桦树林在冬天会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
不是风声。风穿过光秃秃的树枝时,会带起呜呜的哨音,但桦树林的声音比那个更低、更沉,像是无数根白骨在轻轻地磕碰。许文走在通往槐园的路上,导盲杖每一次点到冻硬的土地上,都会传回来一个短促的回声,然后被那些树枝的低语吞没。
他花了三天才找齐信封里的线索。
那张硫酸纸上刻的不仅是七个“逃”字。在最后一个字的下方,还有一串被刻意磨花了的凸点,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拼出那行数字——不是盲文,而是用针尖扎出来的标准阿拉伯数字,每一笔都扎得极深,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一个日期,一个时间,一个地址。
地址是城北桦树林十七号,槐园。
时间是今天下午五点整。
许文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熬过那三天的。他照常上班,照常按腰、按腿、按颈椎,照常对每一个客人说“少弯腰”“别搬重物”。但他的耳朵一直在等,等那个左脚重、右脚轻的脚步声再次出现,等那个苍老的、被烟熏透的声音再次响起来。
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
槐园的门牌号并不难找。事实上,在钢城,没有任何一个地址比“桦树林十七号”更好找——因为这片桦树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地标。林子的北边是七厂废弃的厂区,南边是苏联专家当年盖的那批红砖楼,槐园就夹在中间,像一个被两边同时遗忘了的孤儿。
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在林子边上就说什么也不肯往里开了。
“那地方不干净。”司机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老师傅,您真要去?”
许文付了车费,推开车门,导盲杖在地上点了两下,找到了通往林子深处的那条碎石路。
“五点半我来接您,”司机摇下车窗喊了一句,“您要是没出来,我可就走了。”
引擎声渐渐远去,世界重新归于沉寂。许文站了一会儿,让耳朵适应这片空旷。城区的噪音在这里已经完全听不到了,只剩下风穿过树枝的声音,和远处某种金属部件在风中晃动的、若有若无的叮当声。
他开始往里走。
碎石路很快变成了泥土路,泥土路又变成了被枯草覆盖的石板路。导盲杖敲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然后在林间反复回荡。许文一边走一边默数步数,同时用耳朵捕捉着四周任何异常的声响。
他听到了一些东西。
不是风,不是树枝,不是自己脚步的回声。
是一种极轻微的、有节奏的窸窣声,像是什么人踩着枯叶在不远不近的距离跟着他。
许文停下了脚步。
那窸窣声也停了。
他继续走。
窸窣声又响了起来。
那个人跟了他多久?从林子的入口?还是更早——从推拿院的门开始?许文的额头渗出了一层细汗,但他的步伐没有变,导盲杖的敲击频率也没有变。九年的黑暗教会了他一件事:恐惧本身也是一种信息,而信息是需要被读懂的。
他停下,转身,面对着来时的方向。
“你在那里多久了?”
沉默。
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大约十五步远的地方传来。
“比你久。”
许文握紧了导盲杖。这不是他期待的那个苍老嗓音。这是一个年轻的、低沉的、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的声音。
“你也是收到信的?”
“不然呢?”女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很淡的嘲讽,“来这地方看雪景?”
她走过来,脚步声很轻,踩在枯叶上的声音像猫。许文从她的步态里听出了一些东西——落地的重心均匀分布在脚掌的前后两端,步幅短而稳定,这说明她走的每一步都是试探性的,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警觉。
一个警觉的女人。
她走到他身边,停下了。
“我叫苏兰。”她说,“记者。”
许文微微侧了侧头。他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而是一种冷冽的、像碘伏又像某种金属清洁剂的气味。这个味道他在七厂的医务室里闻过无数次。
“许文。”
“我知道你是谁。”苏兰说,“七厂爆炸,唯一的幸存者。档案上被列为失踪人口。”
许文没有接话。
“你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也收到信?”苏兰的语气忽然变了,少了几分冷嘲,多了一些东西——像是某种被强行按住的愤怒,“因为九年前,我本来应该在那间车间里的。”
风突然大了起来。桦树上的积雪被刮落,洒在他们身上,像是有人在头顶抖开了一块巨大的白布。
“我是那年秋天调到七厂的外聘技术员。”苏兰说,“出事那天上午,我请假去了市区办手续。下午两点十分,我从市区回到厂门口。两点十五分,我刚走到四号车间门口。”
她的声音停住了。
许文不需要她说下去。七厂的人都知道,三号车间爆炸的时候,紧挨着它的四号车间也在冲击波里被夷为平地。苏兰只要再早到两分钟,她就会和四号车间里的所有人一起,变成那堆再也分辨不出的废墟的一部分。
“你是记者?”
