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具尸体坐在一辆银灰色豪华轿车的驾驶座上，姿态僵硬而端正，仿佛只是等红灯时睡着了。
埃琳娜赶到萨瓦诺私人仲裁中心地下停车场时，现场已经被封锁。艾德里安·兰道的后脑勺靠在真皮头枕上，双目半睁，嘴唇微张，像要说什么话却没能说出口。一根黑色的万宝龙钢笔穿过一份折叠整齐的合同，钉入他左侧第四根肋骨之间。法医卢卡斯后来测量了钢笔刺入的角度——斜向下四十五度，精准地避开了肋骨的保护，直入心室。这需要力量、冷静，以及相当程度的解剖知识。
那份合同与第一起案件相同，是一份标准格式的雇员强制仲裁协议。在签名栏旁边，同样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服从即正义。
埃琳娜蹲在车门旁，凝视那行字。技术组的笔迹比对已经确认，第一现场的血字出自马库斯·沃克之手。如果这行字也是他写的，那么他现在已经从嫌疑人变成了连环杀手。如果这不是他写的，那么情况更糟糕——有人在模仿他，或者有人在指挥他。
“死者艾德里安·兰道，五十一岁，萨瓦诺私人仲裁中心首席法务主任。”霍尔特翻着手里的资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不想惊扰某种潜伏在场内的东西，“这个机构专门为企业提供外包仲裁服务，说白了就是帮大公司搞定那些不肯乖乖接受仲裁的刺头。兰道本人经手的仲裁案有一千多件，裁定企业胜诉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三。他有个绰号，叫‘闭门枪’，因为只要他出庭，雇员的诉求基本就是一枪毙命。”
“他和莫罗有交集吗？”
“同一个圈子的人，橡树港企业法务俱乐部，每年在观澜酒店聚餐两次。但他们之间还有一层更直接的联系。”霍尔特调出一份三年前的新闻存档，“集体诉讼转仲裁案。易租通的四十七名前雇员最初是想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的，代理他们的是一个公益法律组织。但案子被移送到仲裁庭，主持仲裁的就是兰道本人。他用七天时间驳回了全部请求，然后裁定原告方承担全部仲裁费用。”
埃琳娜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她忽然觉得地下停车场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一层氧气，沉闷而窒息。同一个案件，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相隔三周在同一个城市被杀。这不是随机作案，这是有计划的清算。
她走回警车旁，打开车载终端，调出马库斯·沃克的完整档案。档案显示，沃克在败诉后先后被强制执行了三笔债务：仲裁费、诉讼费，以及易租通反诉名誉损害获得的精神赔偿金。他失去了位于东区的公寓，失去了银行账户，失去了驾驶执照。他的妻子在仲裁结果下达两个月后提出离婚，带着六岁的女儿搬去了外州。沃克最后一条可以追踪的公共记录，是六个月前在柞木公屋区临时庇护所登记入住，但在三个月前就消失了。庇护所的管理员在备注栏写道：“他说他要去找一条不用签字的出路。”
“查过他的银行记录了吗？”埃琳娜问。
“冻结了，冻结之前余额为负数。信用卡全部被注销。公共交通卡最后一次使用是两个月前，乘坐九号线从柞木公屋区到橡树港北站。”
北站。社区学院就在北站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
埃琳娜叫技术组调取北站周边所有公共监控，然后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霍尔特从另一侧上车，把两杯热咖啡放在杯架上。他们没有说话，这种沉默是搭档多年磨合出来的默契——此刻不需要讨论，只需要行动。
磁浮车驶出地下停车场时，埃琳娜的通讯器响了起来。是警署指挥中心转接的电话，来电号码被标注为“未知”。
“克罗斯探员。”
她听出那个声音。低沉、平稳、每个音节都像是用天平称量过的。阿利斯泰尔·格雷夫斯。
“教授，现在是主动联系警方的好时机吗？”
“我对第二个死者深表遗憾，”格雷夫斯没有理会她语气中的讽刺，“但我想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个信息。马库斯·沃克曾经在课堂上写过一份自由联想日记，内容涉及他对艾德里安·兰道的看法。我清理教室时找到了这份材料，如果你需要，可以过来取。”
“为什么之前没有提到这份材料？”
“因为我之前并不知道兰道先生死了。我在新闻上看到他的名字才想起这本日记。”格雷夫斯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无可辩驳的数学公式，“另外，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第一次来访时，对我的模拟实验设备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那台机器是模仿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设计的，但我在程序中加入了一些改良。它不再是简单的电击按钮，而是一套完整的角色扮演系统。被试者扮演惩罚者，他们需要对一个虚拟的目标施加递增的惩罚。但与经典实验不同的是，我的被试者知道目标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们被告知，那些目标是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仲裁员、律师、雇主，而且实验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们理解被压迫者的道德困境。”
车子猛地刹停。霍尔特手里的咖啡溅了一片在挡风玻璃上。
“你说什么？”埃琳娜的声音压到了最低，“他们知道目标是真实存在的人？”
“当然。这是实验设计的核心部分。如果你不让被试者面对真实的仇恨对象，你怎么能够测量服从与道德的阈值？不过请放心，所有的惩罚指令都是模拟的，被试者在实验过程中并不会真正接触到目标人物。我只是在探索他们心里那道防线的位置。”
“你是在诱导他们杀人。”
“你错了，克罗斯探员，”格雷夫斯的语气第一次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锋利，“我是在教他们认识自己。一个人是否选择跨越那条线，取决于他内心的道德结构，而不是我的实验设计。如果你想让鱼知道你放了多深的水，你不能只把它放在浅滩上。你必须把鱼线放到底。”
埃琳娜挂断了电话。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
霍尔特从纸巾盒里抽出几张纸擦拭洒出的咖啡，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车子重新启动，开往社区学院方向。
“他说得有道理，”霍尔特终于开口，“在法庭上他可以说得通。实验参与者是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所有的惩罚都是模拟的，至于参与者拿着模拟中获得的仇恨感去干了什么，他的确不用负法律责任。这个人把界限算得死死的。”
“比兰道签过的任何一份仲裁协议都精密。”埃琳娜盯着前方的路面，“他不用杀死任何人，他只需要把鱼放下去，然后安静地坐在岸边等待咬钩。”
车子到达学院门口时，她的通讯器再次震动。技术组发来了马库斯·沃克的面部识别匹配结果，过去两个月内，沃克曾在社区学院附近的三处公共摄像头中出现过，每次都在深夜，每次都是独自一人。最后一张图像拍摄于四天前，也就是莫罗被杀的前一天。画面里，沃克站在艺术楼地下室的入口处，侧脸对着镜头，嘴角没有表情，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纸张。
图像分辨率被放大处理后，可以依稀辨认出那张纸上的文字。那是另一份仲裁协议，但下方的签名栏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不是莫罗，也不是兰道。
是一个她在不到一小时前刚刚听见过的名字。
一个她此刻正要去找的人的名字。
“掉头，”埃琳娜说，“去格雷夫斯家里。”
霍尔特没有问为什么，直接猛打方向盘。车子在地面划出一个焦黑的弧线，朝着城市的另一端疾驰而去。埃琳娜把那幅面部识别图像固定在屏幕上，用两根手指放大马库斯·沃克手中那张纸。签名栏的名字清晰可读，笔迹流畅而优雅，全然不像是被胁迫所写。
阿利斯泰尔·格雷夫斯。
那个站在岸边等待的人，自己也签下了一份死亡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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