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在黎明前停了。
奥利维尔在泥泞中走了整整四个小时。他的靴子浸透了水，每一步都带着黏腻的泥浆发出咕叽的声响。斗篷的下摆沾满了泥点，变得沉重而冰冷。但他的手始终稳稳地握着导盲杖，杖尖敲击路面的节奏从未乱过。
那个跟踪者仍然跟在后面。
距离已经拉近了。从最初的两百步，到现在大约一百步。在雨声最大的时候，对方加快过两次脚步，似乎在试探奥利维尔是否还保持着警觉。但每次奥利维尔都会在同一时刻停下来，侧过头去，让对方明白——我知道你在那里。然后那个脚步声也会停住，像一只被手电筒照住的狐狸，僵在原地等待黑暗重新合拢。
这个人不擅长跟踪。他的呼吸太响了，脚步也缺乏耐心。奥利维尔甚至能听出他的体重和身高——大约一百四十斤，走路时脚掌外翻，右脚在泥地里留下的印痕比左脚深将近一倍。不是猎人，不是侦探，更不是职业杀手。更像是一个被临时派来监视他的仆人或者雇工。
他没有揭穿对方。在荒郊野外的深夜，一个盲人和一个跟踪者之间有一层微妙的默契——只要不点破，就相安无事。他需要在天亮前赶到韦尔纳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对付一个尾随者。
当东方开始泛白的时候，奥利维尔闻到了城市的气味。
那是煤炭燃烧后的硫磺味，马粪与稻草混合的发酵味，屠宰场传来的血腥和石灰，以及河港方向飘来的鱼腥和水藻。韦尔纳城是公国的首府，拥有四万人口，一座大教堂，两座监狱，和一座建在河岸边的法院大楼。城市的喧嚣像一锅沸腾的浓汤，各种声音搅拌在一起——早班马车的铁轮碾过石板路，报童在街角叫卖晨报，教堂的钟声敲了六下。
奥利维尔在城郊的一间廉价旅馆里换掉了湿透的衣服。旅馆老板是个寡言少语的寡妇，只问了一句要不要热水，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拎来了一只铜壶。奥利维尔用热水擦了脸和手，换上了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套干净衬衫。他的手指在扣纽扣的时候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朱利安·蒂博将在明天早晨被处决。
他只剩下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皮拉尔律师事务所位于法院街十七号，一栋四层的石灰岩建筑，外墙被煤烟熏得发黑。奥利维尔站在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嘈杂的人声——打字机的敲击声，办事员翻动纸张的沙沙声，还有几个男人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他推开玻璃门，导盲杖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
“请问皮拉尔律师在吗？”
前台的办事员停下手中的打字，抬起头打量了他一眼。奥利维尔能听到他的目光在自己空洞的眼睛上停留了两秒钟，然后迅速移开。“您是蒙塔涅先生？”
“是的。”
“皮拉尔先生正在等您。三楼左手边第二间，他会亲自开门。”
奥利维尔爬上楼梯。在三楼的走廊里，一扇门在他走到之前就被拉开了。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臂——力度很稳，手心干燥而温暖，拇指扣在他肘关节上方的位置，是一个标准的引导手势。
“请进，蒙塔涅先生。我是费尔南·皮拉尔。”
那个声音很年轻，不超过三十五岁，带着巴黎口音，语速偏快但咬字清晰。奥利维尔被领进办公室，身后的门被关上了，锁舌咔哒一声扣进门框。
“您的电话很及时。”奥利维尔坐进一把硬木椅子里，将导盲杖横放在膝盖上。“否则我现在还被困在拉莫尔庄园里。”
“是我打晚了。”皮拉尔绕到办公桌后坐下，椅子的弹簧在他身下发出一声疲惫的呻吟。他的声音里有浓重的黑眼圈，虽然奥利维尔看不到他熬夜后布满血丝的眼睛，但他能听出来——那种声音的质感，像磨损了边缘的砂纸。“最高法院昨天下午驳回了我们提交的人身保护令申请。雷纳尔院长亲自签署的裁定，理由是——‘申诉已超过法定时效，且申请人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原判的新证据’。我搭乘夜班火车从巴黎赶到这里，就是为了在行刑前最后一刻再做一次努力。但是蒙塔涅先生……”
他停顿了一下。奥利维尔听到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金属戒圈触碰胡桃木桌面发出低沉的共鸣。
“……说实话，我希望渺茫。”
“告诉我关于这案子的所有细节。”奥利维尔说，“从我离开韦尔纳之后发生的一切。”
皮拉尔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开始讲述。
