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判那天，海望町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只有在降雪天才会出现的清冷与寂静。潮来地方裁判所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海望町的居民几乎全部到场，比前几次庭审来的人更多。老人们裹着厚厚的棉衣，有人天不亮就出门赶第一班渡轮，在灰蒙蒙的晨光中穿越海湾。良太扶着老町长森山坐在最前排，森山的手里握着一只怀表——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旧物，表盘已经发黄，指针还在走。
旁听席右侧坐的是东都来的人。渥美本人终于出现了。他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尽量不引人注目。但在秀一被押进法庭的时候，渥美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那个动作很轻，轻到几乎看不出来，但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秀一的身影，从羁押通道到被告席，中间没有移开过。
秀一穿着和前几次庭审一样的淡蓝色拘禁服，头发剪短了，脸比在冷藏车里被救出来的时候稍微有了一点血色，但依然瘦削。他站在被告席上，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铐在荧光灯下泛着冷光。他没有看旁听席。他怕自己一旦看到那些人的脸——森山的、良太的、所有那些被他背叛又被他在冷藏车里重新想起的人——他准备了很久的话会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裁判长宣布开庭。法庭进入了量刑前的最后陈述阶段。检察官首先发言，重申了罪名的严重性——伪造环评数据不仅妨害了司法公正，更直接导致了基地工程在海望町的强行推进，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他请求法庭依法严惩，以示警戒。
轮到秀一陈述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旁听席上开始有人不安地挪动身体，久到书记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似乎在确认他是不是忘了要说的话。秀一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极其用力，像是在石头上刻字。
“我不请求减刑。”
他停顿了一下。法庭里安静得连暖气管里水流的声响都能听见。
“在这个法庭上，几个月前，我以海望町居民代理律师的身份站在这里，向裁判所提交了一份环评报告。那份报告里每一个关键的噪音数据都是假的。黑川雅之修改了它，我在知道它被修改的前提下签了字，把它交给了法庭。我当时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更大的图景’——为了法务省特别顾问的位置，为了在东都上流社会站稳脚跟，为了再也不用回到那个被海风和贫穷一起侵蚀的小渔村。这些都是真的。但不是全部的真相。”
他深吸了一口气，手指握紧了被告席的木栏杆。
“全部的真相是，我父亲十年前也站在这片土地上反对过同一个计划。他带着海望町的请愿书去东都，在防卫省门口站了整整一天，没有人见他。他回到海望町之后发现，有些人已经把他的名字写在了死亡名单上。他被警告了，被威胁了。他出海那天，天气预报没有任何问题，海水也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人。父亲死后，濑户内用同样手段来警告我——如果我不配合，父亲的遭遇就是我的前车之鉴。但我配合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我想要他给的那些东西。恐惧也许能成为一个人犯错的开始，但让人继续错下去的，从来不是恐惧，是欲望。”
旁听席上传来压抑的抽泣声。秀一没有转头看，他继续说道：“我背叛了海望町三百二十七口人的信任，背叛了法庭对一名律师的基本期待，背叛了我母亲用整整一辈子教我的东西。她在临终前跟我说，千万别缝错人生的针脚。她说完这句话就咽了气，而我在此后整整三个月里，继续缝错每一针。直到佐伯刑警把那些证物一件件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有些针脚缝错了可以拆掉重来，但有些针脚缝错了，只有用自己的手把它拆开。拆开的过程也许很痛，但这是唯一能让整张网不被彻底毁掉的办法。”
他停了一下，然后把最后一句话一字一顿地说完。
“我请求法庭依法判处我应得的刑罚。不请求减刑。”
他说完这句话后法庭里安静了很长时间。裁判长低下头，在卷宗上写了几行字，然后宣布暂时休庭，合议庭需要时间进行评议。秀一被押回羁押室等待判决。他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坐在硬板床上，手铐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押解官打开门，把他带回法庭。裁判长的法槌落下，发出一声沉闷而清晰的响声。秀一垂下眼睛，听见了那声法槌，也听见了紧接而来的判决。那是他预料之中的数字，却仍然像海浪一样沉重地压在他胸口，宣告一个人的坠落终于落地，一个漫长的审判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裁判长宣布：被告人林秀一，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即刻执行。
