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港社区学院的灰白色教学楼群蹲踞在城市北郊的丘陵地带，像一群被时间遗忘的巨兽尸骨。
埃琳娜把磁浮车停在一棵枯死的橡树下时，天刚完全亮透。晨光无力地铺在碎裂的水泥路面上，一群灰鸽子在垃圾箱旁争抢半块发霉的面包。这所学院在二十年前曾经辉煌过，但在阿美瑞克合众国削减公共教育预算的浪潮中，它被逐年抽干了血液，如今只剩下一具摇摇欲坠的骨架，靠着廉价的成人教育课程苟延残喘。
她穿过空荡荡的中央走廊，脚步声在脱落的瓷砖之间回荡。走廊两侧的公告栏上贴满了泛黄的招生广告，那些笑容灿烂的年轻面孔早已成为档案室的旧照片。教务处的门虚掩着，她推门进去时，一个戴着厚片眼镜的中年女人从电脑屏幕后面抬起眼。
“我是橡树港警署重案组的埃琳娜·克罗斯。”她把证件亮出来，“我需要查看你们秋季学期的全部旁听生记录，特别是这门课。”
她把那张从莫罗书房找到的旁听证复印件放在桌上。
教务主任眯起眼睛看了看，嘴巴抿成一条细线：“权威与道德。这是格雷夫斯教授的课。有什么问题吗？”
“有学生死了。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门课的旁听证。”
教务主任的脸色没有变化，但她摘下眼镜的动作暴露了心底的不安。她用一块麂皮慢慢擦拭镜片，然后重新戴上，才开口说话：“阿利斯泰尔·格雷夫斯教授不是我们的常任教员。他是三年前以外聘学者身份加入的，开设这门选修课。选课的学生不多，通常只有八九个，基本都是成年人。大多数是在职进修的社会人士，有些是经历过官司或者劳务纠纷的。格雷夫斯教授似乎对这类学生有特别的吸引力。”
“吸引力？”
“他能理解他们。至少那些学生是这么说的。”教务主任顿了顿，“他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曾经在纽黑文大学任教，后来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具体原因学校没有被告知，我们也从不追问。社区学院嘛，能留住学生就是一切。”
埃琳娜记下这些信息，然后要求查阅这门课的全部学员档案。教务主任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从档案柜里抽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里面装着八份申请表，每份都附有照片和一页手写的个人陈述。
她快速翻阅。第一份是马库斯·沃克，申请表上的住址栏已经被墨线划掉，旁边用铅笔补了一行新地址：柞木公屋区三栋临时庇护所。第二份是一个名叫莉娜·科尔的女人，三十岁，前零售店员，因为工伤被雇主用强制仲裁条款剥夺了诉讼权利，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第三份是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申请理由那栏只写了一句话：“我想知道为什么坏人总能赢。”
其余的学员也大致相似。全部都是仲裁制度的受害者，全部都在被主流社会排斥后，带着某种沉甸甸的愤怒来到这间教室。
埃琳娜抬头问：“格雷夫斯教授现在在哪儿？”
教务主任指了指窗外：“穿过足球场，艺术楼的地下室。他把教室设在那儿，说是需要一个安静的不受干扰的环境。”
艺术楼的地基低于校园的其他建筑，像一座被泥土半埋的坟墓。埃琳娜沿着湿滑的台阶往下走，越往下空气越发阴冷。地下室走廊里只有一盏日光灯在间歇性地闪烁，墙壁上刷着褪色的米黄色涂料，剥落处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走廊尽头是一扇铁门，门上没有任何标识。
她敲了敲门。片刻后，门被从内拉开。
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大约五十五岁，高而瘦，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开衫，灰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拢，露出一张棱角分明却毫无攻击性的面孔。他的眼睛是一种极淡的蓝色，像冬天结了薄冰的湖面，看人时带着一种穿透性的审慎。那双眼睛打量了埃琳娜三秒，然后男人微微点头，嘴角扬起一个恰如其分的微笑。
“克罗斯探员，久闻大名。请进。”
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却知道她的名字。
埃琳娜没有流露惊讶，只是跨过门槛，走进那间教室。教室不大，四张长桌拼成方形，周围散放着八把折叠椅。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只在正前方的白板上贴着一张大幅的心理学术语图表，标题是“服从行为的层级模型”。最让她注意的是墙角的那台仪器——一个金属控制台，上面布满了旋钮、开关和刻度盘，旁边连着几根电缆和一个类似头戴式耳机的装置。
“那是用来做什么的？”她问。
“学习工具，”格雷夫斯走到控制台旁，轻轻抚摸其中一个旋钮，“在课堂上，我偶尔会让学员体验一个经典的服从实验模拟。他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权威者、执行者、观察者——通过这种角色扮演，他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道德边界的构成。当然，一切都是模拟的。我使用低压电流模拟惩罚机制，完全无害。”
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平稳，每个词都像经过精密计算后才被释放出来。埃琳娜注意到他从不使用“你”来称呼她，始终是“克罗斯探员”，仿佛这样可以把对话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特伦特·莫罗旁听了你的课。”她直接切入主题，“就在昨天，他被人杀了。”
