务覆盖基因治疗、罕见病药物研发和个性化医疗方案,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一款针对遗传性肌肉萎缩症的基因疗法,售价高达一针两百万欧元。媒体对诺瓦的报道从不吝惜溢美之词——“以科技重塑生命”、“人类尊严的守护者”,诸如此类的口号铺天盖地。
但艾琳对这些口号天生不信任。她在法医中心工作了十五年,见过太多精美的包装里包裹的东西。
卡塔琳娜将她拉到一边,确认实验室的门关好之后才继续说:“马库斯·霍尔特失踪的时候,警方的调查报告非常草率。我私下打听过,他在失踪前三个月突然从诺瓦辞职,搬出了公司分配的公寓,住进了贫民窟边缘的一间出租屋。他的同事说他变得焦虑、失眠、反复提起‘实验失控’。但警方最后的结论是长期精神压力导致的自主失踪,没有进一步调查。”
“七年了,他的细胞为什么会出现在湖边的无名尸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卡塔琳娜重新把眼镜戴上,镜片反射着屏幕的冷光,“恐怕诺瓦生命不会主动告诉你。”
艾琳走出法医中心的时候,天色已经泛白。她坐在停车场的长椅上,打开手机查看邮件。收件箱里躺着三封未读——两封是垃圾邮件,第三封来自一个陌生的加密邮箱地址。她点开邮件,正文只有一行字:
“诺瓦生命在制造人类。”
没有署名,没有IP地址线索。艾琳盯着这行字看了半分钟,然后把手机收进口袋,发动了汽车。
新日内瓦的早晨依旧精致。洒水车安静地穿过街道,为每一片公共绿地送去精确到毫升的灌溉;跑步的人们穿着昂贵的高科技面料,沿着湖岸步道自律地前进;咖啡店的露台上,穿着考究的男女对着笔记本电脑讨论下一季的投资策略。这座城市像一块被打磨到完美的镜面,把一切丑陋、混乱和不可言说的东西严丝合缝地压在镜面之下。
艾琳知道,那面镜子已经开始出现裂纹。
她踩下油门,驶向城北的诺瓦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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