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
拉杰普尔镇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连续三天的暴雨将通往甘蔗田的土路泡成了齐踝的泥浆，镇中心广场上那些为丰收祭典搭建的彩色帐篷被雨水浇得东倒西歪，商贩们用塑料布盖住了货摊，蹲在屋檐下抽着烟等待雨停。空气中弥漫着那股只有拉杰普尔才有的混合气味——甘蔗在雨水中发酵的微甜、泥土翻涌上来的腥气、以及从蓝墙咖啡馆半掩的木门里飘出来的、老板娘刚煮好的咖啡豆的焦香。
卡维塔·夏尔马已经不再是首都犯罪调查局的警探了。她在萨达尔·亚达夫案终审宣判后的第三个月递交了辞职信，维克拉姆·辛格将那份信压在自己办公桌上压了整整一个月，最后还是签了字。签字那天他说了一句话——“局里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警探，但拉杰普尔多了一个真正需要留在那里的人。”她没有反驳，因为他说的是对的。她如今是“阿米塔·夏尔马基金会”的创始人兼执行理事，办公室设在蓝墙咖啡馆的二楼——老板娘免费提供的，理由是“反正二楼那两间房堆着的咖啡豆已经过期了，不如腾出来给活人用”。基金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达利特社区的女性报案、为她们联系律师、以及在必要时——当地方警察局依然试图用“意外”来搪塞失踪案时——直接打电话给已经升任犯罪调查局副局长的维克拉姆·辛格，让他在半小时内从首都调一队探员过来。
两年里，基金会经手了一百三十七起案件，其中八十九起被成功立案，二十一起走到了法庭判决阶段，剩下的仍在与各地方法院和警察局的推诿扯皮中缓慢推进。那个曾经坐在拉杰普尔警察局门口岗亭里玩手机的年轻警员，现在是基金会在警局内部的联络人——维克拉姆在整肃警局时发现他是整个局里唯一一个没有收过拉杰·辛格一分钱贿赂的警员，于是破格提拔了他。他现在负责确保每一份从基金会送来的报案材料都能被及时录入系统，而不是被塞进某个贴着“已结案”标签的铁皮柜里。
关于那些被审判的人，消息断断续续地从北方省特别监狱传出来。萨达尔·亚达夫在入狱后的第三个月曾试图通过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审判过程中存在程序性瑕疵”。最高法院在审查了全部庭审记录后，以一致意见驳回了上诉，并在驳回裁定书中附上了一段措辞罕见的批语，那段话后来被全国各大报纸全文转载，印在了桑卡尔几乎所有法学院的教材扉页上。拉杰·辛格在同一个监狱服刑，他的左腿因为卡维塔当年开枪造成的旧伤恶化，走路需要拐杖。他在狱中申请了一次和卡维塔的会面，说想当面向她道歉，说他在监狱里读了一些书，说自己老了，怕死之前没有人原谅他。卡维塔收到申请后在申请表上写了一行字，然后将申请表原封不动地退回了监狱管理处。她没有去见他。帕拉什·米特拉在监狱图书馆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像一个模范囚犯。拉维·库马尔被关在精神健康特殊监区，他携带的亨廷顿舞蹈症致病基因在他入狱后的第一年开始显现早期症状——右手的轻微不自主震颤和偶尔出现的面部肌肉抽搐。卡维塔每隔三个月会收到一份关于他健康状况的简报，但她从来没有去探望过他。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她不确定自己看到他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画面会是他勒死那些孩子的模样，还是他在母亲墓前跪下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活过”的模样。
而阿琼·梅塔，没有回来。
他在那封信里告诉她——他要去一个地方，把那份名单交给它应该被交给的人。她没有问他要怎么把一份写满了受贿法官名字的名单公开出去而不被灭口，她只是知道她无法阻止他，因为他花了十二年收集证据，又花了整个审判过程来确保那些证据不被辩方污染，现在他要去做最后一件事了——把那些在哭墙背面安静地等待了多年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念出来，念给那些有能力做出改变的人听。
他做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特别调查委员会在接到名单后的一个月内成立，二十七名涉案人员——十二名法官、八名检察官、七名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全部被停职调查，其中十九人最终被提起公诉。这是桑卡尔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司法系统内部清洗行动。但阿琼·梅塔本人，在那之后便消失了。他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没有在任何一份表彰名单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维克拉姆动用了犯罪调查局的情报网络去寻找他，只查到他曾出现在北方省边境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镇加油站，用现金买了一桶汽油和一瓶水，然后继续向北行驶。此后他的踪迹便彻底消失在了广袤的甘蔗田和更远处的山区之间。
今天是丰收祭典的前夜。暴雨在傍晚时分忽然停了，天空被洗成一片清澈的深蓝，最后一抹晚霞正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缓缓熄灭。镇中心广场上重新支起了被雨水冲垮的帐篷，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从屋檐下冲出来，赤着脚在积水中追逐嬉闹，脸上涂着用姜黄粉和朱砂调成的彩色图案。女人们将一筐筐被雨水打湿的鲜花重新摊开晾干，空气中渐渐恢复了丰收祭典该有的那种躁动而甜蜜的气氛。
卡维塔站在哭墙前。她的手中拿着一根白色的粉笔，刚刚在墙上画完了一张新的面孔——阿米娜·库马里。她画了那双温婉的眼睛，画了她在风中微微扬起的发梢，画了她伸出的那只手指向远处那片甘蔗田。她在阿米娜的手腕上画了一条细细的手链，手链末端系着一枚小小的圆形吊坠，吊坠上刻着象神的轮廓。她画完后后退了一步，审视着这幅用了两年时间才终于完成的肖像，发现它和阿琼三年前在老园丁的土屋里画的那幅一模一样。
她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问她画的是谁。她低头看到一个小女孩——大约七八岁，赤着脚，穿着湿了半截的纱丽，脸上涂着彩色的祭典图案，正仰着脸看她。
卡维塔弯下腰，用粉笔指着墙上那张新画的面孔，说这是一个等了三十二年的人，在等她的儿子回来。
第二天清晨，丰收祭典正式开始。鼓声震天，烟花炸响，整个拉杰普尔镇都在庆祝甘蔗的丰收和大地的馈赠。卡维塔在蓝墙咖啡馆二楼的办公室里整理着新一批的报案材料，窗台上放着一只用甘蔗秆雕刻的小鸟——那是昨天夜里有人放在咖啡馆门口的，没有署名，没有留言，但鸟的翅膀上用刀尖刻着两个字——“平安”。她推开窗户，将那只小鸟放在阳光下，然后坐回办公桌前，拿起了笔。
她面前摊着一份空白的调查报告模板，经办人一栏已经签上了她的名字。窗外远处，那片无垠的甘蔗田在晨光中沙沙作响，像一首唱了三十二年还没有唱完的挽歌。但今晨的歌声里，比以往多了一个新的旋律——那面画满了女孩面孔的哭墙上，阿米娜·库马里手指的方向，正对着东方的第一缕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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