格雷夫斯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从控制台上移开了，缓慢地交叠在身前。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声说：“莫罗先生确实来过。但他不是我的正式学生，他只申请了旁听一节试听课。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完后就走了，没有参与任何讨论。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此。”
“他为什么会来听这门课？一个年薪七位数的企业副总裁，跑到社区学院的地下室里听心理学讲座？”
“也许他想理解什么，”格雷夫斯说，“也许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些被他击败的人会那么愤怒。人是奇怪的动物，克罗斯探员。当你拥有全部权力的时候，你反而会害怕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我猜他是想从心理学层面寻找一些答案。可惜他找到的，可能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这话里有某种模糊的暗示，但埃琳娜暂时无法抓住它。她把注意力转向学员名单：“马库斯·沃克，你的正式学员。他现在在哪里？”
“马库斯已经缺课好几周了。实际上，自从集体仲裁案的结果出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格雷夫斯走到一张桌子旁坐下，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做出一个愿意配合的姿态，“他是个好人，但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我曾劝他不要让个人情感影响判断力，但你知道，人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很难听进去道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莫罗先生的死有关，但如果有关系，我并不意外。”
“你刚才还说不意外？”
格雷夫斯抬起眼睛，那层淡蓝色的薄冰似乎变得更加透明了一些，透出底下某种更深的、难以名状的东西。
“我是说，在心理学层面不意外。当一个系统反复拒绝一个人，当所有合法的通道都被封死，当服从于规则换来的只有惩罚和羞辱——那么迟早会有人拒绝服从。这不是预言，克罗斯探员，这是逻辑。我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早看出了问题的走向。”
“所以你的课是在教他们不服从？”
“我在教他们思考，”格雷夫斯纠正道，“思考权威是什么，规则服务于谁，以及当规则变成压迫的时候，一个人有没有权利打破它。我从不对他们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我只是把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至于他们各自带着这些问题走出去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教室里的灯光闪了一下，短暂的黑暗像一张幕布倏忽落下又掀开。那一瞬间，埃琳娜觉得格雷夫斯的面孔似乎变化了，变得锐利、年轻、甚至残忍。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他又恢复了那个温和的知识分子形象。
她决定暂时撤退。她需要更多的证据，而不是一个心理学教授滴水不漏的哲学演讲。
离开之前，她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莫罗旁听的那节课上，你讲了什么？”
格雷夫斯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用马克笔写下两个词。他写第一个词的时候用力很轻，字迹纤细：服从。然后他写第二个词，笔尖几乎刻进了白板表面：惩罚。
“我们讨论了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当代意义，”他转身面对她，“一个穿白大褂的权威人士命令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电击，大多数人都会服从，即使他们以为自己在杀人。问题是，当那个穿白大褂的人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老板、一个法务代表、一个仲裁员的时候，服从会改变什么？”
他把马克笔丢进笔槽，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答案就在你的案子里，克罗斯探员。”
埃琳娜走出地下室的时候，正午的阳光刺得她眯起了眼。她的脑海里反复回放着格雷夫斯最后那句话，以及他说那句话时的眼神——那不是一个回答问题的人的眼神，而是一个正在做实验记录的人的眼神。
她的通讯器再次震动。技术组发来了一条加密消息，只有一行字。
“笔迹比对结果已出：‘服从即正义’四字，与马库斯·沃克的档案笔迹，匹配度百分之九十七。”
下面还附了一条。
“三分钟前，萨瓦诺私人仲裁中心的法务主任艾德里安·兰道，被发现死在自己车内。胸口钉着一份仲裁协议副本。”
第二条的信息发送时间，恰好在格雷夫斯写下“惩罚”这个词的两分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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