他是在三年前接手这个案子的。那时朱利安已经在死牢里被关押了整整四年，他的母亲——一个目不识丁的洗衣妇——攒了四年帮人浆洗衣服挣来的工钱，雇了一个蹩脚的律师。那个律师除了写了一封满是拼写错误的申诉信之外，什么事情都没做。老妇人在绝望中找到皮拉尔，而皮拉尔当时只是一个刚从巴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在韦尔纳开了一间只有一张办公桌的事务所，靠着处理房产纠纷和离婚官司勉强维持生计。
“我本来不想接，”皮拉尔坦诚道，“这不是一桩能赚钱的案子。一个已经被定罪的杀人犯，毫无社会资源，家属连诉讼费都付不起。但我读完卷宗之后，发现了一个让我无法坐视不管的问题。”
“什么问题？”
“那把刀。”皮拉尔站起来，走到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纸张翻动的声音传来，片刻后他将一份文件放在奥利维尔面前的桌上。“这是庭审记录。警方的调查报告中说，凶器是一把厨刀，属于侯爵庄园厨房里的日常用具。刀刃长四寸，木质刀柄，上面刻有供应商的标记。这把刀在案发当晚被巡警队长布里松从现场提取，作为物证编号归档。但是——”
“但是它消失了。”奥利维尔说。
皮拉尔的呼吸停了一瞬。“您怎么知道？”
“我听你说‘发现了一个无法坐视不管的问题’。对一个命案而言，没有什么比物证丢失更大的问题。”奥利维尔的灰眼睛对上了皮拉尔的方向，“继续说。”
“没错。这把刀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三个月，从警局的物证保管室里消失了。没有任何借出记录，没有被销毁的批文，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它的去向。最可笑的是，当我两年前正式提出调取物证申请时，韦尔纳警局的回复是——‘因地下室水患导致部分旧档案损坏，相关物证已无法查找’。一桩命案的凶器，就这么凭空蒸发了。”
奥利维尔的手指在导盲杖上收紧。“你没有追究？”
“当然追究了。”皮拉尔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丝愤怒，“我向法院提交了三次动议，要求对证据保管失职进行调查。每一次都被驳回。每一次驳回的理由都不相同——第一次是程序瑕疵，第二次是时效问题，第三次他们直接援引了《刑事终审法》第七十四条：‘经终审裁定后的案件，不得以程序性事由再次提出异议’。他们用法律的条文为我筑了一道墙，而真相就藏在那堵墙的后面。”
“《刑事终审法》第七十四条，”奥利维尔低声重复了这条法律的名字，“就是这条法律让最高法院驳回了你的人身保护令申请。”
“是的。”皮拉尔的声音忽然泄了气，像一个被放掉气的皮球。“再加上雷纳尔院长——他最近正在接受议会的质询，因为他领导下的最高法院被指责过于同情罪犯。他需要一桩案子的严苛判决来重塑权威形象。朱利安这个案子，一个已经拖了七年的死刑犯，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祭品。一个底层园丁的命，不值得他为了抽象的公平原则而得罪整个司法系统。”
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
奥利维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一片他昨晚从琴房里偷偷带走的羊毛毡垫，是从钢琴的音锤旁卸下来的。羊毛毡上浸透了那架埃拉尔琴的气味：烟草、威尼斯软膏、樟脑、还有干涸的血迹的残余铁锈味。他将毡垫放在皮拉尔的办公桌上。
“这是什么？”
“从拉莫尔伯爵的钢琴里取出来的。”奥利维尔说，“七年前我在侯爵书房里闻到的气味，就封存在这架琴里。杀死侯爵的人，和拥有这架钢琴的人，是同一个人。埃德蒙·德·拉莫尔伯爵——他不仅是侯爵的表兄，还是侯爵遗产的主要继承人，而且他在案发后刻意隐瞒了自己与侯爵的亲缘关系。你的物证丢了，但真正的物证一直在伯爵自己的客厅里，等着有人能闻出来。”
皮拉尔沉默了很久。
“伯爵，”他缓缓说，“是公国上议院议员，与雷纳尔院长私交甚密。去年他还在巴黎最高法院的年度晚宴上，作为贵族代表致辞。您知道您在指控谁吗？”
“我在指控一个杀人犯。”
“凭一样东西。”皮拉尔的声音拔高了半度，“一块钢琴垫子上的气味！蒙塔涅先生，您是一个盲人，您不能出庭作证，您不能指认物证，您甚至无法确认这块毡垫是在哪一年染上这个气味的。就算我们把这东西提交法庭，对方律师只需要三十秒就能让它变成废纸——气味鉴定？公国的司法体系根本不承认气味证据！”
“我知道。”奥利维尔的声音出奇地平静，“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不是为了把这块毡垫呈上法庭，而是为了找到伯爵无法销毁的证据。你手里有三年的卷宗，你知道这个案子所有的薄弱环节。告诉我，如果伯爵真的是凶手，他最害怕什么样的证据浮出水面？”
皮拉尔没有立刻回答。他开始在办公室里踱步，皮鞋底敲击木地板的声音在房间里来回游荡。然后，他忽然停了下来。
“土地交易文件。”
“什么？”
“科维尼亚克侯爵死前正在调查一笔土地交易。他怀疑自己的地产管理人——一个名叫杜瓦尔的人——与外部势力勾结，伪造他的签名将家族祖产低价转让。我在调查中偶然发现了一份侯爵遇害前两个月写给他律师的信件抄本，信中提到：‘德·L先生在这件事上的角色令人不安’。德·L先生——De L——拉莫尔伯爵名字埃德蒙·德·拉莫尔的首字母正是D和L。侯爵在遇害前，已经怀疑他的表兄参与了土地造假。”
