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渔夫仓田的尸体是在一个星期三的清晨被发现的。
发现他的是良太。那天良太照例天不亮就去养殖筏投饵，小船绕过防波堤的时候，他看见仓田的筏子那边漂着什么东西。起初他以为是漂来的浮木——台风季刚过，海上经常会漂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等他靠近了，才看清楚那不是浮木。
良太的惨叫声划破了海望町的清晨。
佐伯信介赶到现场的时候，海面上还笼着一层薄雾。他蹲在养殖筏的边缘，看着水中那个蜷缩的身影。仓田的脸朝下浸在海水里，一只手卡在筏子下面的缆绳之间，另一只手垂在水中，手指微微弯曲，像是要抓住什么。他的旧棉袄吸饱了海水，鼓鼓囊囊地裹着他瘦小的身体。
佐伯没有立刻让人把尸体打捞上来。他先在筏子上蹲了很久，用手电筒照着水面下的每一个细节。仓田的嘴唇发绀，皮肤呈现出溺水者特有的苍白。但佐伯注意到的不是这些——他注意到仓田后脑勺的头发有一小片暗红色的凝结物，被海水泡得几乎看不出来了，但在手电筒的白光下，那种颜色骗不过一个有二十五年刑侦经验的老警察。
“不要动。”佐伯对正准备下水打捞的年轻警员说，“先叫鉴识课的人来。”
年轻警员愣了一下，“佐伯前辈，这不就是……”
“就是什么？”佐伯转过头看着那个警员，声音很平静，但目光让后者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佐伯站起来，走到养殖筏的另一边。筏子上的木板有一块是松动的，边缘翘起了一小截生锈的铁钉。他掏出放大镜，凑近了看——铁钉的尖端有极其细微的纤维残留，深蓝色的，和仓田棉袄的颜色一致。但这不能说明什么，仓田平时就经常在这里干活，衣服被钉子勾破再正常不过。
不正常的是铁钉旁边的一小片痕迹。那是某种硬物撞击木板的痕迹，很新，边缘没有磨损，应该是不久前留下的。佐伯用手指比了一下撞击痕迹的宽度，大约三厘米左右。一个成年人的后脑勺撞在木板上，会留下差不多宽度的痕迹。
鉴识课的人在一个小时后到达。他们把仓田的尸体从水里打捞上来，放在担架上，盖上白布。佐伯站在旁边，看着白布下面那个瘦小的轮廓。他想起了卷宗里仓田的照片——那是去年町民运动时拍的一张新闻照片，照片里的仓田正站在公民馆门口，举着反对基地的标语，脸上的表情倔强而愤怒。
那张照片是仓田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公开形象。
当天下午，佐伯去了仓田的家。那是一栋建在海堤后面的老房子，院子里堆满了废弃的渔具和空牡蛎壳。仓田的老伴已经去世多年，儿子在外地工作，他一个人住。佐伯在玄关脱了鞋，走进这个被海风和岁月一起侵蚀过的空间。
房间很小，东西却很多。墙上挂满了旧照片和手写的便签，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和报纸剪报。佐伯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东西。大部分是关于基地建设的反对运动资料——传单、签名簿、给防卫省的请愿书草稿。仓田的字写得很大，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用力很足，像是要把纸都戳穿。
然后佐伯发现了那个东西。
那是夹在一份旧报纸里的一页潮汐表。潮汐表是渔民常用的那种，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每天的涨落潮时间。但这一张不同——在某个日期的格子里，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行字。
电话号码的笔迹和仓田的完全不同。仓田的字粗犷潦草，而这个号码的笔迹细小而工整，像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写的。佐伯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对照了一下笔迹——他不认识这个笔迹，但他认得这种写法。法律文件上经常出现这种字体，精确、克制、不带任何多余的东西。
电话号码旁边的那行字只有六个字：“让他不要再查。”
佐伯把潮汐表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只有左下角有一个模糊的水渍印记。他把纸举到灯光下，水渍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个手指的印痕，非常浅，几乎和纸纤维融为一体。但仔细看能看出来，那是一只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留下的痕迹。渔民不会戴橡胶手套干活。
佐伯把潮汐表装进了证物袋。
同一天下午，海望町派出所的接待室里，仓田的孙子走了进来。
少年大约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脸上的表情介于恐惧和愤怒之间。他站在接待室门口，攥着书包带子，咬着嘴唇不肯坐下。
佐伯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桌子上，没有催促他。
过了好一会儿，少年才开口。他的声音很小，像是怕被别人听见，“爷爷出事之前，跟我说过一件事。”
佐伯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爷爷说，他在整理旧文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东西。他去找过林秀一的父亲，在林秀一的父亲去世之前。”少年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重，“爷爷说，林秀一的父亲死之前，曾经来找过他，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
“什么话？”
“他让爷爷不要再查基地的事情了。他说，这个村子里，有些人的命比鱼还贱。”
佐伯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了一下。仓田的孙子擦了擦眼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桌上。布包很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线头。
“这个是爷爷放在我这里的。”少年说，“他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就把这个交给信得过的警察。”
佐伯接过那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日期和时间——正是仓田被发现溺毙的前一天晚上。纸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碰面的地点：灯塔。
还有一张发皱的旧照片，边缘已经卷了边。照片上的人他认得——一个是仓田本人，另一个是林勇作。两人并肩站在码头，身后的夕阳把他们的脸照得半明半暗。照片背面写着潦草的日期，是十二年前的秋天。
佐伯把纸条和照片都收好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后者正用袖子胡乱地抹着脸，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佐伯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他在刑警这行干了二十五年，见过太多失去亲人的家属，他知道任何安慰在这个时候都是轻飘飘的，像往大海里投一粒沙子。
“你爷爷是个勇敢的人。”佐伯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少年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他们说我爷爷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你相信吗？”
少年用力摇了摇头，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佐伯站在原地，看着少年跑出派出所大门，被雨雾吞没。他把那个布包放进自己的公文包，和之前找到的塑料碎片、潮汐表放在一起。这些东西每一件都不算决定性证据，但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拼图的碎片开始显出轮廓——一个不愿意接受真相的老人，一个在台风天出海然后再也没有回来的父亲，一个被许诺了“合理补偿”但什么都没得到的渔村，还有一个从海望町走出去、正站在法务省台阶上的年轻律师。
佐伯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雨。他点了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灰色的雨幕里一闪一闪的。
他的手机响了。是潮来县警署的同事打来的，说佐伯要求调阅的十年前林勇作出海遇难的案件档案找到了，但这些档案已经被标注为“已结案”，调取需要上级审批。
“谁批的？”佐伯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当时是海上保安厅牵头的调查，结论是意外事故。结案签字的是海上保安厅的负责人，后来被调到内阁府了。”
“他叫什么名字？”
对方压低了声音，“佐伯前辈，你查这个干吗？都是十年前的旧事了。”
“名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阵翻文件的窸窣声。同事的声音更低了，像是怕自己办公室的墙壁都在偷听，“结案签字的负责人，当时是海上保安厅警务部的。后来调任内阁府审议官，再后来去了一家政策研究财团。”
佐伯的烟在手指间缓缓烧着。
“他姓濑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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