旁听席上炸开了一阵压抑不住的骚动。有人在哭，有人在低声咒骂，有人沉默着。良太站了起来，又被森山拉住了。渥美在角落里闭上眼睛，额头上出现了几道秀一从未见过的深纹。
秀一被带出法庭的时候，在经过旁听席最后一排的位置时脚步顿了一下。渥美没有站起来，只是微微向秀一点了一下头。那个动作秀一不知该如何解读——歉疚、告别、还是对一个曾经最得意的门生最后的认可。他终究没有停下脚步。
雪还在下。押解车驶出法院大门的时候，秀一从小窗里看到了海望町的老人们。他们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雪落在他们的肩膀上，没有人打伞。森山站在最前面，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拐杖，雪花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积了薄薄一层。他看着押解车驶过，慢慢地、郑重地鞠了一躬。他身后所有人，齐刷刷地弯下了腰。秀一低下头，把手心贴在小窗冰冷的玻璃上。车窗很快起了一层白雾，模糊了那些佝偻的身影。
在被收监后的第一个探视日，秀一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着潮来拘留所的地址和他名字的编号。信封里装着一片干燥的海藻，边缘泛着淡淡的盐白色，夹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之间。信纸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一行字。
“爷爷最后留下的东西。他说你不配收到它，但他也说过，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重新开始。”
秀一认得那片海藻。那是海望町滩涂上特有的品种，叶片细长如带，在阳光下会泛出半透明的琥珀色。小时候良太总喜欢把这种海藻晒干了夹在书里，说那是大海的信纸。他把海藻举到眼前，透过那层半透明的薄片看着天花板上惨白的日光灯管，忽然觉得那光变得柔和了一点点，像是被海水滤过了一样。
同一天下午，佐伯信介在潮来县警署刑侦课自己的临时办公室里，收到了一份从东都发来的快递。快递单上寄件人一栏写着他老搭档的名字——那个已经被内部调查折磨了几个月、差点丢了退休金的警视厅老刑警。佐伯拆开快递，里面是一份皱巴巴的传真件，附着一张便条。便条上的字迹潦草而有力，是他老搭档的笔迹。
“信介，你托我查的那个纹样——菊花与银杏交错纹——我找到了定制商。是一个在东都银座经营了六十年的老字号银器店，专门为政商界人士定制家纹饰品。店主确认了照片上的领带夹是他们店里的手工制品，定制记录上的名字是濑户内诚也。下单时间是十年前，也就是那家伙从海上保安厅调任内阁府前的一个月。我还查到了另一个信息，店主不太愿意透露，但你可能会想知道——领带夹是成对定制的，另一枚是戒指。银戒指，同样的纹样，同样的下单人。这两件东西是濑户内为自己和一个晚辈订的，店主的原话是‘那个人看起来像是他的亲戚’。那个人比你我想象的年轻很多。”
佐伯放下便条，盯着上面的最后两行字看了很久。濑户内有一个同谋——一个戴着银戒指的晚辈——不是黑川。黑川是濑户内的表弟，但黑川不戴戒指。濑户内在警察厅和内阁府编织了十年的网络里，还有另一颗棋子。那个人还活着。濑户内失踪了，但那枚银戒指还在某个地方，戴在某个人手上。
佐伯把便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字迹比前面潦草，像是匆忙中补上去的。
“信介，内部调查昨天结束了。我被要求‘自愿退休’，养老金砍了三分之一。他们说是因为我泄露机密信息，但真正的原因你知道。我无所谓，反正也该退了。但你要小心——有人还在盯着你。最近我接到过好几次深夜的电话，接通之后对方不说话，只有呼吸声。不是打错。”
佐伯放下便条，走到窗边。雪已经停了，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海面上的雾气正在变浓，从外海缓缓向岸边推移。远处的空港工地上，打桩机和起重机的轰鸣声比之前稀疏了许多，只有零星的几台挖掘机还在作业。自从环评数据造假被证实之后，工程被法院下达了暂停令，工地大部分区域陷入了停滞。那些尚未拆除的脚手架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得格外突兀，像一副被遗弃的骨架。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秀一在拘留所里托人转交给他的那张字条。字条上只写了一行字——“帮我照顾老宅。廊下第三块榻榻米下面，有我爸留给我的东西。”
佐伯没有去搜查那个地方。他只是在字条背面写了自己的回复，托人带回给秀一。
“等你出来自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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