奥利维尔站起身。“那封信在哪里？”
“原件在一场火灾中被烧毁了。”皮拉尔的声音低沉，“至少，火灾报告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查到过另一条线索——土地交易的最终受益方是一个叫做‘索洛涅投资公司’的实体，注册地在卢森堡。我写信去索要股权文件，但他们回复说所有档案都在一次‘例行销毁’中被处理掉了。”
“有人在系统地销毁证据。”奥利维尔说。
“是的。七年来，每一个可能指向伯爵的线索都会在追查的最后一刻消失。物证、信件、公司档案——就像有人在雨里跟在你的身后，把你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抹掉。”
奥利维尔的身体僵住了。
“你刚才说什么？”
“抹掉脚印——”
“不是这句。”奥利维尔的手握紧了导盲杖，指关节发出嘎吱的响声。“跟在你的身后。你说，有一个人，跟在你的身后。”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但奥利维尔已经站了起来。他转过身，面向办公室的门——那扇他进来时被皮拉尔亲自锁上的门。他的耳朵捕捉到了门外走廊里的声音：前台的打字机还在敲击，办事员在接电话，二楼有人在搬动文件柜——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然而就在这些日常噪音的深处，夹杂着一个极细微的声音——走廊尽头的楼梯口，有一个人，踮着脚尖，正缓慢地朝这间办公室移动。软底布鞋与橡木地板之间发出几乎无法察觉的摩擦声，每一步都放得很轻，但不够轻。
那个跟踪者。
他从拉莫尔庄园一路跟到了韦尔纳城。他跟着奥利维尔走进这家旅馆，又跟着他来到皮拉尔的律师事务所。
“外面有人。”奥利维尔压低声音。
皮拉尔愣了一下，然后猛地冲向门口，拉开了门。
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楼梯口的门还在轻轻晃动，发出微弱的吱呀声。
“没有人。”皮拉尔松了口气，“也许只是哪个办事员——”
“那不是办事员。”奥利维尔打断了他，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寒意。“他从庄园一路跟着我走到这里。他穿着一双软底布鞋，右脚比左脚重，走路时脚掌外翻。他和你我一样，对这桩案子有着不同寻常的兴趣。”
皮拉尔慢慢关上门，重新锁上了它。当他转过身来时，他的声音变了——变得更低、更急促，像是在害怕墙壁会长出耳朵。
“蒙塔涅先生，如果伯爵真的派人跟踪你，那就说明他已经知道了您的意图。您在庄园里对他说过那些话——他知道您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您今晚不可能再回到庄园去寻找证据。他会杀了您。”
“那就不要回去。”奥利维尔平静地说，“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
“什么路？”
“布里松。”
“巡警队长布里松？他已经退休六年了。据我所知，他退休后搬到乡下去了——”
“他是七年前第一个到达案发现场的人，”奥利维尔打断了他，“是他从书房里取走了那把刀，也是他把五个嫌疑人排成一排让我去辨认的。如果那把刀后来从物证室消失了，布里松一定知道些什么。要么是他参与了掩盖，要么就是他被什么人威胁了。不管是哪种情况，他都是这堵墙上唯一的裂缝。”
皮拉尔沉默了片刻，然后走回办公桌，从抽屉里翻出一本厚厚的文件夹。纸张的沙沙声持续了大约三十秒。
“找到了。”他说，“布里松住在韦尔纳城东大约六里远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叫做莱桑德的小村子。我手上有他的地址。但是蒙塔涅先生——距离明天早晨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我们坐马车来回去莱桑德就要两个小时。如果布里松拒绝开口，或者他已经死了，或者他根本不知道任何有用的信息——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奥利维尔拿起导盲杖，杖尖朝下，对准了门口的方向。
“那我们就从布里松的嘴里撬出真相。”
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薄薄的冰层覆盖在深不见底的水面上。皮拉尔注视着这个盲人调音师站立的姿态——脊背挺直，肩膀平稳，像一个正要走进暴风雨里的人。他什么都看不见，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前路的凶险。
而在走廊尽头的楼梯口，一双穿着软底布鞋的脚，正在小心翼翼地走下一级又一级楼梯，向大门口移动。
那双鞋底沾满了来自城郊泥路的红褐色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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