“现在是。”苏兰说,“当年不是。”
她没有继续解释的意思,转身面向那条通向槐园深处的小路。
“走吧,我们不是唯一被邀请的。”
她走在前面,许文跟在后面。两个人没有再说话,只有导盲杖敲击地面的嗒嗒声和枯叶碎裂的脆响在林间交替响起。
大约走了十分钟后,周围的桦树忽然变得稀疏起来。许文的耳朵里捕捉到的回声频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方的空间突然变得很大,很空,像是一个被树木包围的巨大空腔。
他们到了。
槐园。
许文不能用眼睛看到这座建筑,但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去感知它。风穿过二楼破窗时产生的呜呜声,告诉他楼上有至少三个房间的窗户已经完全碎裂;空气中弥漫的潮湿霉味里混着一种特殊的木质腐烂的气味,说明一楼的地板已经大面积腐朽;而当他用导盲杖敲击大门前的石阶时,那沉闷的回声告诉他,门是实木的,而且很厚,厚到当年建它的人显然没打算让它被轻易撬开。
那扇门现在是虚掩着的。
“有人比我们更早。”苏兰说。
许文点了点头。他已经闻到了——从门缝里渗出来的,是一股淡淡的香烟味。不是劣质烟草的呛人气味,而是一种更细腻的、带着甜杏仁味的烟丝味,这种烟丝在钢城的工人阶层里并不常见。
他推开门。
前厅里已经有两个人。
一个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另一个站在壁炉旁边。当许文迈过门槛的那一刹那,两道目光同时落在了他身上,但他只能听见他们的呼吸。
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呼吸深沉而有规律,每一次呼出的气流都带着轻微的口哨声——这是鼻中隔偏曲的典型特征。而站在壁炉旁的人呼吸更浅,更快,像是在刻意控制着每一次吸气和呼气,不让它们暴露出任何情绪。
“又来了两个。”坐在沙发上的声音响起,是个中年男人,嗓音洪亮,底气十足,习惯性地拖长最后一个字的尾音——这是常年在车间里用命令式的语气说话的人才有的特征,“看来那封信寄了不止一封。”
“四位。”苏兰冷冰冰地纠正他,“路上可能有更多。”
“四位就四位。”那男人站起来,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我姓吴,吴德庸。七厂的,以前是三号车间的主任。”
许文的呼吸顿了一下。
三号车间。
他曾经工作的那个车间。
“吴主任。”他平静地说。
吴德庸愣了一下,然后干笑了一声,“你也是七厂的?”
“质检组。”
吴德庸沉默了。那个沉默不像是认出了某个故人的意外,而更像是突然撞见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时的错愕。许文在他的沉默里听到了一种很微妙的、正在快速调整姿态的东西。
“质检组的人我都认识,”吴德庸慢慢说,“你姓什么?”
“许文。九年前,质检组技术员,工号0742。”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深井里,过了很久才听到落水的回响。
吴德庸吐出一口气,“许文?你——”他顿了顿,像是在选择一个恰当的词,“活下来了?”
“档案上说我失踪了。”
站在壁炉旁边的那个人忽然插话了。他的声音比吴德庸低了一个调,语气平淡得像是在汇报工作,“既然人差不多齐了,不如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钱大勇,七厂安环科的。”
安全环保科。九年前那场爆炸之后的内部调查,就是安环科主导的。调查了三个月,结论是“操作不当导致安全事故”,所有的书面材料加起来不超过三十页。
许文握紧了导盲杖的握柄。他现在能确定四件事了。
第一,这封信不止寄给了他一个人。
第二,来的人都是和九年前那场爆炸有关的人。
第三,他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接收者。
第四,那个把所有人召集到这里的人,希望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林间的光线本来就不足,现在更是只剩下了最后一点发青的薄明。前厅里没有人去开灯,五个人的影子在墙面上模糊地交叠在一起,像是一些正在缓慢爬行的、没有轮廓的东西。
“还有人没到吗?”苏兰问。
“至少还有一个。”钱大勇说,“我进来的时候看过来宾登记簿——别那么看着我,那东西就摆在门口。今天的登记栏里,已经打了五个勾。”
许文听到苏兰的呼吸变了。她的声音里多了一层不易察觉的紧绷,“五个勾?但我们这里只有四个人。”
前厅里的空气像是忽然被抽走了几分热度。
就在这时,所有人同时听到了一楼走廊尽头传来的声音。
不是脚步。
而是一种更有节奏感的、更有金属质感的声响——哒,哒,哒,在地板上敲过一下,再一下,再一下,不紧不慢地朝前厅这边移过来。
许文太熟悉那个声音了。
那是导盲杖敲击地板的回声。
走廊尽头,一扇门被推开了,铰链发出尖锐的呻吟。那股声音停下来,然后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像是声带被什么东西撕扯过的声音响起来。
“人都到齐了。”
那个声音说。
“那就开始吧。九年前三号车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今晚,就在这里,我们把它说清楚。”
许文听着那个声音。
他忽然觉得浑身发冷。
不是因为那声音里的决绝,而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另一件事。
自从他们四个人进入槐园以来,前厅通往外界的那扇门,一直没有再被推开过。
那个拿着导盲杖的人,是从别墅内部走出来的。
他一直在槐园里面。
从一开始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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